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馆您在当时做广州摄影双年展的时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王璜生(微博):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说觉得双年展来讲,这样一个平台的东西,应该做得更为前沿、更为学术性一点,它跟摄影节或者是跟摄影年会等等还不太一样,它可能会更国际化,更为前沿,更有问题一点,从这个价值考虑去做展览,也是三届做出来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在推进。也还是做了有一点影响,就是这么简单,没有想太多,既然做了就努力做下去。
记者:做广州摄影双年展的时候是每年针对一个主题去做?
王璜生:是,第一年的主题是有关城市,从城市这个角度是一个起源,因为摄影的起源跟城市化的发展,现代工业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些摄影界的理论等等相关,因此首先第一届是“重新认识城市的问题”或者重新面对城市的问题,就是城市。
第二届也是针对中国当代摄影发展过程,从1978以来的中国沙龙摄影,香港沙龙摄影的发展,他们所带进来的有别于中国一般的以前很晚的新闻摄影,以宣传类新闻摄影一样的东西,还是考虑摄影独立的艺术性,还有慢慢的发展为社会性等等问题的揭示,摄影专业、艺术的独立,一种发展的议题去思考问题,第二届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第三届也结合数码艺术或者是像新的媒体,就是跟现代化的进程,跟目前的传播方式相关,摄影在里边扮演着既非常尖锐的面对一个社会现实,能够很快地反映社会现实,得出传播方式,去影响社会跟公众,这样一些角度来做的第三届的展览。
记者:不仅是广州摄影双年展,中国很多活动都面临着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王璜生: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为什么发展这么糟糕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发展是一个接力棒,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能说一代人,就是一组人接着一组人持续地做下去,但是中国很多事并不是这样的,可能是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想要大干一番的想法,反正都是这样吧。我想包括中国这种美术馆馆长的选拔等等,这种选拔,反正中国是“官文化”。
记者:您有没有考虑将广州摄影双年展,就是摄影双年展的方式进行下去,比如在美院或者在其他的美术馆,有没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摄影双年展或者是摄影在美术馆的展览?
王璜生:美院这边我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这边有考虑现在发展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是很多人都在跟我谈这一点,包括在时代美术馆来做等等,有其他方面,我想我会很支持一些机构做这个工作,不是再沿用广州摄影双年展这个名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相关的工作我会很积极的参与跟支持。叫我牵头去做这个事,我现在没有这个精力,也不会再去做,我参与可以,可能我不会去牵头。
记者:这您怎么看待这种摄影节和美术馆中的摄影展的一个差异性?
王璜生: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们缺的东西太多了,美术馆也法国个很好的美术馆很认真地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记者:没有专门做摄影的美术馆?
王璜生:对,也没有很有规划的做摄影相关的一些展览,包括自身的建立,包括跟美术馆相匹配的学术性的展览,几乎都没有,民间有一些做得还是不错,确实跟官方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是这样,因为民间有时候做起来的时候,可能不像官方组织力度很大,包括公信度、号召力等等这些都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目前来讲,国内这么多摄影节,其实还是做得有点儿“群众运动”,我想应该做的是比较好的,像三影堂独家在支撑的,很难想象怎么样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