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质雅的收藏奇缘

　　解放初，陆质雅与家人在上海公园留影，左一为陆质雅先生。右一为陆质雅之子、陆时万教授，右二为陆质雅儿媳庄慕昭（中国建筑泰斗庄俊之女）。中间为陆质雅的孙女。 风流石癖封面 青青池塘处处蛙

　　出生于官宦世家的陆质雅，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热心收藏齐白石篆刻作品，藏品多达五百余方，成为齐白石印章收藏的天下第一人。

　　孙炜

　　2013年6月4日，在北京匡时拍卖“方寸乾坤”金石篆刻专场上，一方齐白石刻“北堂长物”朱文寿山石龙凤呈祥钮印，以34.5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格为电话委托方所购买。其实，这位电话竞买者就是美籍华人收藏家王文甫先生。

收藏家王文甫近照

　　这方“北堂长物”印章，曾是王文甫的旧藏，于数年前由他本人散出。而此次王文甫的购回，原因在于他重新发现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迫使自己做了一次回头的浪子。

　　“北堂长物”印的重要价值究竟在何处？“北堂主人”又是谁？他和齐白石又有着怎样的收藏渊源？

　　一、“北堂主人”何许人

　　号“北堂”者，是民国年间的上海房地产商、大收藏家陆质雅先生。

　　陆质雅(1884—1964)，原名昶彬，字衡若，又字若公，号北堂、石匋，别署砚海居士、砚海渔隐、一粟庵主、华山词客等，斋号古镜堂、石匋山馆、五罗轩、倚石居、翠山馆、留香室等。祖籍江苏丹徒(今镇江)，陕西孝义厅(今柞水县)人，后定居上海。

　　出生于官宦世家的陆质雅，其曾祖父陆献为清代道光年间的名将、著名农学家；祖母唐紫珠是清代著名女诗人；他的父亲更是清末能臣，又是翁同龢的门生陆襄钺(1833—1905)，治理黄河有政声，后为浙江督粮道。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年仅17 岁的陆质雅参加了陕西乡试科考，高中解元。是年，因为父亲陆襄钺出任浙江督粮道，全家来到了杭州，三年后父亲乞病归野，定居上海。光绪三十年(1904年)，20岁的陆质雅以“河南候补通判”的身份出仕，在上海道台下属的交涉司任职。交涉司负责与上海公共租界的洋人打交道，类似现在的“外事办公室”，而交涉司与负责上海土地管理和交易的“土地丈量局”是同署办公，按现在的理解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因此，陆质雅所在的交涉司实际工作是代表朝廷与上海公共租界协商处理公共事务，包括对土地的审批和交易。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王朝被推翻。陆质雅把握住了历史机会，随即投身上海的房地产界。他凭借自己多年在交涉司和土地丈量局的工作经验，以及熟悉的人脉资源，很快获得成功，开发了上海南昌路到淮海路的大片土地和肇周路及肇周商场等，由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随后，他又兼顾水产贸易，生意做得很大很红火。又在上海“大世界”对面的楼上开过一家规模不小的饭店，名字叫“飞雅菜馆”，还在福州路和西藏路口开了“大中华大饭店”。至此，陆质雅成为身处上海的陕西籍商人的代表人物。

　　陆质雅热心公益事业。1923年5月11日上海“陕西赈灾会”成立，陆质雅与海上远近闻名的王一亭、王幼农、于右任、康寄遥、党自新、张季鸾、李伯庾等一道，为陕西赈灾活动四处奔波；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9年，为抵抗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掠夺，陆质雅响应顾廷龙先生的倡议，为筹办中的上海合众书局(上海图书馆的前身)慷慨捐赠一批珍贵古籍……这些历史档案，现存上海档案馆，可供查考。

　　早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前，步入晚年的陆质雅在上海做了寓公。他的许多儿女亲家是现代中国的著名历史人物，如陆质雅的儿子陆时万教授娶了中国建筑设计界泰斗庄俊的女儿庄慕昭；女儿陆时俊嫁给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先驱王幼农的儿子王富祖；女儿陆时贤嫁给了中国墨业大亨胡洪开的儿子胡恩德。他的外孙女王德洋是著名的翻译家，曾经担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越南语翻译。

　　1964年，陆质雅先生在上海辞世，享年八十岁。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陆质雅的收藏规模

　　陆质雅出生于有着收藏传统的家庭，但是他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收藏品其实并不多，这是因为陆家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军、捻军和辛亥革命起义军的三次洗劫之后，“田庐荡然”，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的收藏家，主要是自20 世纪20年代以后他自己的收藏。现据笔者的考证，他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古镜、汉瓦等杂项的收藏。少年时期，陆质雅的家在西安，而陕西是中国的文物大省，历代出土的器物十分丰富。因此他自少年时代就用心收藏古镜、汉瓦等杂项，拥有五面名贵的古铜镜和十九方汉瓦。1934年他邀请齐白石刻“百印五镜”印，齐白石在印章的边跋上说，“质雅家藏五铜镜，命刊”。1938年，齐白石还为他刻了“十九汉瓦”的收藏印。

　　第二类是传统的收藏大宗，即字画收藏。他最喜欢收藏的古代画家是“明清八家”，并自称这八位著名画家的存世作品，有十分之一已经归了他自己收藏。他在收藏了“明四家”之一祝枝山的作品之后，齐白石为其制印的边跋曰“质雅先生得枝山草书于扬州，嘱余刊此，璜”。他还喜欢赵之谦和吴昌硕的书画作品。他也收藏了齐白石的书画作品。

　　第三类就是陆质雅倾尽毕生精力，也是他最为引以自豪的篆刻印章收藏。彼时，陆质雅收藏的篆刻名家作品，诸如吴昌硕、王福厂、陈巨来等人，作品数量甚丰，但从总体上看，他收藏最多、最珍视的还是齐白石的篆刻作品。陆质雅收藏篆刻印章进入高峰期是在1935年，积累的数量已达三千方。他十分骄傲地自称是“豪门印富”(齐白石边跋说，“若公藏印甚富，嘱刊此四字，璜”)。他说自己写诗不如陶渊明那样“雅放”，但是“敬石”超过了宋代的米芾！

　　人世沧桑，岁月无情。遗憾的是，在陆质雅去世多年以后，当年他的大部分收藏犹如泥牛入海，全不见踪影。而且，包括有齐白石明确记载的齐白石赠送陆质雅的绘画作品，也不知下落。所幸的是，齐白石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为陆质雅所篆刻的500多方印章，基本完整地留存了下来，也都被刊入《北堂长物·齐白石印谱》一书。

陆质雅收藏齐白石的朱文印章“好雨知时节”

　　陆质雅收藏的这批齐白石印章，来路清晰，传承有序，十分重要，成为研究齐白石篆刻艺术的宝贵资料。研究齐白石篆刻艺术的著名专家罗随祖先生称：“陆质雅所藏齐白石篆刻，是白石鼎盛时期的最佳作品。而且其内容在所有白石篆刻中独树一帜，呈现独立完整的面貌。”同时，他也认为“齐白石为陆氏所刻的印章、镇纸，以诗句闲文印为其主体，据这些印侧的边款内容来看，其中的历代诗句很多是陆氏所钟爱，而白石围绕这些文句，刻辞、刻画尽力发挥，于印石之上篆刻多不止于一面，常有四面以至六面的创作；甚至一面之中诗话参半，朱白相间。如此煞费苦心的作品，除所藏于北京画院，白石嘱子孙‘不得以一方与人’的‘齐白石三百石印’中仅一两方外，在齐白石其它的篆刻作品中是极鲜见的。”

　　罗随祖还指出，“陆氏所藏的如许‘命题篆刻’，系二人合作的产品，于今可称之为‘互动’。这在齐白石艺术的完善和成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不明其二人关系，就可能被研究者所忽略。任何艺术家的成长，都离不开知音、赏识与襄赞之助力。”

　　从艺术发展史上看，罗随祖的话十分正确。艺术家能够创造出辉煌的艺术固然重要，但襄助艺术家成长的收藏家也是功不可没的。

　　与齐白石因印石结缘

　　陆质雅与齐白石的订交，有位十分重要的介绍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幕客夏寿田先生。夏寿田(1870—1937)，名寿田，字耕父，一字桂父，号午诒、天畴、直心翁，湖南桂阳人，出身官宦门第，是著名经学家、古文学家、诗人、湘潭名士王闿运的门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寿田(戊戌科)中进士第八名，殿试榜眼及第。曾经担任端方、袁世凯和曹锟的幕客，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人。

　　陆夏两家，本是世交。夏寿田的父亲夏时(1839—1906)，名旹(音同时)，字菽孙、竹轩，湖南桂阳人，与陆质雅的父亲陆襄钺同朝为官。1900年际，陆襄钺居西安，而夏时正在官陕西布政使、巡抚的任上，所以两人时相过从。

　　此时，陆质雅已经有了秀才的身份，正在忙于备考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陕西乡试科考，而已是殿试榜眼的夏寿田也在西安，便来辅导陆质雅备考，而陆质雅不负众望，乡试科考获第一名，一举荣膺“光绪解元”。因此，陆质雅与比他年长14岁的夏寿田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同时，夏寿田与齐白石是师兄弟，都是湘潭名士王闿运的门人。在齐白石的早年艺术之旅上，夏寿田曾经给予过不可或缺的帮助。1901年5月，夏寿田请齐白石为陆质雅刻了“留得春光过四时”一方白文印，边款跋曰“辛丑五月，为质雅先生古镜堂东园旧案清玩此仿汉印”。这是陆质雅收藏到的第一方齐白石印章。陆质雅时年17岁。

　　1922年10月，陆质雅已经成长为上海的成功地产商，与新婚妻子龚林英前往北京时，专门拜访了好友夏寿田，与齐白石相见，并主动邀请齐白石刻制“长安陆氏砚海堂三代所藏金石文”印。白石在边款上刻“质雅先生出此巨石命刊十六字正之，壬戌十月，白石作于京华”。而此时的齐白石在京城刚刚有了些小名气。陆质雅时年38岁。

　　从此之后，陆质雅对齐白石的篆刻艺术心向往之，而收藏齐白石印章的热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了——也就是说，从1901年到1922年的21年间，陆质雅与齐白石没有交往，也不曾收藏过齐白石的一方印章。

　　二、收藏齐白石篆刻的历程

　　“处心积虑”的陆质雅，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总共收藏到齐白石篆刻艺术作品五百余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注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宝藏。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郞绍君说，“齐白石一生为人刻印无数，但为一个人刻大量作品，我只知道有两位，一是朱屺瞻，一就是陆质雅。”他还说：“陆质雅收藏的这批白石作品，绝大多数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齐白石篆刻艺术的成熟期与高峰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实际上，朱屺瞻一生收藏了齐白石篆刻作品总共是八十余方，从数量上看，还不到陆质雅收藏齐白石作品的五分之一。

　　陆质雅收藏齐白石印章，从其订制的时间上看，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922年到1931年的八九年间，陆质雅每年索刻的齐白石印章仅仅只有几方而已。(此处是指带年款的印章，而无年款的难以确定，但无年款的数量不会超过带年款的印章。据目前的统计，无年款与带年款的印章相比要少得多。)如1923年1方、1924年4方、1925年1方、1926年5方、1927年无、1928年1方、1929年无、1930年4方。

　　但是，到了1931年，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质雅一下子索刻齐白石带年款的印章数量陡然提升：1931年是13方，然后逐年在增加，1932年为19方，1933年为49方。到了1934年，恰逢陆质雅的50岁大寿之年，他索刻的齐白石带年款的印章更是多达88方，如果加上无年款的印章，应该接近或者超过百方之多，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这一变化表明，陆质雅对待齐白石艺术的态度，是随着齐白石在国内国外的知名度上升，开始急遽转变，而他收藏篆刻印章的理念也随之做出调整，就是由原来“百家石印吾有八九”的整体(面)收藏，转而进行专攻一人(点)“一不为少”(入印于1936年)的收藏。

　　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北堂收藏齐白石的印章已经进入尾声。

　　1946年的年底，齐白石与溥儒联袂在上海办画展。陆质雅赶到了齐白石下榻的住所，齐白石那里已经是高朋满座，等了半天后才匆匆见了一面，说了几句话又不得不匆匆告别。不过，齐白石还是给他带来了两方印章：“生不事人主”与“清极不知寒”。而这两方印章的边跋极简单，一为“丙戌，白石刊”，一为“质雅兄正刊，丙戌，白石”，再无往日的亲热劲了。此时，齐白石越老越矫健，已经红得发紫，而陆质雅也已不是当年风光无限的地产商，开始过上了平静的寓公生活。

　　转过了年，就是1947年，齐白石将承诺的最后一方印“梅花手段造化神功”寄给了陆质雅。此后，陆质雅再也没有收藏到齐白石的印章，他们之间的印缘到此也就彻底结束了。

　　1964年陆质雅去世后，北堂收藏的这五百余方齐白石印章由其后人收藏，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散出。据笔者所知，这些印章中的绝大部分均过了王文甫先生之手，其中包括文前所说的北京匡时2013年春拍之“北堂长物”朱文印。

　　其实，“北堂长物”是陆质雅的自用印。所谓“长物”，原指自己多余的东西，后来也指像样喜好的东西。显然，陆质雅索刻这方印的目的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怀：自己最自豪的收藏就是这批齐白石的印章！

　　王文甫先生说：“在所有北堂的收藏中，‘北堂长物’印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意义非同寻常！”

　　文章刊载于2014年1月22日《人民政协报·宝藏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