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岭南篆刻历史

李尹桑为孙中山所刻的印 蔡守刻西京片木堂 马国权篆刻

　　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图片选自《岭南篆刻》

　　在前几期的20世纪广东美术系列观察中，我们曾提出了“广东印学兼新并雅”和“广东印家，学术与艺术相通并进”这样两个观点。前不久，长期从事岭南书法及篆刻艺术研究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协理事兼学术、篆刻委员、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书法评论》编委会副主任黎向群先生在新著《岭南篆刻》中对岭南篆刻艺术发展史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评述，特别是从所占有的历史资料出发，发隐钩沉，介绍了往往被之前的研究者所忽视的篆刻家及其印作，初步厘清了岭南印家交往师承的脉络。

　　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专访时，黎向群表示，近现代广东印学研究，除了人们所关注的以黄牧甫为代表的“黟山派”或曰“粤派”之外，也不能忽视以徐三庚等人为代表的“浙派”。而在岭南篆刻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历年来颇有成果，但仍有大量空白等待补充。

　　广东印学受到“黟山派”与“浙派”共同影响

　　黎向群告诉我们，在近代，广东印学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印学大发展的时期。然而说起广东近当代印学，一般人只知道以黄牧甫为代表的“黟山派”，却往往忽视了以徐三庚、常云生、余曼庵为代表的“浙派”。

　　“黄牧甫在继承皖派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创造出黟山派这个篆刻艺术流派，对广东乃至全国近现代乃至当代篆刻艺术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大家基本都知道黄牧甫，但是‘浙派’这些人鲜有人知道。在清代以来，文化传播的双向性尤为明显。一方面，入粤宦游广东的名人日渐增多，他们的阅历丰富，视野宽广。如翁方纲督学广东，兴办教育，阮元创办了学海堂，张之洞创办了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他不仅将当地先进的文化、金石、篆刻艺术带到广东，他们离开广东时又将广东的先进文化带回当地，促进了两地文化艺术的传播和交流。另一方面，广东著名学者陈澧、陈其锟、汪瑔、李尹桑、汪兆镛、汪兆铭等人，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到广东宦游——当官或者当幕僚，后来先后入籍广东，以番禺为多。他们这些人的文化渊源其实还是浙江，还是吴越文化。他们的文化与艺术风格，尤其是陈澧的‘古朴浑雄’、‘雅正为尚’印学思想，影响了一代印风，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黎向群举例说，徐三庚、余曼庵游学广东的时候，受到可园主人张敬修的邀请，传授印艺，张敬修及其侄张嘉谟，还有何昆玉、何瑗玉以及居廉居巢兄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浙派印风的影响。

　　何氏兄弟还宦游江浙一带，曾协助陈介祺编撰拓印了《十钟山房印举》及陈汉弟编订《伏庐藏印》，为近代印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可园这段历史，对广东印学的发展很重要。包括陈澧执掌的学海堂，重视书画金石研习，这些教育思想和方法直接影响到学海堂的每一位学子，故从学者多善书作印。我在书里也都谈到了这批人物。”

　　因此，黎向群认为，广东印学风派可谓是“黟山派”与“浙派”两种印风交融的结果。从印学风格上来看，“黟山派”或者说“粤派”取法黄牧甫，运刀以冲刀为主，尚先天法，光洁挺拔；而“浙派”却运以切刀，效后天法，苍茫朴拙。“现在广东印家的艺术风格两者兼有，由于使用刀法不同，所以所产生的刀笔意趣都有不同，它的区别就在于此。”黎向群说。

　　广东印学研究成果蔚为可观

　　在广东地区，除了印家辈出之外，印学研究成果也蔚为可观。近代有黄子高的《续三十五举》，为粤中第一部有分量的篆学著作，对纠正时弊，填补历代篆书理论的空白，其意义深远。陈澧的《摹印述》，指出了篆刻艺术的审美取向，提倡“古朴浑雄”、“雅正为尚”的印学思想。民国时期有蔡守的《印林闲话》，考辨古玺印源流演变。邓尔雅的《篆刻卮言》、《印学源流及广东印人》专论，发展了黄牧甫的印学理论；卢鼎公的《书画篆刻杂谈》、连声海的《金石粹言》等等，对研究印学很有参考价值。

　　黎向群告诉我们，一直以来，南粤前辈学者邓尔雅、容庚、容肇祖、冼玉清、马国权诸公非常重视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广东的印学研究成果走在全国前沿。容庚1919年在《小说月报》上首次阐述了学篆与治学的关系，这种印学的观点的提出，引起全国印学界的关注。” 他又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与弟弟容肇祖合撰了《东莞印人录》一书，是广东第一部地方性的印家传集。

　　该书收录明至近代印家十九人，小传下附有原名印，网罗文献，发隐钩沉，使许多湮没在乡野的明珠重现光彩，这部著作对于研究广东篆刻具有开山之功。

　　之后，冼玉清的《粤东印谱考》(后更名为《广东印谱考》)，该书对粤东地区印谱作一次全面的整理和考证。马国权的《广东古印集存》、《广东印人传》、《广东印学知见录》三部著作，是他搜集广东印学及印人资料汇集，这些专著问世，对岭南地区的印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直到今天这些著作仍然是印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可以说，前辈们在岭南印学研究方面，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当为楷模，深为岭南后学所敬仰。

　　近三十年来，广东印学成果有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篆刻章节)、陈永正的《岭南书法史》(篆刻章节)，简要提及岭南篆刻；以及新近出版的黎向群《岭南篆刻》一书，是第一部岭南篆刻史，系统梳理和评述了岭南篆刻的发展历程；还有的是梁基永《广州图书馆藏仪清室所集广东印谱提要》一书，补全了冼玉清印谱考，这些都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印论及著作，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影响深远。

　　地域印学仍需发掘和系统研究

　　虽然满目琳琅，但黎向群认为，目前岭南印学研究依然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岭南书法篆刻艺术一直没有引起书法界的足够重视，它在中国书法篆刻史上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仍处于被忽略和被遗忘的境况。“地域印学是全国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部中国印学史，缺乏了某一地区的印学成果，它就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黎向群在九十年代专门到西泠印社购买了一本沙孟海先生著的《篆刻史》，研读之后却发现，其中提及的历代印家，只有寥寥数人。这也是当代书法与篆刻研究的共同缺憾——见其史而不见其人、其艺，缺少地域性研究、缺乏第一手资料，只是梳理书法发展的脉络，基本是现有资料的整理，真正的考证和评述较少。

　　他认为，古代的岭南印章艺术不仅起源早，到了明末清初接步江浙。即使不能与同时期江浙地区并驾齐驱，但它的发展却有其自身的地域特色。迨至近代，随着黄士陵的“黟山派”成为“粤派”以来，岭南印章艺术汇入中国篆刻发展的主流。这一时期出现了李茗柯、易大厂、邓尔雅、简经纶、冯康侯等篆刻大家，在中国印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20世纪中叶，广东篆刻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亦涌现了商承祚、容庚、张臧、黄文宽、张大经、莫铁、何绍甲、秦咢生、吴子复、余鞠庵、莫仲予、马国权、卢炜圻、黄强等篆刻名家，但整体实力与江浙等地相比，仍未见其优势。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民国时期的邓尔雅、简经纶、冯康侯、卢鼎公、陈语山、罗叔重、陈融、刘玉林、张祥凝、冯汉、李泽甫、丁衍庸、胡毅生等篆刻名家均先后移居港澳台，他们的艺术成就预示了岭南近现代篆刻的风标，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很少参加内地的展事和其他活动，未能形成一股合力，从而削弱了广东的整体实力；另一方面，“粤派”印风的传承，由于地缘的关系，仅限于港澳地区，又未能很好在广东地区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从岭南地区(包括港澳)来考量的话，它仍然是处于强势的。

　　过去论者多关注到外来印家进入岭南之后为广东印学带来的影响，对于广东印家到港澳、对东南亚海外诸国的辐射与影响的研究仍是空白。“我觉得，作为书法篆刻家和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重视和研究地域书法篆刻史，不断地发掘各地宝贵的书法篆刻资源，填补中国书法篆刻史上一个个空白，这也是我撰写《岭南篆刻》一书的初衷和愿望。”黎向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