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曾拍摄家庭影片：废仓库中找到胶片

希特勒的恋人爱娃·布劳恩，旁边放着的是她的摄影机 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 资料图片

　　爱娃·布劳恩是希特勒的恋人，她曾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拍摄家庭影片，记录了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她拍下的家庭影片鲜为人知，直到1972年艺术家卢茨·贝克尔找到了它们后，布劳恩拍摄的有关希特勒的影像资料才重见天日。

　　现代快报记者 李欣 编译

　　大胆猜想

　　希特勒恋人

　　或许拍过家庭影片

　　艺术家卢茨·贝克尔1941年出生于德国柏林，他表示：“我这一代是被推入深渊的一代人。”现年72岁的贝克尔经历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现在居住在英国伦敦。贝克尔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至今他仍对二战中同盟国空袭时柏林防空洞中的恐怖气氛记忆犹新，他说：“我嫉妒那些成长过程中未经历过恐惧的人。”

　　1945年二战结束时，贝克尔和家人发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变成了一片被死亡笼罩的废墟，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从儿时起，贝克尔就对希特勒十分好奇。

　　20世纪50年代，贝克尔立志成为艺术家，同时对电影产生了爱好。1965年，他赢得了格罗皮乌斯艺术奖，1966年他前往英国伦敦学习艺术。在进行论文研究时，贝克尔跟纳粹德国再次结缘。“在德国联邦档案馆，”贝克尔回忆道，“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张爱娃·布劳恩的照片，照片上的她拿着一部西门子16毫米电影摄影机。”

　　时至今日，爱娃·布劳恩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她是希特勒的恋人，也是人们了解生活中的希特勒的一个窗口。布劳恩1912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29年她在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相店中工作，帮助售货、照相和冲洗照片。当时霍夫曼是纳粹党元首希特勒的专用摄影师，他在塑造希特勒的形象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他拍摄的希特勒看起来一直都是意志坚定的英雄人物。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照片被德国媒体大量采用，还被制成明信片出售给纳粹党的忠实信徒。经过霍夫曼的介绍，布劳恩认识了希特勒，1932年与其发展成恋爱关系。

　　成为希特勒的恋人后，布劳恩依然为霍夫曼工作，纳粹党摄影师的工作令她能够以随行人员的身份陪伴希特勒一同出行。布劳恩跟希特勒的恋情并非一帆风顺，她曾在1932年8月和1935年5月两次试图自杀。不过，到了1936年，她正式成为了希特勒的伴侣。

　　希特勒对布劳恩的态度十分矛盾，作为纳粹党元首，他希望自己的形象是一名纯洁的英雄。因此，希特勒和布劳恩从未以情侣的身份出席公开场合，直到战后，德国民众才知道他们是恋人。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回忆录中写道，布劳恩小姐从不跟希特勒共用一个房间，她总有属于自己的住处。

　　看到了布劳恩拿着电影摄影机的照片后，贝克尔就开始思考她拍摄家庭影片的可能性有多大。贝克尔想到，如果有摄影机的话，肯定就会有胶卷，如果有胶卷的话，肯定会被存放在某个地方。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有过关于家庭影片的报道。贝克尔听说过这些报道，但从未深究。没人知道这些胶卷被藏在哪里，或者它们是否真的存在。

　　重要线索

　　老兵曾在希特勒别墅里看到胶片罐

　　身在伦敦的贝克尔开始了自己的调查，他研究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和国家电影资料馆的记录。“在那时，”贝克尔回忆道，“并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将电影作为历史资料研究，大部分的历史学家认为报纸是比电影更为重要的历史证据，不过我迫切地想要找到有关纳粹德国的一切资料，还原出那个我曾经生活过的世界。”只要是能帮助研究纳粹德国的资料，贝克尔都愿意进行研究。

　　或许只有在纳粹统治下的柏林度过童年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需要和决心这么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爱娃·布劳恩的资料非常少，这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正是贝克尔的研究才改变了世界对希特勒和他的恋人布劳恩的了解。

　　1970年，贝克尔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加一个电影爱好者集会，在那里认识了一名曾参加二战、1945年4月参与攻陷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希特勒别墅的退伍美军。这位老兵告诉贝克尔，他记得在希特勒的别墅里曾看到过一大堆胶片罐，但他当时不理解它们的重要性。老兵回忆称，这些胶片罐最终被美国陆军通信兵带走，美国陆军通信兵负责收集、处理纳粹德国的影片和照片资料。

　　老兵的话激起了贝克尔的好奇心，他认为如果这些胶片罐真的存在的话，肯定最终会被带至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一些重要的文件，比如《独立宣言》的原始版本，就会被存放在那里。怀着一丝期冀，贝克尔查阅了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目录，但却无功而返，他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布劳恩的家庭影片的描述。线索看起来已经断了，但贝克尔并未灰心，他说：“我那时依然有种直觉，觉得布劳恩肯定拍摄过一些影片。”

　　回到伦敦，贝克尔继续追求自己的艺术事业，同时也未停止对纳粹德国影片的研究。1971年，制片人大卫·普特南和桑迪·利伯森找到贝克尔，邀请他担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纳粹化为主题的系列纪录片的顾问。贝克尔同意担任顾问，开始为普特南和利伯森工作后，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对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但是他仍未找到任何关于传说中的布劳恩的家庭影片的线索，不过作为纪录片顾问，他能够跟或许能帮上忙的管理员们进行交谈。

　　发现影片

　　胶片在无人问津的仓库里被找到

　　在多次造访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之后，贝克尔终于发现有未列入目录的16毫米影片，影片被存放在马里兰州一个无人问津的仓库里。

　　1972年春天的一天，贝克尔开车从华盛顿来到这个仓库，在一堆废弃的老胶片罐里开始了搜索。不过里面基本都是关于日本的影像资料，并没有16毫米影片。然后，当贝克尔推开这些胶片罐时，他看到了一些之前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东西——贴有德语标签的几个罐子。贝克尔打开了一个胶片罐，拉出了一段胶片拿到阳光下查看。令他惊讶的是，胶片是彩色的，更为惊人的是，胶片上的人物是希特勒和几名纳粹高官，他们在希特勒别墅的草坪上晒太阳。贝克尔判断，这些必然就是布劳恩拍摄的家庭影片。

　　布劳恩的家庭影片大部分在希特勒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里拍摄，具有一种天真的童趣。她拍摄到了这位纳粹最高统帅在生活中的样子，在她的影片中，人们能看到希特勒和他的朋友在别墅的草坪上休息，他们一边说笑，一边喝咖啡、吃蛋糕，还不忘给摄影机镜头摆姿势。布劳恩的镜头以一种罕见的亲密特写来拍摄希特勒，她的镜头在希特勒的身边、在他的餐桌上，这不是宣传团队镜头中所展示的希特勒的形象。

　　布劳恩的影片描绘了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获得空前成就时的希特勒，那时人们认为德国会赢得二战。后来美国加入同盟国作战，纳粹德国气数已尽，布劳恩也停止了拍摄。希特勒和布劳恩双双自杀后，布劳恩的这些鲜为人知的家庭影片渐渐被遗忘，直到贝克尔让它们重见天日。贝克尔回忆道：“这令我兴奋，令我觉得我的生命像是有种使命感。我曾对纳粹非常憎恨，看了这些影片后，我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引导这种愤怒了。”

　　对电影史来说，贝克尔打开布劳恩家庭影片胶片罐的那一刻无异于考古学上发现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金字塔，他终于找到了口口相传但无人证实的宝藏，有了这些影片之后，希特勒的形象也不同了。

　　影片意义

　　让公众看到生活中的希特勒

　　偶然的是，贝克尔发现布劳恩家庭影片的时间，跟史上最伟大的系列纪录片之一《战争的世界》的问世相重合，《战争的世界》不仅是描述二战时期的军事历史、著名人物的纪录片，它还包含了战争中小人物的命运，比如柏林的家庭主妇、伦敦闪电战的幸存者。纪录片的制片人艾萨克希望该片不仅展示西方的胜利，也能描绘整个世界是如何被卷入战争的。

　　贝克尔担任顾问的纪录片《万十字章》选取了布劳恩摄制的影片中的精华部分，在1973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首映。观众非常愤怒，他们对着银幕起哄、吹口哨，他们无法容忍影片中希特勒作为一个友好的邻家大叔的形象。几十年过去后，霍夫曼镜头下冷酷、坚定的希特勒依然占据着公众对这个纳粹德国最高统治者的想象。

　　不久之后，《战争的世界》摄制组听说贝克尔找到了布劳恩的家庭影片，根据这些影片，他们用较没有争议的方法制作了新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令英美观众能够对纳粹德国及其领导者有了全新的视角，他们起初的愤怒变得软化，变成了更为成熟的理解。贝克尔依然记得公众对布劳恩家庭影片的第一反应，他说很多人都已经对官方宣传中希特勒的形象习以为常。

　　贝克尔对希特勒的研究从为了抚平自己过去的创伤记忆开始，却最终重塑了历史。贝克尔表示：“观看这些过去的影像，我学会了建立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了解到我的研究不是胜利的报复，而是仇恨的结束。纳粹和希特勒再也无法打扰我的心灵，我痛苦的煎熬之旅结束了。”贝克尔如此，很多因纳粹而心灵蒙上阴影的人们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