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开年大展“鲁本斯和他的艺术遗产:从凡·戴克到塞尚”与当地观众见面,展览从“力量”“欲望”“同情”“高雅”“诗意”“暴力”6个方面呈现了鲁本斯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对后世艺术家的深刻影响。不难看出,展览突出的不仅是鲁本斯自身的艺术表现,更是以“影响力”为线索,展现鲁本斯是如何影响毕加索和伦勃朗的版画的,如何影响凡·戴克的肖像创作的,如何影响德拉克洛瓦的场景描摹的,以及如何影响康斯坦布尔和庚斯博罗的风景画的。通过回顾过去400多年间的经典,观众也许能更好地理解艺术的复杂性。
此次展览还试图传达这样一种观点:正是鲁本斯开启了西方艺术的伟大主题——但这似乎有违鲁本斯的本意。鲁本斯声称自己没有这样的创意,他曾公开感谢影响他的几位艺术家。受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影响,鲁本斯的作品色彩富丽堂皇,对比鲜明。他吸收了提香的暖色调,以更为透明的色彩使画面呈现出极为丰富的色调变化。他的宗教题材的三联画中的基督形象来自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他宏大的狩猎场面包含达·芬奇作品《安吉里之战》中一系列的暴力形象。显然,鲁本斯的绘画天分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不会隐藏自己从早期的艺术中借鉴了什么,而一个严肃而完整的展览也应该从艺术家受了谁的影响开始。
作为佛兰德斯画派最杰出的艺术家,鲁本斯非常善于描绘丰满的女性人体,作品主题也非常丰富,从宗教故事、神话题材再到风景和肖像,S形的构图、饱满的色彩、动感十足的巴洛克风格,构成了人们对于鲁本斯的基本印象。然而这样的概括并不能总结这位艺术巨匠的精彩人生。人文主义者、外交家、学者、收藏家、鉴赏家……这些身份在鲁本斯身上完美展现,相得益彰。
鲁本斯曾说:“画画是我的职业,当大使是我的爱好。”其中最重要的功绩要数成功为西班牙和英国缔结了友好关系,在欧洲,鲁本斯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贵客出入一个个宫廷,也因时常为王室作画而被赞誉为“诸画家之王,诸王之画家”。比如,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之母玛丽·德·美第奇绘制的《玛丽·德·美第奇的生涯》组画就是其中的传世经典,组画创作于1622年至1625年间,共24幅(其中3幅是肖像画),家喻户晓的名作《玛丽·德·美第奇抵达马赛》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巨作依然陈列在巴黎卢浮宫中。可以说,鲁本斯的艺术才能成为他重要的外交砝码,而他出众的外交才华又为他的艺术赢得了上流社会的极大青睐。
尽管鲁本斯才华横溢,被誉为“诸王之画家”,但这个美誉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种警示,因为鲁本斯是一位艺术家,但他也是一位朝臣,最终,他只能是统治阶级的装饰者,而不能触及更深的层面。尽管伦勃朗、卡拉瓦乔、委拉斯贵支与鲁本斯生活在同一时代,但鲁本斯创造的是“诱人的甜点”,而另外3人呈现的却是更加严肃的社会现实。在英国国家美术馆中陈列着鲁本斯为其妹妹苏珊娜·伦登画的肖像画和伦勃朗的作品《韩德瑞各·斯多弗肖像》,前者画面十分华丽,后者虽不华丽却深刻展现真实的人类,鲁本斯似乎惧怕看到黑暗,所以他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创作题材。
鲁本斯从1632年至1635年创作了《帕里斯的裁判》,这场裁判被认为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主要导火索,画面中雅典娜放置在树旁的盾牌上呈现的是蛇发女妖美杜莎的脸,这个形象是鲁本斯巧妙地从卡拉瓦乔画作中移植过来的。对鲁本斯而言,美杜莎的形象只不过是众多神话人物形象的一部分,而卡拉瓦乔则将美杜莎看作是可怕的自我识别的面具,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本斯试图避免让观众得到更多画面外的内容。
鲁本斯惧怕黑暗的艺术有他自己的理由,他的父母就是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而逃到德国的。父亲去世后,12岁的鲁本斯才跟随母亲回到了西班牙统治下的家乡安特卫普,如果说鲁本斯是没有经历过人类的邪恶和苦难的贵族显然是不正确的,恐惧感之于他是与生俱来的。
在鲁本斯的画作中很难找到暴力凶残的形象和场面,他认为人文主义精神可以击败心理上的黑暗。乐观、热情、浪漫的生活态度,造就了其自如洒脱、动感奔放的艺术风格。这也是有那么多皇室贵族对他趋之若鹜的原因。
从他生活的年代到19世纪,鲁本斯一直都是最受尊敬的艺术家,他平衡善良与邪恶、混乱与秩序,他的备受推崇被认为是理智的胜利。或许放到今天,鲁本斯会因为过于理智,而不能挤进最伟大的艺术家之列。他曾无数次描绘第一任妻子伊莎贝拉·布兰特脸上甜美的笑容,伊莎贝拉34岁死于瘟疫,在鲁本斯最后为其创作的画像中,她依然微笑着,也许,对鲁本斯而言,这样的微笑从来没有消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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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本报记者 李亦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