近代美术史失踪的前卫者

　　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第二回展合影：（左起）曾鸣、赵兽、李东平、梁锡鸿，上海中华学艺社，1935年10月。 晚年的赵兽与他的画作。

　　1985年农历乙丑年，是中国美术史上一道重要分水岭。“85美术新潮”风起云涌，这一年的《中国美术报》报道了一个被人们遗忘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名字—赵兽，美术史上一个“失踪”的前卫者艺术群体得以重见天日。

　　一甲子恍若隔世，60多年前，早有一帮现代艺术的“弄潮儿”粉墨登场。1934年，来自广东的梁锡鸿、赵兽、李东平、曾鸣等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中华独立美术协会”。次年1月，他们在日本东京一家知名的粤菜馆—比谷山水楼发表宣言，以“超现实主义团体”标榜，誓把法国巴黎的美术运动为中心的近代画派介绍到中国，掀起一个有革命性的美术运动热潮。

　　在他们之前，高剑父留学日本提出改良中国画。置身“五四”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的洪流，梁锡鸿、赵兽、李东平等留学日本的艺术青年，敏感地察觉到世界美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他们以前卫姿态发振聋发聩之语，以求打破当时中国画坛“冷落的、沉闷的、保守的”局面。当时，法国、日本的前卫画家相继成立了本国的独立美术协会，梁锡鸿、赵兽等引“独立”二字创立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在中国推进新艺术。他们扛起“前卫艺术的中国代言人”之旗，并在日本举办了中华独立第一回美展。四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且都独当一面。梁锡鸿是野兽主义，赵兽是超现实主义，李东平是新野兽主义。

　　“我们需要的是新时代的绘画！”上世纪30年代，他们在广州出版《独立美术》，呼吁要“把美的主张赤裸裸地向这公众之前呼叫”。此后，展览在广州、上海、香港、南京举办巡回展。但这种新画风引入国内后反响寥寥，一般人不解其意。1935年底，梁锡鸿、赵兽等同仁们的纵情演出告一段落，协会解散。

　　青年们的艺术信仰并未消弭。“艺术家决不能做孝子贤孙，他们的任务就是捣动社会。”这是当年在广州颇具影响力的艺术传媒《艺风》主编孙福熙的艺术主张，与这群前卫青年不谋而合。协会成员们在广州创办《艺风》月刊、《良友》杂志，发表译述介绍世界前沿的前卫艺术，从后印象主义的毕加索、到野兽派马蒂斯到俄罗斯乡土艺术夏加尔都是他们极力推崇的艺术家。

　　1937年3月，梁锡鸿与何铁华在广州创办《美术杂志》，中华独立协会的成员在杂志上发起了一场与官方画家徐悲鸿的论战。《美术杂志》刊出梁锡鸿、何铁华、赵兽等十余人联合署名的文章《质问徐悲鸿》，针对当年徐悲鸿在香港和广州举办的个展，与徐悲鸿展开争鸣，质疑其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度。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梁锡鸿、赵兽等坚持的超现实主义、野兽派已不合时宜。这场提前到来的前卫艺术运动，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慢慢消失于人们视野。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陶咏白等人的美术史“考古”发掘之下，赵兽、梁锡鸿等被人们遗忘了近半世纪的前卫画家，才像出土文物般重见天日。陶咏白对赵兽留下了这样的评价：“赵兽虽然被世人遗忘了半个世纪，但他却从未忘却社会，他作为艺术家的心始终与时代的脉搏共振动，并始终保持着艺术家对生活的敏感性，以自己的行为方式，维护着这价值取向，不弃不舍，终其一生，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2006年、2008年，广东美术馆先后举办“梁锡鸿—遗失的路程”、“赵兽—神秘的狂气”两次大展，这两位被遗忘的画家重新走入人们视野。

　　前卫归平淡只求艺术真味    

　　热衷野兽派，摩登青年露锋芒

　　1931年9月，一批血气方刚、锋芒毕露的现代派画家，在当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现代主义油画群体——“决澜社”。当时就读于上海艺专、来自广东中山的进步青年梁锡鸿在老师倪贻德、庞薰琴的引领下，步入了这个五光十色的梦。他时常流连于上海法租界吕班路的薰琴画室，参加前卫画家们的时尚聚会。

　　尽管受新兴木刻运动影响，也曾寄送版画作品给鲁迅先生，受到鲁迅的赞赏鼓励，但青年梁锡鸿还是选定了一条更为前卫激进的艺术道路：立志用“野兽群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Dadaism(达达主义)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打破艺术界的衰颓和病弱。遵照老师倪贻德的艺术主张，他决心用“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用全生命来赤裸裸地表现我们泼剌的精神”。

　　三年后，留学日本的梁锡鸿和友人在东京成立了与“决澜社”主张相近的前卫艺术团体——“中华独立美术协会”。青年梁锡鸿创作上风格前卫、画风多变，被视为野兽派画家在中国的代表人。受到日本的前卫画家里见胜藏、法国野兽派佛拉芒克和鲁奥等人的影响，梁锡鸿创作了一批感性十足的画作。他的作品《少女》中，恣意的笔触和厚重涂抹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创作时而沉溺在恋爱和肉欲中，创作激情变化如鬼神；他笔下的风景，以生猛的节奏让颜色冲撞，画面中浮现音符升腾之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梁锡鸿流亡香港，积极投身抗战工作。他在艺术上不断自我调适，从“为艺术而艺术”，摸索着用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服务于战时宣传。1939年，在香港流亡期间，梁锡鸿与何铁华在香港岭英中学创作《建国》，用一种颇为罕见的前卫画风表现抗战。画面中，一位身着中山装的男青年，只身矗立在满目疮痍的城市中，背景以立体图形拼接了城市中的景物：飞艇、战舰、学校、工厂、灯塔、铁桥、大厦……梁锡鸿大胆采用立体主义、机械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手法表达超现实主义的幻象。

　　抗日战争结束后，梁锡鸿已过而立之年，他不遗余力介绍西方现代派的艺术。1946年至1947年之间，他在广州《建国日报》“艺术周刊”、“艺坛”陆续发表译述，系统向大众推介莫第里安尼、毕加索、马蒂斯、米勒等现代主义大师，是活跃在西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前沿的一位艺术家。

　　情归水彩画，布衣质朴识真味

　　1948年，梁锡鸿发表《超现实主义的商榷》，反映了其创作观念的转变，他提出“要站在大众的立场上，重建新的本质作品……发掘人民大众的语言，感受人民的感情，了解人民的心理……完全融化在人民这大洋里面。”

　　新中国成立后，梁锡鸿在华南文艺学院、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务科长兼副教授，全身心投入到美术教学之中，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陆续编写了《美术用语辞典》、《西洋古典雕塑解说》等教材，长期被用作学院的教学参考资料使用。

　　此后，梁锡鸿因地主家庭出身，不断遭遇冲击，被打成右派。他被迫离开讲台，在美院生产科他养过猪，在教具组跑腿做过后勤，还从事过人防工作，甚至获得过海珠区捕鼠能手称号。在大家印象里，梁锡鸿总是那么低调、憨厚，无论任何岗位他都任劳任怨，全力投入工作。美院的师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竟不知道这个勤务工模样的人竟是一位画家。

　　十里洋场上发型时髦的摩登少年不见了，蜕变为戴着鸭舌帽、穿着朴素的劳动者。梁锡鸿不再热衷于现代派艺术，笔下大多是水彩和风景画，偶尔也创作一些国画山水作品。这些创作既与教学无关，也几乎无人欣赏，只是在家中图一尽兴。有时他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在家中吃饭的木桌旁支起画板，一边吃饭，一边不时地画上几笔。

　　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情随境迁，他的笔下已全然不见了乖张的形体、冲突的颜色，全然退化为幽然淡雅的风景静物。远山与溪流、飞鸟与孤岛，氤氲朦胧、诗意浓重，迷迷渺渺的山岭峰峦在远方隐没于天际。在水彩的世界，梁锡鸿褪掉了夸张的颜色、变型的构图，诉说着一个静谧恬淡的理想世界。

　　此时梁锡鸿的创作还包含了劳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比如沙田农村、农业学大寨以及赶牛车的场景，都以明亮抒情的笔触完成。他在画中往往会勾勒一对母女的背影。在那个动荡年代里，他想借这两个小小背影寄托对妻子和女儿的祝福。

　　1979年，梁锡鸿正式平反，恢复副教授职称，还被选为广州水彩研究会首任会长。同年8月，广东省美协为他举办了水彩画个展，当时美院的一些师生一度非常惊讶，原来这个“会养猪、擅捕鼠”的老人，竟是一位笔下韵味无穷的水彩画家，更不会想到，他在半个多世纪前曾是一位前卫艺术家。

　　闲敲棋子落灯花。1981年，早年一同留学日本、发起现代绘画运动的老同学何铁华从美国归来与梁锡鸿重聚，同窗老友不禁谈起艺术。目睹同学抽象水墨画的创作，梁锡鸿那痴狂了半生的现代派艺术梦，要死灰复燃了。同年，他的作品《渔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短短一年后，梁锡鸿在广州因病去世。女儿梁雅回忆说，梁锡鸿的追悼会上，棺椁要被运走的时候，来了一个戴帽子的老人，对着他的遗体脱帽三鞠躬，此人是中山图书馆的馆长，因为在美术文献里经常读到梁锡鸿这个名字，特此前来与这个一生清贫、籍籍无名的画家告别。当天，在梁锡鸿追悼会上，涌来了近五百位他生前的学生和老友与他道别，人们在他的艺术中找到了平淡纯粹和善良——这些一度遗失的品格。

　　“东方毕加索”痴狂野兽派

　　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

　　上世纪30年代，因留日学艺，赵兽，这个来自广东珠江流域贫寒的疍民家庭的青年人，投身到一场现代美术运动中，将前卫艺术率先引入中国，毕生投入到中西艺术的融合之中。

　　1933年，留学日本大学艺术科期间，22岁的赵伟雄为自己取艺名赵兽。他觉得《聊斋》中的鬼狐精灵有情有义，胜于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因此以“兽”字为名。

　　几乎与蒲松龄一样，赵兽毕生的创作也是在穷愁潦倒下进行的，“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如果说，蒲松龄的写作旨在破除贬志怪为“子不语”小道的俗儒之见，那么赵兽所坚持的超现实主义则是一条与时代主流美术相异的曲径。

　　赵兽早年留日期间的作品常常以“兽”的面目出现，1934年，他创作《颜》，揶揄赴日留学镀金的国民党政客，手法上借用超现实主义，似人似兽的脸谱颜色恣意，糅入了东方戏剧脸谱。另一幅作品《跳跃吧》借助怪异的图示、色块组合，呼吁人们觉醒、自主、自强，打破沉闷，做时代的先锋。

　　抱定超现实主义的志向，但赵兽没有放弃用画笔救济国难。抗战爆发后，赵兽在粤北一带从事战时宣传和教育工作，在兴宁，他创作抗日宣传画，编写抗日宣传快报，创作了宣传画《你参加抗战了吗》。画面中，一个士兵举起一支枪，上面附有标语：“你参加抗日救亡了吗？”据说，这幅画影响了许多粤北的年轻人参军，赵兽自己看完这幅画后都流下眼泪。

　　上世纪40年代，他逃难于江西、三南、东江一带，途中创作了一批带有毕加索青色时代画风的作品，反映逃难的悲惨生活。目睹战时的凋敝民生，他在创作中逐渐形成了两个原则：一是真实，不要虚假；二是批判，以超现实之眼关注现实、批判社会。

　　赵兽满怀热忱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他创作了油画《迈向新生活的一步》、《土地上的争吵》，抒发内心对新中国成立的渴望。对于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来说，早年的超现实主义画风不再适合时势，等待他的是一个崭新时代的洗礼。

　　落拓仍自在，白首尤痴狂

　　解放后，赵兽在广州市劳动局任干部。他对于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理想似抑实扬，升腾为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执著。他选择不再做一个运动分子，而是将现代艺术作为个人求索的方向。在不被外人知晓的画窗内，独自畅行于独立与自由的艺术世界。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1955年，赵兽创作了《分截人生》，用光影投射在一位老者身躯上，隐喻了人生因不同机遇下的内心挣扎。结果一画成谶，1958年，赵兽因被人诬陷，下放到广州市郊磨刀坑国营综合农场务农，由此开始了一段20余年的炼狱般的生涯。从降级、降职到停发工资，没有户口、粮食，被下放到农场，他不断地沦落到人生边缘。没有户口，他开玩笑说自己是“被开除球籍的人”。

　　1970年，年近花甲的赵兽带着三个儿子被疏散到无亲无故的肇庆。他被迫与妻子分离，无粮无户饱受煎熬，却死灰复燃般激荡出一股澎湃的艺术能量。从《渴望》、《绝望》到《老树乌鸦》，他以枯寂的寒冬老树比喻自己，画面苍凉，灼烧人心。

　　布袍萧索的落拓情境、如履薄冰的人生境遇，没有熄灭赵兽的创作之火，艺术是他的唯一寄托。他甚至养成酝酿腹稿的习惯，创作环境伺机而动，有些甚至直接画在破旧的木夹板上。创作于1969年的《饮早茶》堪称其代表作，赵兽以立体主义风格描绘了一组在茶楼中的市井人物群像，每个人面孔都有阴阳两面，讽刺那些阳奉阴违的人。之后又创作《在罅隙中生活的人》，两面逼仄的墙体挤压着一个瘦弱的躯体，描摹了每一个受困的灵魂……

　　此时的赵兽隐居在艰苦的乡野，重获艺术自由，所有画作只为慰藉一个寂寞冷清的灵魂——那就是他自己。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画作在全世界只有屈指可数的观众，那就是他自己、妻子和六个子女。家人对他的作品极其珍视，将这些画作一摞摞藏在床下，卷于破席之内，只因懂得。

　　“文革”结束后，赵兽得以平反。面对此前不公正的待遇，他并无半点哀怨。赵兽不遗余力地积蓄他的超现实绘画实践，他在绘画中似乎总是先知先觉的。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的《大楼与耕地的沉思》敏锐地看到城市里耕地减少的现状，触发人们反思；他创作的《谁能走在漩涡上》等作品，早在30年前就讽刺了腐败现象。

　　90年代中期，他又以犀利的眼光观察世界变化，以超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一批内涵深刻的作品，《美国国会大厦》、《谣言》等作品中，他描绘了乌云密布的白宫，讽刺这里是战争的策源地。他以绚烂的色彩表达对世界局势的看法，迷人色彩象征谣言，令人晕眩的圆圈，让人想到“谣言”总有一天会被识破……他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状态，真诚地表达对社会的思考。

　　晚年，这个笔带奇气、胆素如铁的画家被人遗忘在广州海珠区的民巷内。赵兽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将西方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融入自己的情思、创作和人生经历中。他的漫长而艰辛、前卫而果敢的艺术实践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他的绘画彰显着“神秘的狂气”，特立独行于中国百年画坛。

　　直至上世纪80年代，赵兽开始被外界知晓，广州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相继为他举办展览，这个“被开除球籍”的人回来了。早年一同为前卫艺术鼓与呼的老友何铁华回到广州后，见到了昔日老友藏在陋室席底横跨半世纪之久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大为惊叹，称赞他是“东方毕加索”。

　　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衰。2003年，赵兽脑溢血卧床不起，不久后去世。大儿子赵士滨回忆说，父亲临终前曾送他一幅画，题字曰“阳光雨露，永葆青春”。画面中，赵兽描绘了水井里的一株万年青，寄托了他对子女的期望，这也是他历尽苦楚、随遇而安的写照。时代的风起云涌中，他甘愿做水井里一株无人问津的万年青，无论溽热还是寒荒，看似弱小却极富生命力。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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