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摄影家阎雷：世界能向中国学习什么

　　春深一室闲静，水远两岸清平。花开花落总关情。心起梦中念，舟往云边行。诗书半卷读罢，有人弄箫长亭。但闻呜咽不知名。风烟总寂寞，乱红自飘零。作者：刘树勇

　　陈辉/文

　　“我去过80多个国家，找不到住处时，裹上睡袋直接睡在街边，甚至一个星期都如此。”法国摄影师阎雷说话时面无表情，眼睛总看着你身后的某个点，他说：“我不怕吃苦。”

　　阎雷的中文不算太好，比如他说：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拍风光，他们只想让我拍那些……等了一会儿，他才想起“项目”这个词。

　　今年，阎雷的《昨天的中国》正式出版，那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细节。

　　和几乎所有摄影师一样，阎雷没有记录下当时北京各中小学门口每天放学时必有的小流氓们，没有打架，没有抢钱，没有恐惧，没有侮辱女生，甚至孩子们的衣服上都难看到补丁，所以，80年代似乎真的成了蓬勃向上的奇迹。

　　阎雷辩解道，他更喜欢今天的中国，而不是那个时代，他逛过胡同，知道住在里面的人很穷，只有公用厕所可用，臭得惊天动地。他同情地说：“他们每月只有60元可拿。”当记者告诉他，60元当时算是比较高的工资了，他一贯沉静的脸上堆满了惊讶。

　　阎雷是那种活在自己梦想中的人，因为一个梦，他开始了一生的旅行，从没上过班，也没拿过工资，好在他赶上了摄影师的黄金时代，旅行杂志的高额稿费，让他足以带着照相机去各地猎奇。但，互联网时代终结了这一切，杂志纷纷倒闭，已很难再找到肯花钱买照片的人了。

　　阎雷今年52岁，孩子才刚刚10个月，他不自觉地比划了一下婴儿的长度：等他长大，自己就真的老了。说到这里，阎雷一脸无奈：“这是生活决定的，我也没办法。”

　　阎雷的肚子已明显腆起，如今他是商人，帮中国有钱人购买法国古堡和葡萄园，其实他还有一本《今天的中国》，但没有出版商对此感兴趣，也许20年后，人们才会真正读懂它们。不再是摄影师的阎雷有自己的烦恼，“我经常恨自己，已经当不了摄影师了，可每天做的梦依然是这些。”

　　说着说着，阎雷突然说：“你等我一下，我要先去吸一支烟。”在狭窄的阳台上，阎雷匆匆地把烟抽完，他解释道：因为这是我岳母的家，不是我的。

　　我的摄影老师是精神科大夫

　　我与中国的渊源，来自一个梦。16岁至17岁时，我整天梦见在中国旅行，持续了半年多。

　　我从八九岁起便渴望到全世界旅行，15岁时独自一人去了美国，16岁刚刚回来，正好邓小平宣布将给外国人签发旅游护照，我想，还有什么比世界上最大(阎雷把最多说成最大)的人民的事更重要的事呢？我想与他们在一起，记录他们的变化。

　　我不断在做梦，后来找了精神科医生，打针、吃药了很久，后来他给我拿来一台照相机，说：你梦见的可能是你未来生活的路线，也许你应该去尝试一下，我可以教你怎么使用照相机，这样你就能跟着梦想去走了。

　　于是，我成了摄影师。

　　“中国很大”最能概括中国

　　我先在法国学了一段时间中文，1982年至1983年在中国台湾，当时那里的生活水准和今天北京已经差不多了，但政治氛围很严格，我去电影院看ET外星人，放映前一个人先讲话，说要“光复大陆”，接着全体起立唱他们的“国歌”，我不愿起立，这让身边的人很不高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唱你们的歌呢？

　　1985年，我以新闻摄影师的身份来到北京，在今天也如此，中国不认可风光摄影师，要来中国，只能先找家媒体签约。

　　那时的中国和今天不一样，自由度小，人们只穿蓝色和绿色的衣服，像回到一百年前，好多地方不让外国人进，普通人也不敢和我们打交道，如果穿一件鲜艳的衣服，会有很多人围观。我在这里学会的第一个词就是“没有”，因为到商店、饭馆，问任何东西，答复都是“没有”。

　　警察对我们到处拍照感到很好奇，但不敢管，有时会上来问一下，我就反问“你是谁？你把你的身份证明拿出来给我看”，他们马上就走开了，但这样的麻烦很少会遇到。

　　很多人拿那时的中国类比朝鲜，我也去过朝鲜，二者没有任何可比性，怎么评论中国呢？她就像我学中文时，第一篇课文：中国很大。

　　我会罚超速司机的钱

　　我拍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照片，但从没指摘、批评过，我只关注自然的、文化的和生活的内容。因为我对政治没兴趣，我只想去找那些美的东西。

　　我去过80多个国家，在印度、中东、南美都生活过，但觉得在中国最舒服，因为宗教不那么严格，当然，今天人们开始把钱当成宗教了，街上跑着各种“吹牛的车”(指豪华汽车)，而与此同时，太穷的人仍然很多，彼此差距太大了。

　　来中国拍照算不上“探险”，这里非常安全，我此生遇到过一些危险情况，但在中国从没遇到过，所以也从没担心过，但开车除外，我找了一个司机，但要求他必须在60迈以下，超过一次，我就会扣他一次工钱。我去所有国家旅行都如此，我不想在坐车时提心吊胆。

　　当然，刚来时感到不自由，只有那些准备离开中国的人敢和我们交谈，其他人和我们说过什么，要主动汇报，此外不能随便找女朋友，否则会给自己惹麻烦。

　　我只是一个记录者

　　今天中国已经全球化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化。对于这个变化，确实不容易看懂，“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而且我是个老外”。

　　在北京，我遇到了安迪·霍尔，他教了我很多事，他对我的建议是：“中国的事，要慢慢看。”他觉得我和别的摄影师不一样，我是真正在学习中国、学习中国人民。

　　看和学习，这是我的工作，而我的观点如何，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中国的变化比我的观点要重要得多，所以我忠实地在记录着，并不断提醒自己：千万别把自己的感觉放进去。

　　那时我年轻、不怕辛苦，曾经4次去太平洋的无人岛上拍照，一次两三个星期，一个人打猎、钓鱼，每天连衣服都不穿，15岁去美国，就套个睡袋在街头露宿，我喜欢在野外睡觉，不吃饭也可以，那时一两个星期洗一次澡就够了。

　　1989年，所有在中国的外国摄影师都跑北京去了，我却去了侗乡，那里山高皇帝远，虽然听不太懂当地人的话，但他们能看懂我的照片。 

　　世界能向中国学习什么

　　我从11岁起看《国家地理》杂志，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数码相机。上世纪80年代，很多杂志买你的传奇故事，形成了一个国际市场，那时我的生活就是“旅游+拍照”，不了解工资、老板之类的事，可现在这个市场没有了，全球最有名的两三百个摄影师都在考虑该怎么办，我现在成了商人，开始做生意。

　　我常常会做这样的梦：正在拍美丽的反转片，可一醒，什么都没了，现在人们只用数码片。我恨自己，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梦。

　　今天中国人喜欢上世纪80年代的影像，因为那时中国社会有一种活力，人人相信明天会更好，而现在则感觉太紧张了，没以前那么放松，当然，今天全世界都如此。

　　中国好像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个计算方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同)，连美国人都不行了，全世界都想向中国学习，可中国究竟能提供什么可学的呢？我觉得，今天中国人都在想这个问题。

　　计划生育应向世界推广

　　在我这个年龄，最关心的是环境问题。我回法国，发现30年前的许多种鸟、蝴蝶，现在都看不到了，水果的味道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法国环境破坏程度不如中国，可如果不注意，未来二三十年可能会出大问题。

　　很多外国记者问我：中国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我的答案一直是：中国人搞计划生育，这个特别好。

　　在国外，这是个敏感话题，谁都不能说，所以想生多少都可以，但少生孩子可以保护大自然，这对后代有好处。我也很喜欢小孩，我知道独生子女会很孤独，但没办法，想让下一代过得好，我们就要付出一点，全世界都应该按中国这个办法来。

　　谁也无法走回头路

　　我的孩子才10个月，这么一点大，等他长大了，我就老了。

　　没办法，这都是生活决定的，1998年至2007年，我一直在生病、看病，我得了抑郁症，很多有创造力的人都得过这种病，林肯、罗斯福、丘吉尔、巴顿、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8年，我才找到合适的药。病好了以后，我也老了，找女朋友也不太容易了。

　　我不知道我的小孩将来会做什么，世界变化那么快，谁知道20年后会是什么样，法国与中国一样，年轻人就业压力很大。

　　我跑了80多个国家，最深的感受是大家都一样，只是文化、历史不同，全世界都在上网，都用手机，都在看美国电影。最近15年，落后的地方正变得越来越少。

　　面对现代社会的问题，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都会想：如果回到过去，将怎样怎样。但事实上我们都回不去了，谁也无法走回头路，其实今天最核心问题还是人口太多了，只是很少有人意识到。

　　20年后才会明白今天的价值 

　　上世纪80年代时，我拍中国的照片，很多中国官员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拍这个？

　　他们不懂摄影，就觉得西方摄影师专拍中国落后的东西，一定是特务，看我拍老房子、普通人的生活、老妇人的小脚，觉得是在“抹黑”。他们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认为摄影就是拍漂亮的风景，不应该有人，他们只想去拍他们的“项目”，似乎一张没有内容的照片，才是最好的照片。

　　在国外，新闻机构不会在意政府的感受，这是好是坏，我说不清，因为这样也搞出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对此我没有太多的看法。

　　我也拍了《今天的中国》，可没人对它感兴趣，现在中国人读不懂，但20年后就会读懂了。  陈辉/文

　　阎雷

　　法国摄影家，作为摄影自由投稿人来到中国，被评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的摄影家，曾为法国总统拍摄一年政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