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大猛
长沙地下古文物出土及流散海外,与长沙城市开放过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某种关联。
●晚清末年,长沙兴修代表近代文明的铁路,在长沙南郊豹子岭掘出三面铜鼓。该铜鼓“高约二尺许,大如盆,类古乐中之搏拊,两面各具兽头,殆衔环者,击之其声渊渊,大异常鼓”,铜鼓旁有“大汉建兴元年及平南大都督”等字样,故当时断为古文献曾记载的“诸葛鼓”,此文物为鸡公坡(今大古道巷东)一古玩店主购得,后店主潜赴上海,以1万余元价格销给上海古董商,为洋人购得,流落海外。
●进入民国后,西方军舰常横行湘江水道,军舰上的洋水兵从大西门入城,常赴藩城堤荒货一条街购买店中文物,部分收得的出土文物即由此流散海外。经营此国际贸易较早的店家为邹濂溪在藩城堤开设的邹茂昌古董店。
●1919年4月18日,长沙南郊跳马涧娄姓农民挖烟土,挖出一尊重约十公斤的青铜犀牛尊,该尊当时被断为周代古物,辗转为犁头街杨克昌以2100元购得,随即杨克昌赴上海,“鬻之西人,得价近2万”。杨克昌后成为长沙最重要的地下文物经纪人。1925年将“国之重器”皿方罍(旧称桃源鼎)卖给外人、使其流落海外的文物贩子就是杨克昌。当年杨克昌为躲避追捕,曾花500元包得一艘小火轮奔逃常德。
●1928年鲁涤平主湘期间,即提出扩大长沙城区面积的市政建设计划,此后,已拆除城墙的长沙城,开始向城外拓展。至上世纪30年代,在长沙城外东南北三面环城山丘中时常挖得各类文物。此时,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有坐庄老板,为洋人采购文物,而驻长的外国领事或洋行买办,借工作之便,或代购或团购长沙出土文物。
●1936年,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校长、美国人荷爱华小姐前往长沙胡小姐家购得的山地,参观胡小姐家人发掘古墓。胡小姐的家人称,长沙王墓葬在河西。其时长沙在新开发的城市郊区发掘古墓已形成一股歪风,而以坟地古墓牟利则被称为“吃尸团”。雅礼中学外教柯克思参与到盗掘长沙古物的活动中,大批文物随之流散美国。
●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地面文物多半无存,长沙古玩行业纷纷转向,从事地下出土文物交易。从文夕大火至抗战胜利,长沙古玩店进入全盛时期,新增店家57家,长沙古玩店共计111家,上海等地古玩业有店伙常驻长沙。长沙地下文物遭遇疯狂盗掘,地下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大批文物流散海外。 ●抗战胜利后,长沙古玩店主蔡季襄收藏的帛书,为美国人柯克思骗取,流落美国。此时,长沙古玩业开始进入严重衰退期,至新中国成立前,长沙仅余13家古玩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