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朱守城墓出土文房用具散论

1966年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墓出土明代黄花梨木“昭来堂”铭圆盒 1966年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墓出土明代紫檀木笔筒 1966年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墓出土明代黄花梨木盖端石风字砚

　　1966年4月，上海市宝山县顾村发现明代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合葬墓，明季著名书画家为其墓前建筑书额，看来，朱守城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万历文人。在墓主朱守城头部两侧出土了砚、笔筒、笔屏、印盒、镇纸、压尺、文具盒、圆盒与香筒等14件文具，是迄今为止考古出土的明代墓葬中最为完整精美的一套。

　　华慈祥

　　1966年4月，上海市宝山县顾村公社秦江生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古墓，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即对古墓进行清理，确定是明代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合葬墓。结合墓内出土的买地券与地方史资料，确认朱守城为宋桂林宣抚使朱存仁之后，明季著名书画家为其墓前建筑书额，看来，朱守城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万历文人。

　　此墓一穴三棺，中间主棺入殓的即墓主朱守城，在其头部两侧出土了砚、笔筒、笔屏、印盒、镇纸、压尺、文具盒、圆盒与香筒等14件文具，是迄今为止考古出土的明代墓葬中最为完整精美的一套。由于出土的文具品类众多，本文择而论之。

　　砚

　　墓中出砚两方，一方箕形端砚，长22厘米、宽13.8厘米、高3厘米。箕形。砚首弧形起边，砚尾弧形，砚两侧边与砚首和砚尾弧形相连，中间内收，砚首比砚尾窄，砚堂呈斜坡状，砚心微凹，墨池较深且广，几乎占砚面的二分之一，砚面留有一眼。砚首低垂着地，砚尾处有两口径渐收的圆柱形小足。附黄花梨木砚盒，依砚形整挖，下承四条形矮足。另一方长方形碧玉砚，长8.5厘米、宽4.4厘米、高1.9厘米。碧玉质，有较多玉花和绺裂，扁长方形。在平坦的砚面上挖出一深一浅、一小一大两个圆池，作墨池与砚堂之用。砚背平。砚身打磨光洁。附黄花梨木砚盒。

　　箕形砚是最为多见的砚式之一，形如簸箕，出现于唐代。明代的箕形砚呈现出多种样式，有保持早期箕形砚的基本风格，略作改动的，也有与传统箕形砚差异很大的。如朱守城夫妇墓出土的箕形端砚，砚形与早期的几乎一样，只是双圆足缩水，与早期较为粗壮的足相比尤显单薄。

　　玉砚不宜发墨，主要作用是碾磨朱砂，考古发掘中最早的玉砚出土于内蒙古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有玉砚两方，明代玉砚造型端庄大方，浑厚朴实，饰纹砚较少，一般无过多装饰；器型有长方形、抄手形、椭圆形、圆形、蝉形等。

　　笔屏

　　墓中出土的笔屏通高20厘米，底座长17厘米，宽8.5厘米，是一种笔插与砚屏组合而成的文具，非常少见。笔插是一种竖向的置笔用具。器身如口字形，下部的底座上有数个孔洞，底座上竖两根立柱，立柱之间有横梁，横梁上有若干圆孔，可供插笔。砚屏则是置于砚边，用于遮风障尘的小屏风。笔屏组合了两者的功用，插笔与遮风障尘两不误。

　　明高濂的《遵生八笺》中有文房器具篇，专条记录“笔屏”，笔屏 “镶屏插笔”，“大者长可四寸，髙三寸者”，其惊艳之处在大理石质的屏心，高濂曰：“有大理旧石，俨状山高月小者，东山月上者，万山春霭者，皆余目见。”墓中所出的笔屏，虽无山高月小，东山月出之状，但言其有些万山春霭之姿，还是可以想象的。

　　笔筒

　　作为文房用具的主力——笔筒，在中国出现大概在明代的中晚期。记载笔筒较多的是明代的文献。据《天水冰山录》记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1480-1567年)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曰：“(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屠二人皆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二人皆钟情于竹木的雅洁，对其他质地的笔筒关注不够。

　　在明代中晚期的绘画与版画上，笔筒也有较多表现。如仇英的“桐阴画静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陈洪绶的“饮酒读书图”(上海博物馆藏)，万历年间刻本《状元图考》之“胡广”、万历四十五年刊本《原本还魂记》插图、崇祯年间刻本《郁轮袍》之“求配”等画上，笔筒已成为文房四宝的辅助用品。

　　而在考古发掘中明代的笔筒可以此墓出土的紫檀笔筒为代表。此器高15.5厘米，口径8.8厘米，上大下小，素面，口沿的端部打窪，从近口沿的一厘米处往下减地，为素身的圆筒留下一周玉带。底部的处理更是匠心独运，由于一木连做的笔筒极易开裂，故此处的底部是另外加工的，然后与筒身相接，座下承三矮足。

　　镇纸

　　墓中出土的红木长方形嵌螺钿镇纸，长10.8厘米，宽7.2厘米，高2厘米，是一种最常见的压纸用具，镇纸大多取动物造型，用铜、铁、石、玉、竹、木、瓷、水晶、象牙等制作。

　　宋人的文献中已有了镇纸，宋陶榖《清异录》提到了为镇纸起各种有趣的别号：“欧阳通善书，修饰文具，其家藏遗物尚多，皆就刻名号……镇纸曰套子龟、小连城、千钧史。”宋杜倌的《云林石谱》记载有饭石、桃花石做的镇纸。《元史》中有象牙镇纸。明高濂的《遵生八笺》和文震亨的《长物志》都有镇纸专条。高濂还有声有色地描述了各种质地的镇纸。如鎏金辟邪卧马、大铜虎、白玉猎狗、玉兔、玉牛、玉马、玉鹿、玉羊、日月玛瑙石鼓、玛瑙蹲虎、水晶石鼓、酒黄水晶抵牛等等。

　　专门制作一些物件以作镇纸出现于唐代。传世与出土的唐代长沙窑有狮形、蛙形、人物形、异兽形等多种镇纸样式。西安东郊唐韦美美墓出土一件玉兔形镇，下为长方形底座，上雕一背拱起作伏卧状的兔，洗练传神。

　　宋代，镇纸已较为普遍。出土有文房用具的宋代墓葬和窖藏大多会有镇纸出现。如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南宋初年窖藏有黄腊石坐佛镇纸；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年间史绳祖墓有白玉兔形镇纸；浙江诸暨南宋庆元年间董康嗣夫妇墓有石雕犀牛镇纸；江苏武进南宋墓有几何形素面的水晶、象牙镇纸。从这些考古资料分析，镇纸在宋代不但有石、玉、水晶和象牙多种质料，器型也是丰富多彩。后世镇纸的三种类型(人物、动物、几何形)都已具备。

　　明清时期的镇纸已成为文房中的主角之一，由于镇纸的实用价值在于以自身的质量压纸，故明清镇纸以铜、铁、石、玉、玛瑙、水晶等比重较大的材质为主。而朱守城墓中出土的镇纸以红木为之，上部挖出盖面，其上以螺钿嵌出胡人戏狮图(螺钿大多脱落)，盖面有轴与器身相连，使其可以直立。故此物是一件既有镇纸之用又可玩赏的文房雅物。

　　压尺

　　墓中出土的两件尺形物在文房用具中称为压尺。

　　压尺，或称为镇尺、书尺，分为两种，一种作尺形，另一种在尺形器上有立体装饰，都以长条形的平面压纸。材质见有铜、铁、木、竹、玉、石、象牙等。

　　宋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录有玉制琱文书尺、琅玕书尺、兽纽书尺。宋周必大在《玉堂杂记》中记有“压尺”，宋李昭玘撰《乐静集》记有白石压尺，宋刘宰的《漫塘集》记有檀香压尺，明吴宽《家藏集》有“桃竹压尺铭”，文震亨的《长物志》有压尺专条，云：“以紫檀乌木为之，上用旧玉璏为纽，俗所称昭文帯是也。有倭人鏒金双桃银叶为纽，虽极工致，亦非雅物。又有中透一窍，内藏刀锥之属者，尤为俗制。”记录的压尺上有玉璏纽，并批评日本的压尺不雅。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有类似的压尺专条。

　　最早的压尺出现于辽宋时期，往往是成对的。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的辽代窖藏中发现有页岩石做的压尺一对，淮安宋墓有漆压尺，这两件器物作长方形，属于第一种压尺。福建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和江苏江浦黄悦岭南宋庆元年间张同之夫妇墓都出土长条形的铜压尺一对，压尺的中间分别有兽形纽和八楞形纽。纽的作用是为了方便提拿压尺，是为第二种压尺。

　　元代的压尺还是这两种，成对出现。元集宁路遗址有铜压尺，正面刻夔纹，中立怪兽。山西大同市元冯道真、王青墓有长条形铁压尺。

　　明代的压尺与元代类似，朱守城夫妇墓出有红木嵌玉压尺，一件为紫檀木质，长21.8厘米，宽1.3厘米，高1.5厘米，嵌有桥形白玉饰。一件压尺中间嵌一白玉卧犬，为黄花梨质，长28.2厘米，宽3厘米，高1.8厘米。此件白玉卧犬从玉雕的艺术风格上看，应该是宋代的。文震亨说压尺“以紫檀乌木为之，上用旧玉璏为纽”是同一类型。巧合的是，文震亨与朱守城都是明万历年间的江南人。

　　印盒

　　墓内出土的印盒有三，一件为黄花梨木圆形素面印盒，高2.7厘米，直径7.1厘米，光素无饰。一件是紫檀木嵌螺钿椭圆形印盒，高2.8厘米，直径5.5厘米，所嵌图案应是蟠螭纹，可惜已脱落；盒、盖的口沿部以银丝嵌出回纹，制作精细。一件是紫檀木嵌螺钿圆形印盒，高3厘米，直径8.2厘米，盖面以螺钿嵌出松鹤延年图。

　　印盒，又称印色池，是为存放印泥，以备钤印之用的器皿。材质见有瓷、玉、漆、紫砂等，器型以扁圆形为多。

　　文献中关于印盒的记载并不多，明高濂的《遵生八笺》有印色池专条：“印色池，以磁为佳，而玉亦未能胜也，故今官、哥窑者，贵甚。余见二窑印池，方者尚有十数，四八角并委角者，仅见一二，色亦不佳。余斋有三代玉方池，内外土锈，血侵四裹，不知何用？今以为古玉文具中印池，似甚合宜。又见定窑方池，佳甚，外有印花纹，此亦少者。有陆子冈(刚)做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工致侔古，今多效制。近日新烧有盖白定长方印池，并青花白地纯白磁者，此古未有，当多蓄之，且有长六七寸者，甚佳。”

　　书中说印盒以瓷为佳，提到了官窑、哥窑、定窑以及景德镇的青花印盒；玉印盒也十分合宜，特别是陆子刚制的螭蚊玉印盒。

　　从印盒实物来看，在唐代，已经有印盒，当时，在储藏印章的金属盒底往往放有印泥，以方便随时钤印，可以说，是一种印章和印泥的两用盒。

　　唐宋的瓷器中，有一批被称为粉盒或油盒，唐代有越窑、邢窑和长沙窑等产品；宋代的景德镇窑、越窑、定窑和耀州窑等均有烧制。与后世的印盒形制相似，是否其中有用作印盒之用，尚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明清的印盒材质多样，有瓷、玉、木、铜、漆等。以瓷、玉、木印盒为多。■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