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之道：意义的碾碎与生成

　　在摄影的学习过程中，无论是在摄影入门教材里，还是在一些经典的摄影文论里，抑或是在一些“摄影大师”的讲座中，我们会频频听到诸如“决定摄影的是镜头后的那个脑袋”“摄影在摄影之外”这样的一些警句式论断。泛泛地追问一下，无非是说优秀的摄影师，要热爱生活善加观察、要有深厚的美学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储备等等。总之，我们通常谈论的“摄影之外的功夫”，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服务于摄影的拍摄，比如帮助提升摄影师的选题能力，图片编辑能力，构图能力等等。

　　当然，摄影之外的功夫，不仅会有助于拍摄，反过来用一下，也是可以很好地指导我们观看摄影和评价摄影的。但引起争论的地方往往在于：摄影功夫“之内”和“之外”的边界如何界定？摄影之外的功夫，究竟是哪些功夫，我们又当钻研到何等地步算是合适？比如：说到摄影史，绝大部分摄影师都会认同那是值得研究的，但说到“后现代理论”，摇头不止的人则大有人在。

　　然而，随着2012年平遥摄影节欧阳星凯《人民路》作品的获奖，随着李政德《新国人》在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评选中的夺魁，随着2013年根本不拍照片的法国艺术家苏文《北京银矿》在连州国际摄影节的得奖，如果摄影师还对以德里达和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不闻不问，那将很难透彻理解这些摄影现象，更不要说摄影圈外远为复杂的当代社会的五花八门的文化现象。

　　那么，后现代理论(思想)凭什么如此重要，乃至于被称为“第二次启蒙运动”呢？在我个人截止目前的粗浅学习的体悟中，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虽然是一个分散的、由众多的当代思想家哲学家提出的一个理论丛(就像一团团的灌木丛)，但它们都关乎“意义的碾碎与生成”，碾碎的是一元的、宏大叙事的、统一的、固定的、俗套万分的传统意义，生成的则是多元的、多视角的、新颖的、微观具体的，因而令人比较信服的多种意义。

　　后现代理论强烈质疑的所谓“一元的、宏大叙事的、统一的、固定的、俗套万分的传统意义”是什么呢？

　　拿摄影来说，比如某个中国的风景名胜区，联合当地的摄影家协会，举办一个“国际某某摄影大赛”，比赛的规则和评奖标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最终，张三得奖了，很多影友就会觉得张三太厉害了。然而，当我们细究下去，就会发现：张三是那个风景名胜区的所在地知名摄影师，而且张三有可能是拿钱赞助这个国际摄影大赛的某个企业的企业摄影协会的头头。也就是说，奖项的设立、评奖的规则、大赛的流程、大赛的评委……这一系列的流程，都掺杂着非常复杂的、错综纠缠的利益、权力关系，我们在看待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往往只盯着黑纸白字的评奖标准和最后得奖的人，却忽视了大赛背后的种种细微的复杂的但却无比重要的权益关系。

　　有人会说：你举的这个例子谁不知道啊？说白了不就是潜规则嘛，说白了不就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可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我们并没有举一反三，把这个司空见惯的小例子像牛顿被苹果砸了一样，不断深入地反思下去追问下去，自以为高明万分地总结成一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齐活了，一切就不言自明了。摄影比赛当然是小儿科，依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遭遇和办事经验都可以明白。但我们谁曾质疑过自己认定的真理？谁曾怀疑过自己深信不疑的价值标准？谁曾反思过儿时的你，如何成了今天的你？我们每一个个体，能够思想的、能够言说的、能够认同的，受到了谁的、怎么样的限制，才成了今天的个体？我们还能怎样生活，怎样言说，怎样行动和超越？

　　我们知道，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其彪炳史册无可撼动的哲学地位，是通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来奠定的，按照我国康德哲学研究的顶尖学者邓晓芒的话来说，可以归结为：我(人类的理性)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而后面两句话，人应当做什么和能够希望什么，取决于于人类的理性能够知道什么，康德最杰出的哲学贡献就是为人类的理性划界，说清楚我们人类理性和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界限，从而成为了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哲学上的代言人。

　　而后现代理论的杰出代表米歇尔福柯的颠覆性质疑在于：人类社会从来不存在一个理想的真空般的环境，使得人类的理性可以认识它能够正确认识的真理，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纯粹的自我”，我们总是生活在人与人之中，生活在语言之中，生活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里，生活在无处不在的权力的规训和惩罚之中。

　　福柯一生的学术研究，都是紧紧围绕着“知识、权力和道德”三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进行的。而我们常犯的错误往往在于，我们总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中立的，科学知识几乎等同于真理。我们没有深入反思知识，哪怕是科学知识，是如何跟权力和道德相互作用，然后为统治阶层服务的。

　　举例来说：在文革之中，孔孟老庄，儒道佛学，不论对错与否，是禁止被言说和论述的，而八十年代的气功热和打鸡血，之所以声势浩大实践者众多，难道不是因为气功和打鸡血被表述、被证明成了“科学知识”么？福柯的高明之处，不是在于去研究知识本身符合不符合客观对象，而是要研究知识、话语和论述，是由怎样的一批人，在谁的领导下，在怎么样的一个具体历史和社会环境中，以怎样的方式表述出来的。

　　福柯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他研究了西方的精神病治疗学是怎么样确立并被正当化为一门“科学”的，他研究了惩罚犯人和监狱制度，是如何改头换面成为学校、军队、工厂、公司的制度的一部分的，他研究了从古希腊古罗马到现在的人关于性的态度和表述是如何跟伦理道德和权力相互牵涉的。从而证明“人的主体性，所谓的本真的自我”是多么的脆弱和虚无，就像海滩上的一幅画，一阵海浪打来，就消失了。

　　所以，以福柯的这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和多元视角，来反观我们的摄影，来反观我们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我们将欣喜地发现：这一切是多么的复杂和有趣。比如刚刚获得2013年连州国际摄影大奖的苏文的作品《北京银矿》：

　　法国人苏文，从2009年5月份起开始收集北京郊区垃圾品回收站的废弃胶卷，4年的时间里收集了50多万张从1985到2005年的北京人的家庭纪念照片，我们可以想象：这将是多么生动和精彩的一个中国人历史生活记忆的宝藏，就像苏文在接受采访时说的，80年代末的许多中国人，特别喜欢在家里的电视机或者冰箱前拍照留念。我们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喜欢在特定的物品前拍照？那象征着什么？我们以怎样的姿态和精神面貌站在摄影机面前？为什么从90年代开始，我们越来越多地与麦当劳叔叔合影？这些问题既可以用一两句话来说出一个烂大街的答案，也可以成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有趣现象，而文化研究恰恰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悄然兴起蓬勃全球的。

　　根据维基百科的文化研究词条：文化研究有以下五个主要特征：

　　1.文化研究意在检视其主题中的文化活动以及文化活动与权力的关系。

　　2.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文化所有的复杂样貌，以及分析社会与政治脉络中的文化展现。

　　3.文化研究是研究的客体，同时也是政治批评与政治行动的场域。

　　4.文化研究试图揭露与调解知识的分歧，试图克服内隐知识(tacit knowledge，也就是文化知识)与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这两者之间的裂缝。

　　5.文化研究致力于对现代社会进行道德评价，以及进行激进的政治行动

　　而从这些特征来看，文化研究(当然包括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工具和学科视角，恰恰是建基于后现代理论星丛的，哲学上有几个永恒的追问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苏文的《北京银矿》就是一个有力的回答：我们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来，我们从过去的具体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社会道德伦理变迁中来，我们向全球化、网络化、均质化、景观化、资本操控一切的，据说是更加文明和更加开放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去，无论是看待过去，还是展望将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看待摄影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没有任何可能逃避的改变中，一些僵死的教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意义必将被碾碎，一些灵活的多元的给人以深刻启发的文化意义正在生成。

　　宋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