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佩苍参展的美术品遗失何方

徐悲鸿约1930年创作的《孙佩苍夫人与女儿画像》 张大千1941年绘《赠佩苍仕女图》（现存四川博物院）

　　孙佩苍生前怎能知道其蹊跷的死亡，又怎能知道他随身携带视作生命的中西美术珍品在成都几乎全部被人窃走、多年用心血撰写的美术史手稿不翼而飞；他更不会预料到存在上海那部分美术品二十几年后的跌宕命运：堪称世界一流的藏品或被调包、或被蛮横扣留、或被廉价处理。他憧憬的那座陈列馆永远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孙元

　　祖父孙佩苍(1942年)去世后，在四川三台的父亲是唯一赶赴成都办理后事的孙氏家人。父亲在1982年呈送民盟要求落实政策归还美术品的信中写道：

　　“在我去成都，料理我父后事时，我父好友徐悲鸿告我：‘你父临终时，让我把他的美术品交你好好保存，因大部画品钉在框上不易携带，可暂存此地给你作份清单。我手头有几幅画，可先带走。’

　　“傅斯年将我父衣物交我，并嘱我去重庆去取《世界美术史》手稿，但这一心血已不知下落。

　　“我去成都时，曾由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我父故友)出面向学校代为借400元。除旅费开支外，仅够支付运送遗体到成都北郊凤凰山的运费和埋葬费。至于棺椁及入殓衣衾均系教育厅代垫，曾向他们要求在我当年毕业后分期归还。因我夫妇两人收入有限，截至年末仅归还了臧校长代借款项。这时收到齐世英(据说是国民党中央监委)的来信说：‘四川教育厅因你未还垫款，拟留《陈老莲画册》作抵’，当然这是夺画的借口。虽经力争缓期，但终归无用。”

　　我在王震所编《徐悲鸿文集》中得知这画册的来历。徐悲鸿先生写道：1938年10月3日“孙佩苍兄亦由上海携沈培老旧藏陈老莲册，天下之奇也”。

　　教育厅代垫的棺椁及入殓衣衾费是一笔现金支出账，将这《陈老莲画册》“作抵”意味着某先生拿出一定数量的大洋入账后将画册归为己有。

　　这是一种等价作抵吗？去墓地的运输和埋葬费不到四百元，棺椁及入殓衣衾也就几百元吧。那“天下之奇”的《陈老莲画册》值多少呢？请看下面谢稚柳在1943年11月画展的价目，其作品的价格均以千元计。让谁“捡”这个“漏儿”，会是经过协商的。说是巧取豪夺当不为过。

　　当时二十几岁老实巴交的父亲回到三台，至年末用夫妻二人的工资付清了东北大学那四百元借款后被通知抵押画册，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了《陈老莲画册》，那一大批画放在何处，他们(包括四川教育厅)是怎么处理的？我脑中总浮起这样的场景：孙佩苍的熟人同事朋友们一件件整理查看在省图书馆和他寓所里的中外美术珍品，不少是初次见到，心绪各异……至于后来他们怎么决定，如何处理的不得而知，可结果很清楚：被褫夺一空。

　　根据郭有守的介绍，孙佩苍“一生所致力而得的珍藏，不惟没有得着正当的归宿，还都放在箱子里，连命运如何也不知道。因此X毅然决然慨允就带到四川的成都，从中X选出一部分精品公开展览”。就是说他的全部藏品均从重庆带到了成都并丢失于此地。

　　我父亲所说的徐悲鸿先生许诺的“清单”至今未见。

　　有个问题我很不解，在宋辞著《徐悲鸿对云南的影响》文中讲：“1942年1月6日，携带《八十七神仙卷》和十几箱艺术品，登上最后一艘开往印度巨轮，中途弃船经缅甸仰光转返滇缅公路，经历千辛，抵达我国边境县城保山。”“1942年1月，云南保山古城迎来了一位名满天下的艺术大师徐悲鸿。漂游海外三年的徐悲鸿一踏入祖国疆土，就举办‘劳军画展’以助抗日。”“画展从1942年1月中旬至2月，观众达十多万人次”。

　　各种徐悲鸿年谱也是讲徐先生在云南，而我父亲却说在成都见到他。孙佩苍去世时徐悲鸿尚在归国路途中，父亲笔录所讲临终对徐悲鸿的遗言或为代言或是有误。可父亲奔丧到成都后见到徐悲鸿一事不仅留下笔录，而且几次和我谈过此事，说得非常肯定。

　　此事只能有两种分析：父亲在成都见过徐悲鸿；父亲记错了人。

　　在《蒋碧微回忆录》中则另有一说，她在给张道藩信中请求为孙佩苍创建一美术陈列所：

　　“今日报载孙佩苍在蓉逝世，闻讯之下，无限伤感，念此人虽无大贡献于国家，然毕生尽瘁艺术之搜藏，至死而后生。其精神实至可佩，倘然将其收藏，聚集一处，创建一美术陈列所，则于艺术界将大大有功。此时吾深盼汝能促成之，一以志念死者，同时亦聊尽朋友之谊，苟死者有知亦可瞑目于地下，且此事除汝而外，固无其他人可以为力，想汝或不至不欲与闻也。”

　　这是《蒋碧微回忆录》中最令我感动的部分，除尊敬的蒋女士外，没有一个人对孙佩苍之死如此哀伤和关心。她在信中对张道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望其念昔日友谊，为孙佩苍创建一美术陈列所，而且说除张道藩外无人可以为力。那时的张道藩是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碧微这样说很有道理。

　　接着蒋碧微写道：“美术陈列馆没有成功，因为雨珊的家眷沦陷在北平，但他在重庆还有一批东北同乡和学生，他们代表远在北平的孙夫人集中保管他的遗物。”这是张道藩对蒋碧微要求的回复，回忆录里前后两段文字无间隔，应是立即的答复。

　　为什么蒋碧微要说“念此人虽无大贡献于国家，然……”？

　　这是一种向张道藩的求情，淑女蒋碧微不关心政治，不会对老朋友作出对国家贡献大小有无的评价，尤其对逝者。“无大贡献于国家”之辞当出于张道藩之口，他和蒋碧微交往甚密，想必向她说过对孙佩苍的看法，故蒋碧微用“虽无……然……”的语态请张道藩休戚前嫌。

　　张道藩对蒋碧微请求迅速而冰冷推辞的理由在常理和逻辑上都站不住脚。

　　“遗物”为何？从前后文字逻辑上看即为蒋碧微想为孙佩苍建美术陈列所要放置的美术品。

　　难道那些东北同乡和学生会从重庆赶到成都取这批遗物？最多是拿走留在重庆的《美术史》手稿吧。就算是将美术品给他们了，总得有个交接手续，有个明细吧。再说我父亲在没有“沦陷”的四川三台，又到成都办理祖父后事，并陆续支付还款，联系始终不断，怎么可能交给“同乡”而不交给作为长子的他呢？以我奶奶的为人处事，绝不可能委托什么同乡学生染指。

　　张道藩回复蒋碧微的时间大约在1月10日前后，此时孙佩苍尚未安葬，父亲还在成都办理后事，对孙佩苍美术品的“处理”不会这么快。张道藩没说实话，从好了说是推脱，往坏了想是已有预谋。

　　《中央日报》刊登的讣告里只有孙佩苍儿女(包括三叔)的名字，却没有和三叔在一起的奶奶姚淑荣，讣告中没有死者配偶，这很反常。奶奶有文化多见识，颇有城府，可能的解释是她对祖父的死有看法，拒绝教育厅的说辞。

　　还有一说法是这些展品送至中央大学保管并被带到台湾。

　　这个说法已经被中央大学艺术研究所的吴正方教授否定了(见台湾日记部分)。

　　除了父亲带回三台的几幅画(应是易携带的国画)，其余全部丢失。

　　孙佩苍1933年回国后，虽曾重返欧洲收集美术品，但在他去世前七年绝大部分时间在国内，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后撤移四川，他基本活动在重庆成都美术界和教育界。大学教授和参政员双重身份的他经济上较为宽绰，全国各地的文化人逃离沦陷区汇集四川大后方，携来大批文化艺术精品，孙佩苍在参政会提出“沦陷区域人民迁居内地其所运来之中西美术品应免征入口税案”，说明他对西南美术品市场有足够的了解，肯定参与大量的交流搜藏。这七年间他有能力与机会收集美术精品。作为收藏家和鉴赏家的孙佩苍会与名家密切交往，必会如饥似渴倾囊而出收得精品。1942年参展的西洋美术品大多是他旅欧时的收藏。如同徐悲鸿远下南洋数年后回国始终将其视作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携在身边，祖父也一定会让他爱不释手高端精品不离身半步。成都丢失的藏品定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见到谢稚柳在四川的画展有图录，我到成都省档案馆、省图书馆企图找到当年美展的目录，未能如愿。

　　除了去年冒出的张大千、谢稚柳的画(见下文)以及冲抵部分丧葬费的那件《陈老莲画册》，遗失的还有哪些珍品不得而知。

　　关键是那份清单，它可能在某部门或某人手里。

　　如果有人问：写了这么多，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的回答是：真相和公正。

　　可以有理由判断，孙佩苍成都丢失的中西美术品，其艺术价值不亚于存放在上海的那批，属极其珍贵的精品。

　　孙氏后人并不指望索回七十年前的遗物，但强烈地希望知道，作为一位著名收藏家和鉴赏家，作为“西画东渐”第一人，在中国大量的美术文物珍品流失海外的耻辱浪潮中逆流而上，将西方世界的美术珍品携回祖国的学者孙佩苍做到何种规模和档次。这个历史行为和荣誉不仅属于孙佩苍，也属于中国。

　　这批珍藏在哪里呢？2012年嘉德公司春拍的画册上显现出冰山一角：两幅孙佩苍的藏画：张大千《赠佩苍仕女图》 (1941年，现存四川博物院)、谢稚柳《老莲遗韵册》1941年，其二内有题字如下：

　　“……辛巳秋尽，佩苍道兄将有江南之行，写此为别。不免有故园之思。谢稚。渝州……”

　　谢稚柳1941年秋末在重庆将此画赠孙佩苍。

　　藏家为成都“望山堂”主人、收藏家刘欣。

　　两幅画均在成都。

　　可以肯定这两幅作品属丢失藏画之列。孙佩苍去世前不到一年内获赠，作为收藏家和张大千、谢稚柳的朋友，祖父不可能转赠或出售，一定被他人褫夺，或再转手。

　　这只是冰山之角。

　　建立一美术陈列馆，将其收藏供公共阅览是孙佩苍的理想。

　　早在1929年他给奉天省长公署一具《孙沛苍的为请组织美术研究社》中的“美术研究社简章”中，祖父就有创建美术陈列馆的计划。他打算用这个陈列馆 “提倡美术教育”，“陈列中外大家作品以供公共阅览”。

　　“美术研究社职员履历表”中除孙佩苍外，尽是些奉天省和地方官员、实业家、报馆、大学和金融系统的高管。这是建立美术陈列馆所需资金、政府支持、新闻宣传的必要条件。客观说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相当的档案尚未对社会开封，我不知道美术研究社的结局，囿于局势动荡等诸因，那美术陈列馆应当是无结果而终。

　　1940年孙佩苍仍念念不忘建立美术陈列馆之事。二姨奶姚淑文和其干女儿张心怡生前有如下文字记录：

　　1940年我的姐夫孙佩苍把他的美术品从北京运到上海租界，当时，海关的手续是我找地下党的同志帮忙给办的。

　　在那以后我姐夫在上海住了数月，他常到我这里来。我姐夫谈到他的美术品，他说：“这批美术品是我的学术的事业，也是我的兴趣爱好。我费了多年的心血来搜集保存，是为了中国的美术事业，希望将来时局好了的时候，能有个馆，我进去工作，把这批美术品也带进去。我死后这批美术品就都捐给这个馆，用我这批美术品来把这个馆建成一个陈列馆，留给中国的美术事业，也作为对我一生心血的一个纪念。”我的姐夫、姐姐一生都十分俭朴，钱都用在这批美术品上，这是他们一生的事业。”(姚淑文)

　　“有一天，我又去上海慈幼教养院看望尤其婧，正好孙先生也来了，经过姚主任介绍，我们四个人一齐坐在会客室里聊天。我听到孙先生对姚主任说：‘我收购美术品，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战争结束后，在国内有一个美术品陈列馆，我愿意把我收集到的美术品，全部送到这个馆里展出，我也愿意到这个馆里去工作，以便把它们介绍给与我有同样爱好的人来观赏、学习。’我们听了都很佩服孙先生的抱负，原来他省吃俭用收购美术品，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着眼于为社会服务，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张心怡)

　　在对祖父的崇高理想抱负敬佩之际，更有一种冰冷的苍凉。

　　孙佩苍怎能知道一年多后自己蹊跷的死亡，又怎能知道他随身携带视作生命的中西美术珍品在成都几乎全部被人窃走、多年用心血撰写的美术史手稿不翼而飞；他更不会预料到存在上海那部分美术品二十几年后的跌宕命运：堪称世界一流的藏品或被调包、或被蛮横扣留、或被廉价处理；他也万万不会想到被生前的朋友熟人有意无意地掩没封杀。

　　他憧憬的那座陈列馆永远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姐姐孙葳在纪念祖父文中写道：“生命的予生予夺，藏品的转手易主，不能有暴力的参与，不该有权力的介入，祖父的人生和他的收藏恰恰可以用‘生不逢时’四个字概括。”

　　孙佩苍是个悲剧。

　　那些美术品无论流落何处，在何人手中，我只期望安在并得以妥善保管，以慰藉祖父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