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掘古墓为何禁而不止

配图：绍兴警方收缴到的被盗文物。方乐摄 配图：绍兴警方收缴到的被盗文物。方乐摄 配图：绍兴警方收缴到的被盗文物。方乐摄

　　本报记者 严红枫 本报通讯员 严蓓蓓

　　眼下，影剧版的《盗墓笔记》正在热拍当中，现实版的“盗墓笔记”却也同步在浙江省绍兴市上演。近日，绍兴警方破获了一起当地史上最大的盗墓、倒卖文物系列案，共有124人被捕，破获大大小小盗墓案144起，扣押文物1335件。在这些文物中，有国家三级文物99件，二级文物9件，甚至还可能有国家一级文物。

　　盗墓风为什么愈演愈烈？　　

　　绍兴警方抓获的盗墓团伙，大多由绍兴本地人组成。会稽王陵、大禹陵、小黄山墓群等，都是绍兴比较有名的成片的古墓群，也是这帮人经常作案的场所。

　　因为对当地历史熟悉，一些在常人看来是荒山的地方，盗墓者却能一眼看出哪里有古墓。荒凉的地方，盗墓者白天探白天盗，若在村子周围，则采用夜间探夜间盗的方式。盗墓者都拥有自制的“探测仪”—洛阳铲。洛阳铲插入墓地拔出来时，尖头会带出泥土或者砖末，懂行的人细看成分，就能初步判断墓葬的年代。

　　其实，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历史上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在中国文物保护进程中，盗墓已然成为文物工作者的“头号公敌”，不计其数的珍稀墓葬因此难现真容。这次绍兴警方破获的盗墓案中就收缴到了将“吴越争霸”历史刻于镜上的“人物画像镜”等具有极高考古与史学研究价值的文物。

　　虽然国家有文物保护法，但在高额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盗墓行为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猖獗的盗墓行为与日益增加的文物收藏者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根据不完全统计，浙江一年发生的盗墓案约在10起以上。绍兴、安吉等古代文化绚烂之地也成了盗墓者眼中的肥肉。　　何处成盗墓重灾区？　　对比过去发生的盗墓案件，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被盗墓者“光临”的次数明显高于各个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浙江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墓葬1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古墓葬28处，列入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占整个浙江古墓葬的比例并不高，而那些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恰恰是盗墓案高发的重灾区。

　　一般来说，古墓葬基本属于地下文物，大多处在野外，其保护一般是由文物保护员定期进行巡逻保护，但要完全杜绝盗墓难度较大。

　　尽管如此，对于一些古墓葬，文物保护员已属稀缺配置。

　　浙江省文物局文物安全处处长沈坤荣介绍：“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其级别的不同，在管理模式上也存在差异。除了部分国字号文物保护单位有专人管理外，其他级别的一些文保单位是由业余文保员来进行日常巡查管理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些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这就意味着那些未列入保护单位，数量庞大、价值不高的古墓葬至今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而大批处于灰色地带的未列保古墓葬也让盗墓者看到了偷盗的可乘之机。

　　如何抑制盗墓之风？　　

　　“当前，我们进行操作的文物保护手段并不多。”浙江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李新芳告诉记者，现在文物保护部门对古墓葬保护手段还是集中在进行文物的普查工作，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并配合公安等部门进行一些古墓犯罪打击、侦破行动等一些传统手段上。现如今，盗墓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在浙江等一些文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形势更加严峻。尽管近年来，相关部门加强了巡查力度，但盗墓行为依旧防不胜防。

　　相对于稍显单一、被动的保护手段，近年来，盗墓案件、盗墓手法的发展却有了向更专业化发展的新趋势。

　　盗墓行为的背后是管理的集团化，技术的现代化和销赃渠道的多样化。盗墓集团内部的分工十分明确，在盗墓行动中往往规划周密，有计划地进行踩点、盗墓。相对于我们所熟悉的、比较传统的洛阳铲这一盗墓工具，一些更为先进的定点爆破、探勘技术也正被应用到盗墓中，而销赃渠道的多样化，收藏者、古玩市场、走私市场，甚至某些博物馆等隐性销赃渠道，都让打击文物犯罪的形势更加严峻。

　　究竟要采取何种手段抑制住这股猖獗的盗墓之风？

　　沈坤荣认为，除了加强打击力度、切断销赃渠道，还应加强完善文物保护机制，一些科技手段也应被纳入文物保护当中。据悉，浙江今年启动的文物平安工程，将投入3000万元为不可移动的文物安装安防系统，弥补文保人员不足的缺口。

　　此外，加强和普及公民的文物保护意识，让更多人加入到文物保护的队伍里，在社会中形成人人保护文物，自觉抵制盗墓行为，或许才是抑制盗墓风的根本做法。(本报记者 严红枫 本报通讯员 严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