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石林：毛主席标准像是这样炼成的

毛主席标准像是这样炼成的

　　天安门毛主席像制作者陈石林讲述传奇人生———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发布过4版毛泽东主席标准像，很多人猜想，这是最优秀的摄影师用最顶级的摄影器材拍摄的，其实，这些标准像从选片、修版到制作，均出自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和翻修组组长陈石林之手，他被尊称为“一代暗室宗师”。2013年年初，在新华社宿舍的家中，陈石林讲述了那段难忘往事。

　　第一次修补毛泽东像

　　在香港用16毫米电影正片制作

　　1929年我出生在江苏扬州的一个职员家庭，15岁时考入了扬州中学，当时学校被日本人控制，日语是必修课，我觉得，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非要学日语呢，看到我的“顽固不化”，日本人把我从学校开除了。我来到扬州城里一家照相馆当学徒，掌握暗房技术后，我想出去闯荡一番。当时我大哥陈仲山任昆明观察日报社社长，与文化界左翼人士关系密切，掩护了大批共产党人。田汉、安娥就曾经在我大哥家住了两年多。在他的引荐下，1946年初，我从扬州来到了南京，拜摄影界的大家、爱国人士高岭梅先生为师。

　　高岭梅先生当时任世界新闻摄影社社长，抗战期间，曾携带三百余幅抗战摄影作品，随宋美龄女士赴美宣传中国抗日，揭露日军侵华罪行。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单独会见高岭梅先生时，赞扬了他的爱国热忱。高岭梅先生的爱国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深深影响了我。

　　当时我已经掌握了照片修版技术，很顺利地应聘到南京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在台湾和香港都有产业。1948年，我被派往台北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工作，与摄影界泰斗郎静山先生一起共事。不久，我又到香港发展。

　　1949年春天，我在香港大光明影业公司工作，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的图像。有一天，戏剧家欧阳予倩[微博]拿给我一张徐肖冰拍摄的电影正片，画面上，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研究作战方案。他说，这是找遍全香港仅有的毛泽东图像。我发现这张16毫米的电影正片影像反差很大，层次感不强，由于多次放映还有很多划痕，把正片制作成负片，最终冲印成标准的照片，有一定难度。我和两名同事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终于攻克了难题。修补后的照片画面清晰、反差正常、眼睛传神。通过香港智源书局出售后受到欢迎。我没有想到，从这时起，我就开始了与毛泽东标准像的一段传奇经历。

　　第一张标准像

　　遮挡技法加翻拍 工作两日获成功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天安门悬挂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照片也传遍了世界。12月16日，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首次亮相。美国一家媒体报道这条新闻时，刊登了毛主席与斯大林的照片，选用的照片中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而斯大林则是穿着华丽元帅服的标准像。这在一些西方人眼中，毛主席看上去颇像“土八路”。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政治局委员、常委、十大元帅、十大将军都到中国照相馆拍摄了标准像。毛主席工作忙，没有时间去中国照相馆，中央新闻摄影局的摄影师来到中南海，为毛主席拍摄标准像，由于种种原因，拍摄的标准像不理想。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萨空了找到新闻摄影局摄影处副处长陈正青，请他物色一名技术出众的后期制作人员，为毛主席制作标准像。

　　我1950年7月从香港回到北京，进入中央新闻摄影局，在技术组任组长。记得大约是在1950年深秋的一天，萨空了找到我，希望从报道毛主席的新闻、合影以及工作照等资料图片中挑选出一张照片，通过暗室后期加工，制作标准像。

　　接到这个任务后，我来到资料室，开始一张张翻看新中国成立后的毛主席照片，经过多次比较，我选中了陈正青拍摄的一张照片，这是毛主席在1950年9月与部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上，毛主席是半侧面，后面幕布的影调也比较深。我把这张照片中的毛主席像从第三枚纽扣以上裁下，放大到12英寸。为了减淡毛主席背后的幕布深影调，突出毛主席面部的影像层次，在放大时我选用了不同反差的相纸，通过“遮挡技法”，制作了不同反差的12英寸照片10多张。然后再从这10多张照片中选出一张层次丰富，背景幕布明亮的照片进行加工修整，还把图中毛主席左侧的其他人头像修除，翻拍成6×4.5厘米的底片，然后再放大成照片。就这样花去了两天时间，制作了第一张半侧面毛泽东标准像。画面中的毛主席面目端庄，精神饱满，和蔼可亲，真实展现了领袖风采。

　　毛主席审阅后非常喜爱，我们闻讯后制作了一批照片贴在印好的卡纸上，呈送给毛主席，他作为最珍贵的礼品签名后送给国内外嘉宾。

　　1950年10月，这张照片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成为第一张官方正式公布的毛泽东标准像。这张标准像后来又被中国人民银行采用手工雕刻凹版印刷在第五套百元人民币和20元人民币上。

　　第二张标准像

　　钟表发条磨刀片 刮去黑膜换背景

　　1951年春天，在第一版标准像面世不久，我又接到了加工制作第二版毛泽东标准像的任务，这次要求必须是正面标准像。面对资料室里成千上万张毛主席的照片，我还是很犯愁，因为没有能适合制作正面标准像的照片。后来，好不容易在一卷用摇头转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张照片。这是用美国制造的7英寸黑白航空胶片拍摄的，画面反差大，层次感差，用简单的遮挡放大技术显然行不通。这次，我将毛主席头像从合影中单独裁剪下来，放大成12英寸照片，然后用刮刀在不损伤纸基的基础上，把膜面的黑色背景一点一点刮干净，修成白色的背景，烘托出毛主席面部形象。

　　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二张毛主席标准像从上世纪50年代初一直挂到1959年，由于只有“五一”和“十一”才挂出来，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

　　那时候，我的修版工具非常简陋，修版用的刀片，是拿钟表的发条做的。我把发条磨得极细，一点一点刮黑膜。不过现在来看，当时刮得太细了，头发看上去显得有点假了。另外面部的光与衣服上的光不太一致。这主要是时间太紧了，要是再给我点时间，肯定能修整得更好！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在第一卷扉页上刊登的毛主席像，就是选用我制作的第二幅毛主席标准像，这张标准像沿用了整整10年。

　　1952年，中央新闻摄影局合并到新华社，我随之进入新华社，担任摄影部技术组和翻修组组长，继续负责领袖照片的修版工作。

　　第三张标准像

　　调整高低光密度 复制放大获认可

　　1959年9月，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决定拍摄制作反映毛主席风采的标准像，这项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肩上。

　　当时记者在毛主席住处拍摄了一张半侧面画像，清晰度比较高，皮肤的明亮部分和阴影部分的质感比较强。但我还是不太满意，感觉灯光不柔和，面部光影没有照相馆拍摄的人像所具备的润泽柔和的光线效果。后来照片交给中国照相馆加工修整，但是翻版再制作出的照片，中间影调损失较多，面部质感不明显，领导找到我要求继续再加工。

　　修照片，一定要在修之前就考虑好哪个地方该修，哪个地方不该修。我开始直接在底片和复制底片上修版，这样才能使翻版的效果好。我用反转显影复制底片的方法，对面部的条纹和光斑用黑灰水色涂淡，又适当加大了高低光部位的密度，衣服上的扣子也都一一修过了，最后用修整后的复制底片放大的照片已经看不出任何修整痕迹了。当时受客观条件限制，没有好相机，没有好镜头，不能把毛主席的形象真实表现出来，必须要进行后期加工、修整，最终照片被毛主席亲自选中。

　　国庆节当天的《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这张标准像。1960年至1966年，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也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

　　第四张标准像

　　透正拷负做出正面双耳标准像

　　1964年，有人对我制作的第三幅毛主席像提出了质疑：毛主席为什么只露出了一只耳朵？左边的眼睛为什么有些偏上？这是不是“偏听偏信”？那时候，中国人的政治觉悟特高，有时候说错一句话、走错一步路都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有关部门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后，决定制作一幅毛主席正面双耳标准像。

　　我告诉摄影记者，用长焦镜头拍摄5英寸以上的底片。可拍照的摄影记者受客观条件限制，只拍摄了1英寸的照片，毛主席的影像在底片中比例很小，感光不够，毛主席嘴角影调很深，眼神不够明亮，显得非常苍老，这张照片没有获得有关部门的认可。

　　我被要求继续对照片进行技术处理，这一次，我采用的是“透正拷负”的方法，在透明正片和负片上仔细进行修整，这次需要修整的地方太多了，用了一个星期才完成任务。这第四幅毛主席标准像从1967年开始，一直沿用至今。

　　1998年，我遇到了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她说这张照片非常好，不论从哪个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你，主席很喜欢。

　　第五张标准像

　　被迫放弃

　　其实我制作修版的毛主席照片远不止这四张，在“文革”中，我还制作过第五张毛主席标准像，当时照片拍摄和制作技术以及质量都日趋完善，我努力了两个月准备第五张标准像，可惜那时的毛主席已经年逾古稀，面庞臃肿，虽然进行了局部修饰，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掩饰其老态，最后无奈只能放弃了。

　　1970年，我被调离领袖照片工作组，下放到干校劳动，从此结束了修补领袖照片的工作。

　　人物简介

　　陈石林，1929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上世纪40年代，在扬州、南京、上海、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从事摄影工作，曾任台北市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工作部主任。1950年起在中央新闻摄影局、新华社摄影部、民族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老摄影记者联谊会工作。1958年写作出版《摄影基本技术》一书，发行量达38万册。

　　新中国成立后，经陈石林加工、修整、制作的底片，放大的四种毛主席标准像，被确定在全国悬挂和出版。

　　【陈石林自述】

　　我和照片的不解之缘

　　我只亲眼见过主席两次

　　“文革”前，我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和翻修组组长，负责审定主席像的制作质量。

　　很多人可能误认为我跟毛主席很亲近，其实我只有两次机会亲眼见到毛主席。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时我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另外一次就是作为群众代表，瞻仰毛主席遗容。

　　直到今天，家里还保存着我亲手制作的毛主席像，经常有记者上门采访，4幅不同的照片就摆在桌上，供记者们拍照。每每想起这些，我就感觉特别幸福，这份回忆伴随了我很长的岁月，那些点点滴滴已经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那个年代政治是第一位的

　　前些年，有人经常会问我，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显得很白？新中国刚成立时，毛主席烟抽得很凶，牙齿颜色应该比较深。

　　在顶光或逆光拍照的时候，光线照射不到口中的牙齿，制作出的照片，牙的颜色都是黑的，所以，在后期处理照片时，都要把黑色牙齿修掉。修掉了黑色牙齿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呢？在当时那个环境和情况下，安排主席去洗牙是不现实的，所以，才简单地修一下图。应该这样认为，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后来慢慢变黑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

　　一般照片不需要修图，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可是当时情况不一样，政治是第一位的。但是，修整一张照片还是有前提的，照片一定是真的，影像结构不能动。在新华社还有明确的规定，只要这张照片经过加工修整，或者照片中有任何改变，发表的时候就不署名，只写“新华社”供稿。

　　我拍的照片印成年历

　　1965年夏天，西长安街复兴门一带施工，沙土裸露，尘土漫天飞，环卫工人开着洒水车不断在长安街上喷水除尘，我拍摄了“长安花雨”的摄影作品，表现了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

　　1975年秋，《北京日报》摄影记者贺家宝接到一项宣传爱国卫生、设计一幅年历的任务，在“左”的思想泛滥的年代，选择一张满意的年历图片很难，选择风景花卉，怕被说成“不突出政治”，选择样板戏剧照，又太一般了。

　　贺家宝找到我，当时我已经离开新华社在民族画报工作，我马上想起了“长安花雨”的照片，当时北京还没有地方能用彩色反转片制作彩色照片，只好由我制作了彩色照片交给了他。后来，这张照片制作成1976年年历，发到北京城近郊区各个街道居委会。

　　最珍爱的照片

　　我最珍爱的一张照片是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照片。1976年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100万人参与的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这张照片我保留了30多年，当时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拍过，而且是用彩色照片拍摄的，后期我又用4张底片拼接在一起，照片上是看不出任何痕迹的。

　　电脑加工的照片看上去有点假

　　我没有徒弟，三个孩子也都没有继承我的手艺。因为这门技术需要从小练起，还要有文化素养，要对照片有感觉，眼睛也要特别好。现在有了电脑，很少有人再关注照相胶片的后期加工了，虽说电脑很先进，能达到感光材料达不到的效果，但电脑很难还原出照片真实的效果。比如那些婚纱照片，看上去确实非常好看，但感觉很假，没有一种特真实的效果。我也有电脑和数码相机，但有时候还会用颜料、毛笔加工毛主席的照片和底片，效果比原来看上去更好。

　　【陈石林近况】

　　我喜欢收藏“定窑”

　　1955年，为了给新华社收集新闻资料图片，我曾经去故宫[微博]拍摄藏品。在拍摄一些国宝瓷器时，我发现瓷器的色彩运用与摄影作品的后期制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于是我也开始关注瓷器的收藏。

　　1989年退休后，我就开始收藏瓷器，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在宋代形成了一个高峰，“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争奇斗艳，而在黄河以北，仅有一个定窑，窑址位于河北保定市的曲阳县。定窑以盛产白瓷著名，曾被选为宫廷用瓷，除白色釉外还有极少数黑釉、酱釉、绿釉，属于定窑瓷中的珍品。尤其是酱色釉，由于烧制难度大而成品釉色精英斑驳，被称为“紫定”，是收藏家们最为关注的藏品。

　　2001年我的孩子在逛潘家园时，发现了一件柿子釉色的瓷枕，釉色古朴，瓷胎细密，器型也比较工整，但这种釉色看不出是哪个窑口的，但肯定是老胎老釉。我找来宋元瓷目录，在“定窑”一章发现了3个酱釉瓷枕，对照这个器物，发现釉色、器型、尺寸都完全一致。后来我又一张张通过分色片翻拍的照片，分析其制作过程，感觉里面乐趣无穷。

　　口述/陈石林

　　本版文/本报记者 王永 供图/陈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