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在性情浪漫的古代文人眼中,山水是诗画,自然即文章,而这都离不开案头一方静默的石砚,它是古人借以挥洒才情寄托忧乐的工具。如今,砚虽然从案头挪移到博古架上,但收藏者依旧不改对它的一片痴情。
赏砚 从擦砚开始
张淑芬出生在广东番禺,3岁随祖辈迁到北京,住在北京的番禺会馆,直到成年才和家人过着独门独院的生活。
出生于大户之家的张淑芬对古董、古玩的接触是从出生就开始的。
张淑芬的祖父张维屏,少时就有诗才,闻名乡里。嘉庆九年,张维屏中举人,道光二年成进士。此后,张维屏在湖北、江西任州县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终因厌倦官场的腐败,于道光十六年辞官归里。张维屏和黄培芳、谭敬昭等并称为“粤东三子”,且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勋被誉为“诗坛七子”。小时候,张淑芬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对古玩、女红很有兴趣,还特别喜欢去博物馆。她说:“家中先人是与林则徐同科的举人,是当年有名的诗人。家庭传统深受"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从我的祖母到很多姑母,她们都是不裹小脚,不扎耳眼,上洋学堂的新一代女性。”
文房雅玩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们孜孜以求的,张府到处是精致典雅的笔墨纸砚。赖于祖上的荫翳,张淑芬对文房精品有浓厚的兴趣。每每用毕书写工具,长辈就会让小淑芬擦拭砚台等。在擦拭的过程中,张淑芬常常为砚台外观的晶莹透亮、纹理的细腻清秀所吸引,那种直面而来的美感让她惊诧。凝视祖上传下的砚台,她感受到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与过古的精神对话。“那个时候很小,不懂得文物的价值,只是在其中待得很久了,感觉它的熟悉和亲切。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兴趣往往给人以很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张淑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的冷门专业,进入文化部文化学院文物博物馆系学习,次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用6年学习绘画书法课及文化史论课。张淑芬记得其中有绘画技法课、古建筑史课等,文科科目课较多,包括外语,政治哲学理论课。毕业实习的时候,她还参加了广东一处东汉墓葬的发掘工作,成为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从事考古工作的女性之一。
本来,家学渊源是张淑芬从事文物鉴定工作的优势,但是在“文革”这非常岁月却成了劣势。“这时候,父亲才告诉我们那些从不关心的家庭出身问题,很多早已失去联系的亲属成为有"海外关系"。”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张淑芬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被分配工作,而是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原因是“封建官宦”家庭出身属于“黑五类”分子。
“1966年8月家被抄了以后,大家族不复存在。我拿着一床薄被和一口破锅,出来开始独立生活。不久,我们毕业被分到张家口的部队去锻炼,一去就是5年3个月。”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张淑芬的志向,1973年回到北京的她最终还是进入了故宫博物院。
文物编号存放地点脱口而出
然而,职业生涯再次遭遇不幸。“文化大革命”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故宫首当其冲。鉴于当时的形势,故宫大门一闭就有5年之久,也正因如此,在许多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文革”带给故宫博物院的是正常的展出和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中止。张淑芬每天只能做一些文物档案的记录,抄写工作。
来到故宫之后,张淑芬最先进入到文物保管部。“受出身影响,我一进故宫就进了库房工作。在部队多年的锻炼,已经给自己带来平静的心态。于是,就把"诚信待人,认真工作"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当年,张淑芬能把文物的编号及存放在哪个库房都背下来。正因为如此,后来故宫博物院内部编辑《文物精品图录》,张淑芬被抽调到编辑室任副主任,专管各主编所编各类文物的目录、编号。直至今日,如果有人问故宫的文物编号以及存放的地点,张淑芬也能立马准确地脱口而出。
后来,她进入了陈列部,这是国宝级文物展出的地方。每换一次文物,她都记下资料,私下里自己揣摩学习,由于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又去从事“文房四宝”(文房清供)及竹、木、牙、角工艺类藏品的陈列和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当年,市场并不看好"文房四宝",加上我是学美术出身的,一时心里还难过好一阵子。但是,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要争气",要作出成绩来。”
当年的每个周六,张淑芬抽出半天上门找文物鉴赏家探讨业务。尹润生、张子高、杨伯达等文博大家,都是张淑芬鉴赏人生路上的好导师。 “在众位恩师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朱家溍先生。他学识渊博。在我刚进故宫工作的那段时间,朱老经常无私地指导,给我提供了很多重要书目的出处,是我的"活字典"。他带我走了一条成长的捷径,让我少走很多弯路。他把家中的藏物无私地献给博物馆,淡泊名利,非常高尚。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做人,对人诚恳、诚信、大公无私的品行。”
乾隆出巡用的折叠文具箱
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张淑芬发现故宫里的藏品真是太美了,尤其是她研究的砚台,件件都透出古典文化的神韵。她爱这项工作,爱到如痴如醉。
文玩是大项,存世比较多,精品不少,故宫更是有不少绝无仅有的宝贝。给张淑芬印象比较深的是乾隆时期的一个文具箱子,这是乾隆皇帝出巡时御用的折叠文具箱,紫檀做的。“这个箱子打开是桌子,里面安放着一个双层屉盒,屉盒里有65件小的文房用具,比如砚台、黄灯、笔筒、印章,甚至刀子、耳挖勺都有。这些用具材质各不相同,什么竹木牙角的、珐琅漆器的、料器玉器的都有。因为可以折叠,携带方便,乾隆南巡时都一直带着它。这样的盒子,故宫里也仅此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