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眜效仿秦汉天子僭越称帝,自铸帝玺
西汉时玺印等级制度完备对用印的质地有严格规定
西汉南越王墓于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腹深处被发现,是距今2000多年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埋葬之所,也是岭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汉代彩绘石室墓。墓葬出土的玺印共23枚,分别为金、玉、铜、绿松石、象牙、玛瑙、水晶等质料,其中金印3枚,玉印9枚,铜印5枚,绿松石印3枚,象牙印1枚,玛瑙印1枚,水晶印1枚,有印文的12枚,无印纹的1枚,其数量之多、质地之丰富、钮式之独特实属罕见。
从“文帝行玺”金印看印制
墓主赵眜拥有的12枚玺印中,最赫赫有名的当数“文帝行玺”金印,这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在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的一枚“帝”玺。该印由黄金铸成,重148.5克,印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印面正方,小篆阴刻“文帝行玺”四字,有边栏有田字界格,笔画刚健,布局整饬。“S”形螭龙印钮,雕凿细致,鳞爪飞扬,神气活现,龙之首尾和两足成对角线分置四角,龙首微昂,龙身高高拱起,与印台之间形成一个孔,作穿系印绶之用。印台四周有划伤痕迹,印文凹槽和印台侧残留有朱红色的印泥痕迹,隆起的龙身有几处磨得特别光亮。根据这些信息分析,这枚金印应该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
墓主赵眜尽管效仿秦汉天子至尊制度,僭越称帝,自铸帝玺,但并没有完全效仿秦汉的用玺制度。据东汉卫宏在《汉旧仪》中载:“秦以前,民皆配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可见,自战国时期已经有黄金印玺了。然“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秦始皇将玉玺作为传国玺。子婴请降,刘邦得此玺传国,据《汉书》载,到王莽时这枚传国玺尚在,但自此以后便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汉朝制度规定,皇帝、皇后的玺印用玉,螭虎钮。官印的规格一般是2.2-2.8厘米见方,相当于汉尺的1-1.2寸,故通称方寸印。而赵眜之“文帝行玺”,用黄金铸,而非白玉,约3厘米见方的尺寸也大大超越了秦汉方寸印的规格。更为特别的是该印以螭龙为钮,而非螭虎。据史书记载,高祖所得的秦始皇那枚传国玉玺便是螭虎钮。班固《封燕然山铭》“鹰扬之校,螭虎之士”之句,更是汉人崇尚螭虎的明证。中原政权直到宋代才将以龙作为帝王玺印之钮的形制固定下来。这枚玺印的龙钮不能不算是南越王的独创之举。
《汉书·霍光传》记载:汉昭帝死,昌邑王刘贺“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据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府节台。”然赵眜只随葬了“文帝行玺”金印,与之同出的是“泰子”金印、“泰子”玉印、“赵眜”玉印、“帝印”玉印及无字印数枚,并未见“文帝信玺”、“文帝之玺”。这到底是因为南越国君主并未完全效仿汉朝用印制度,还是这两枚玺印尚存他处,抑或是历经烽烟战火早已不知所终,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谜团。
从龟钮玺印看君臣关系
南越王墓共出土了5枚龟钮玺印,分别是墓主赵眜的“泰子”金印和四位殉葬夫人的“右夫人玺”金印、“左夫人印”鎏金铜印、“泰夫人印”鎏金铜印、“部夫人印”鎏金铜印。
“泰子”金印与一枚“泰子”玉印和一枚无字玉印同出于墓主玉衣之上,方形,龟钮,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台高0.5厘米,通钮高1.5厘米,重74.7克。龟背雕凿精致,用点状纹刻画出龟甲裂纹 。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有边栏和竖界,文道较深,沟道两壁光滑且平直,沟槽底呈波浪形起伏的刻凿痕迹,应该是先铸造后凿刻。
“右夫人玺”金印,方形,龟钮,长2.2厘米,宽2.2厘米,通钮高1.6厘米,重65克。龟背隆起,细点刻画出龟甲裂纹,跟“泰子”金印相比,略显粗率。印文阴刻小篆“右夫人玺”四字,有边栏和田字界格,印章文道略有深浅,刻凿痕迹明显。
其余三位夫人玺印,皆是龟钮,铜印鎏金,印文阴刻小篆,有边栏和田字界格。相比墓主与右夫人的玺印,这三枚龟钮印无论从材质还是从雕凿工艺上来讲都简略一些。
汉代的官印体系源自秦,而且经过进一步的完善,西汉时期玺印的等级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对用印的质地有了严格的等级规定,皇帝之印曰“玺”,“玺皆白玉螭虎钮”,“王、公、侯金,两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印”。而且玺印的钮式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作为区别官阶的象征。应劭在《汉官仪》中记载:“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列侯乃至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中二千石,银印龟钮。”
“印者,因也。所以虎钮,阳类。虎(者),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群下也。龟者,阴物。抱甲负文,随时哲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所谓抱甲指龟的背甲坚硬,类似盔甲;所谓负文指龟壳上的图案,类似文字。引申开来,意寓文武兼备,指低调及功成身退。这种钮式关系体现了“君”与“臣”之间的尊卑有序。由此可见,龟钮限于列侯到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乃臣下所用之钮式。墓主赵眜及其四位夫人皆用了此种钮式,南越属西汉藩臣,理应尊臣下之礼,用龟钮无可厚非。然按照汉制,只有皇帝、皇后的印玺才能用螭虎钮,才能称“玺”。墓主赵眜不仅有“文帝行玺”金印,还有以螭虎为钮的“帝印”玉印,而且连其右夫人的印也称“玺”,其僭越之举昭然若揭。在这种对汉朝印制的遵守与背离之间,我们也可以一窥南越国与汉廷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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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印
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下,玺印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南越玺印既承袭了秦汉之制,同时又反映了南越国时期本地的社会政治文化色彩,为确认墓主身份、姓名和墓葬年代以及了解南越政权与汉朝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确切的物证和可佐证的资料。
龟钮玺印
有专家认为龟钮玺印的出现源自对龟的崇拜。传说三皇五帝时期,黄帝以龟为图腾。相传黄帝族发源于中原的天鼋(音yuan)山,黄帝氏族号称轩辕氏,“轩辕”是“天鼋”之音转。鼋即鳖,龟属。《楚辞·河伯》注阅:“鼋,大龟也。”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遗址都曾先后发现龟崇拜的遗存,安徽凌家滩遗址中就曾出土用于祭祀的玉龟。据《礼记·礼运》记载:麟体信厚,凤知治礼,龟兆吉凶,龙能变化。说明古人认为龟具有掌握未来发展的能力。汉代受这种崇拜的影响,将龟钮纳入官印体系中,成为权力系统中的一种象征。
印文
南越王墓出土的有字印分四字和两字两种。四字印皆田字界格,二字基本都有竖界和边栏(“泰子”玉印外),印皆白文凿印,字为秦小篆,方中偶圆,从这些特征可以明显看出南越王墓出土的印玺皆是秦印。将秦印与战国古玺和汉印作一下比较,便不难看出秦印的艺术特色。战国古玺有边栏而少界格,这一点有别于秦印既有边栏又有界格;秦印多为凿印,而汉印则多为铸印;秦印印文较战国古玺印文更容易辨识;秦印渐趋方整,较汉印更有自己的特点,更显结体疏秀、书写自然、古劲而苍浑的艺术特色。
(本文来源《文物天地》,作者:李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