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的文化价值比材质更重要

　　本文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徐培木 本文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石眼、冰纹、青花……说起砚台，人们就不禁想到端砚，进而想到这些在市场上被反复称道的石品。然而材质上的美观，并非收藏砚台的唯一价值。

　　除了对石材的讲究之外，现代人还能通过哪些方式收藏和把玩砚台？12月8日，“《中轴线·风雅颂》张得一、黄海涛、欧忠荣三友砚展”在广州瑞哲轩艺术馆开幕。三位分别来自北京、河南和广东的砚台收藏“高玩”讲述他们共同的收藏理念。

　　在他们看来，既然砚出自古人，就应该把砚放在古人开创的文化传统中欣赏和把玩。如果能把诗词、篆刻、铭文、拓本等文化因子与砚结合起来，它们提供的收藏趣味比石材本身重要。

　　“玩的不是砚，是砚文化”

　　“很多人调侃我，说你们是玩砚的。”黄海涛笑着说，“我说不对，我们是玩砚文化的。我们认为砚不是冰冷的的石头，而是有血有肉的文化载体。”

　　除了少数砖瓦砚之外，本次展出的30方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体型小。有的梅花砚只有一本新华字典般大小。黄海涛认为，若想真正在收藏中享受到乐趣，必须要对砚的历史文化有一定了解，而不是单纯地看砚的大小外观，或者看雕琢是否华丽：

　　“过去的砚是卖给文人的，现在的许多砚则是卖给商人的，摆放在各种商业场合，于是在审美上出现了问题：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雕龙画凤为美，花里胡哨的。我们选择的则是传统文人的格局观，既使用方便，又美观。”

　　参展的三位藏家以各自的展品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乐趣。来自北京的张得一带来他收藏、镌铭的历代砖瓦改制砚10方，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与古人对话的方式；来自河南的黄海涛带来收藏并题诗的梅花专题砚10方，并为它们题跋、作诗；来自广东的欧忠荣带来他设计、监制并题铭的砚作10方，设计与收藏融为一体，乐在其中。

　　篆刻铭拓也是一种玩法

　　本次砚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几乎每一方砚都配有自己的诗词、题跋和拓片。拓片全部由张得一制作，诗词和题跋的内容由他和另外两位藏家共同完成。在展览开幕式上，展示了他为一方以汉白玉为材质的汉代砚制作的“全形拓”。这张拓片拓出了砚台的影子，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三位藏家都强调，我国古代的砚文化与诗词歌赋、篆刻铭拓是分不开的，而目前的收藏市场过于注重石材本身的价值。欧忠荣说：“我觉得如果单单是一个砚台，每天观看它，看着看着，可能就不想再碰了，但是文化上的创作是无止境的。一个制砚师不可能天天去更改一个砚台的外观，但是收藏者只要有灵感，每天都可以为它题字。”

　　黄海涛则认为，现在多数人偏向于从视觉感官上对砚进行判断，因为肇庆出产好的石头，所以特别在乎石品和花纹，这是一种地质学家的角度。“我不反对这种角度，但是我希望能够天人合一，用感官认识加上理性认识，多一些文化价值。我们三人收藏的砚台，上面大多都有诗词歌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朋友之间的唱和，互相题跋。”

　　收藏砖瓦砚仿佛穿越时空

　　虽然以石头为原材料的端砚极富盛名，但在我国古代，许多砚台并不是用石头做成的。据黄海涛介绍，限于交通和产量等因素，端砚原石不可能运往全国各地，而古代科举制度让读书人对研墨工具有着很大的需求，这就导致许多人“就地取材”，用砖瓦制作砚台；另一方面，古代金石学的研究者认为刻有铭文的砖瓦具有文化价值，因此也会用砖瓦制作砚台。

　　张得一是一位喜欢收藏砖瓦砚的藏家：“我以前喜欢石砚，后来我发现有人喜欢收藏砖文。这些刻有文字的砖头和瓦片本来是文物，后来被做成砚台，这就变得有实用功能了。如果能再补上一些现代的感悟，做成铭文，这便是一种与古人交流、了解古人的方式。”

　　“砖瓦砚也可以用来研墨，因为砖瓦比较粗糙，可以封蜡、上油，也是能出墨的。当然，这种实用只是偶尔为止。在实用功能上，砖瓦砚比石砚要差一些，但它注重的是文物底蕴，仿佛穿越时空，把怀古与幽思结合在一起。”

　　收藏传递传统文化正能量

　　从字画、瓷器到砚台等文房用品，这些源自古代的文化艺术品已经成为当今收藏市场上的宠儿。三位藏家则指出，传统艺术品之所以有收藏价值，本质在于它们能够弘扬传统文化，保存历史。而收藏传统艺术品，应该从了解历史入手，而不是单纯的购买，或者将艺术品当成摆设和装饰。

　　黄海涛举例说：“比如宋代人讲求‘四艺’：点茶、焚香、挂画、插花。这些文化后来传到日本，现在却变成了日本的茶道、香道和花道，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收藏、把玩和研究这些传统艺术品，就是要追回我们的话语权和首创权。我把它称之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正能量。”

　　作为一位端砚设计者，欧忠荣则指出，一些当代制砚者和藏家偏爱雕工华丽的端砚，偏离了传统文化对于砚台的理解。由于端州石材已经具有了天然品质，倘若制砚者做的美工太多，反而有喧宾夺主之嫌。“关键是要保留实用性和天然石头的味道，能不动刀的尽量不要动刀，顺着石头而为，不可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