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丹与胡杰：中国纪录片硬币的两面

　　文|胡汉

　　季丹和胡杰各自用纪录片打开了各自生命的维度。他们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站在某一面指责另一面并不是错误的，而是不相干的

    纪录片工作者

　　季丹2008年的纪录片《哈尔滨旋转楼梯》年前在北京豆腐池胡同做了一场放映。胡同口的石阶上坐着稀稀拉拉的几个打扮像艺术家的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初春落日的余晖还略带寒意，温暖后还透着寒冷。这些艺术家看上去疲惫不堪，甚至有些颓废和无所事事。

　　《哈尔滨旋转楼梯》中描述了两个家庭，它们被坐落在哈尔滨的旧式的旋转楼梯物理上地连接着，除此以外并无联系。高楼上的母亲和面临高考的女儿相依为命。楼下的夫妻则更多的是被一缕缕生活琐事逼迫至活着与消逝的临界点。这是这个国家再普通不过的两个家庭。

　　影片透过幻灯机打在荧幕上，黑暗的剧场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十来个观众。荧幕与我们的生活是有距离的，而这种距离就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跳频率，当你要进入季丹的影片，就得把自己从剧场外的心跳频率转换至她在银幕上表现出的那种频率，一种舒缓、悠长、琐碎、似水般的频率，这种频率营造的气氛与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相似。也许这正是“原生态”这个词出现的原因。季丹正是用纪录片诠释这个词的高手。她知道如何让观众走进这种与日常生活高度相似的类同之中，最后通过拍摄对象生活中细微的变化来获得观众的共鸣与冲击，最终揭示生活的本质。一种高兴，愉悦，悲伤，痛苦出现的生活来源。

　　当然，接受季丹给观众们带来的心跳频率并不容易。观众是不是有耐心让季丹将他们的心带回到生活的源头是一个问题。这需要时间，也许是半个小时，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会有人中途放弃，离开放映电影的地方。我甚至也抽空出去抽了一支烟再返回剧场。这支烟的时间让我浮躁的心沉了下来，让我继续有力量去面对季丹纪录片给我带来的生活的冗长。季丹是正确的，生活就是这样，在剧场里你可以出去抽烟来逃离它对你的折磨和瓦解。而在生活中你又如何去逃离呢？自杀吗？

　　季丹十分擅长构造生活气氛，她通过细微声音的放大，与角度并不独特的镜头去构造。她曾说这些元素更像是构成生活的“零件”。她总能精确地发现生活中这些零件并将它们拼装为使观众可以沉浸于其中的气氛。在观看她的片子时总感觉她所使用的“零件”太分散，不知道它们要指向哪里。但当影片结束，则知道季丹所拣选的“零件”每一个都是必要和简约的。当烦恼的父亲在得知自己心血管疾病之后，用对生活报复性的继续饮酒与吸烟来质问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之时，每一个片中的“零件”就一下子变活了，一下子有了生命力和意义。

　　季丹的纪录片因此也指向了一类纪录片的本质，或者说是一类纪录片的美学。那就是尽可能地表现真实的生活，表现出生活真正的味道。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面临哪些挑战。纪录片通过重构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同的气氛来引起观众的共鸣。它不需要纪录片导演贸然地对拍摄对象的苦乐、是非作出判断，而是尽量把自己放在一个观察者的立场上，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去描绘他们。也许季丹的潜台词是：“生活是痛苦的，令人尴尬和无奈的。”但这并不重要。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她的纪录片揭示的是生活是什么样的；而不是生活应当是什么样的。

　　与这一类纪录片截然不同的要数胡杰的纪录片了。有趣的是，季丹、冯艳和胡杰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最早接触小川绅介流派影响的三位中国纪录片工作者。就目前而言，季丹和冯艳如果还称得上是小川绅介的信徒的话，那胡杰无疑是小川纪录片美学最大的背离者。拿胡杰《林昭》以前的纪录片来说(因为像《远山》《在海边》《平原上的山歌》等影片在题材上与季丹的纪录片有相似之处)，尽管拍摄对象也是鲜活的现实生活，但是胡杰纪录片充满了对抗性而不仅仅是一种描述。矿工与矿井的对抗，矿工与扁担的对抗，矿工与疲劳的对抗，矿工与死亡的对抗。有对抗的地方就必然有立场的存在。胡杰无疑选择了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立场。或者说他根本上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拍摄者难以压抑住仅仅作为观察者的角色，他要用镜头为矿工，为在海里工作的劳动者鸣不平，因为他们的生命随时可能被剥夺，他们的坚韧和对抗死神的力量又由内而外地去感染胡杰去为他们拍摄。(说到这里，说胡杰是小川纪录片地背离者还不够准确，他让我想起小川早期拍摄的《三里塚：第二道防线的人们》，小川在片中对坚守阵地的农民的坚毅报以淋漓尽致的呈现，丝毫不避讳他对这些农民的赞美。)胡杰将他的道德感和是非观毫无顾忌地贯穿于他所拍摄的对象中，因为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他不可能选择第二种拍摄方式。

　　胡杰纪录片的特征在《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我的母亲王佩英》等一系列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类纪录片比起他早期的纪录片流传更加广泛，受到的关注也更多，遭致的批评也更剧烈。然而如果联系他早期原生态纪录片的脉络来看，这类纪录片是他早期纪录片精神的延续。他曾说：不是我不拍原生态纪录片，而是这个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那就是揭示中华民族的痛苦的根源，寻找像煤矿工人一样的抗争者，在不同的战线上用其独有方式的抗争者。他找到了思想者林昭、找到了王晶尧、王佩英等人。他还说：如果要将原生态纪录片当作是纪录片的典范的话，那我的片子都不算是纪录片。他的片子走向了中国纪录片硬币的另一面。用哲学上的话说，他的纪录片揭示的是生活应当是什么样的，而不仅仅是生活是什么样的。

　　从一同接受日本纪录片工作者的培训，受到小川绅介纪录片的影响，经过20年的探索和发展，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类纪录片。季丹和胡杰各自用纪录片打开了各自生命的维度。纪录片也成为各自生命延续的方式。他们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站在某一面指责另一面并不是错误的，而是不相干的。因为它们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像张同道先生在纪录片研究中提到的，纪录片大致分为三类：记者型，艺术型和人类学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