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收藏价值康雍乾三朝价最高

　　张淑芬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文博专家、杂项鉴定专家

　　赏砚 从擦砚开始

　　张淑芬出生在广东番禺，3岁随祖辈迁到北京，住在北京的番禺会馆，直到成年才和家人过着独门独院的生活。

　　出生于大户之家的张淑芬对古董、古玩的接触是从出生就开始的。

　　张淑芬的祖父张维屏，少时就有诗才，闻名乡里。嘉庆九年，张维屏中举人，道光二年成进士。此后，张维屏在湖北、江西任州县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终因厌倦官场的腐败，于道光十六年辞官归里。张维屏和黄培芳、谭敬昭等并称为“粤东三子”，且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勋被誉为“诗坛七子”。小时候，张淑芬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对古玩、女红很有兴趣，还特别喜欢去博物馆。她说：“家中先人是与林则徐同科的举人，是当年有名的诗人。家庭传统深受‘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从我的祖母到很多姑母，她们都是不裹小脚，不扎耳眼，上洋学堂的新一代女性。”

　　文房雅玩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们孜孜以求的，张府到处是精致典雅的笔墨纸砚。赖于祖上的荫翳，张淑芬对文房精品有浓厚的兴趣。每每用毕书写工具，长辈就会让小淑芬擦拭砚台等。在擦拭的过程中，张淑芬常常为砚台外观的晶莹透亮、纹理的细腻清秀所吸引，那种直面而来的美感让她惊诧。凝视祖上传下的砚台，她感受到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与过古的精神对话。“那个时候很小，不懂得文物的价值，只是在其中待得很久了，感觉它的熟悉和亲切。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兴趣往往给人以很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张淑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的冷门专业，进入文化部文化学院文物博物馆系学习，次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用6年学习绘画书法课及文化史论课。张淑芬记得其中有绘画技法课、古建筑史课等，文科科目课较多，包括外语，政治哲学理论课。毕业实习的时候，她还参加了广东一处东汉墓葬的发掘工作，成为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从事考古工作的女性之一。

　　本来，家学渊源是张淑芬从事文物鉴定工作的优势，但是在“文革”这非常岁月却成了劣势。“这时候，父亲才告诉我们那些从不关心的家庭出身问题，很多早已失去联系的亲属成为有‘海外关系’。”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张淑芬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被分配工作，而是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原因是“封建官宦”家庭出身属于“黑五类”分子。

　　“1966年8月家被抄了以后，大家族不复存在。我拿着一床薄被和一口破锅，出来开始独立生活。不久，我们毕业被分到张家口的部队去锻炼，一去就是5年3个月。”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张淑芬的志向，1973年回到北京的她最终还是进入了故宫博物院。

　　文物编号存放地点脱口而出

　　然而，职业生涯再次遭遇不幸。“文化大革命”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故宫首当其冲。鉴于当时的形势，故宫大门一闭就有5年之久，也正因如此，在许多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文革”带给故宫博物院的是正常的展出和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中止。张淑芬每天只能做一些文物档案的记录，抄写工作。

　　来到故宫之后，张淑芬最先进入到文物保管部。“受出身影响，我一进故宫就进了库房工作。在部队多年的锻炼，已经给自己带来平静的心态。于是，就把‘诚信待人，认真工作’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当年，张淑芬能把文物的编号及存放在哪个库房都背下来。正因为如此，后来故宫博物院内部编辑《文物精品图录》，张淑芬被抽调到编辑室任副主任，专管各主编所编各类文物的目录、编号。直至今日，如果有人问故宫的文物编号以及存放的地点，张淑芬也能立马准确地脱口而出。

　　后来，她进入了陈列部，这是国宝级文物展出的地方。每换一次文物，她都记下资料，私下里自己揣摩学习，由于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又去从事“文房四宝”(文房清供)及竹、木、牙、角工艺类藏品的陈列和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当年，市场并不看好‘文房四宝’，加上我是学美术出身的，一时心里还难过好一阵子。但是，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要争气’，要作出成绩来。”

　　当年的每个周六，张淑芬抽出半天上门找文物鉴赏家探讨业务。尹润生、张子高、杨伯达等文博大家，都是张淑芬鉴赏人生路上的好导师。 “在众位恩师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朱家溍先生。他学识渊博。在我刚进故宫工作的那段时间，朱老经常无私地指导，给我提供了很多重要书目的出处，是我的‘活字典’。他带我走了一条成长的捷径，让我少走很多弯路。他把家中的藏物无私地献给博物馆，淡泊名利，非常高尚。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做人，对人诚恳、诚信、大公无私的品行。”

　　乾隆出巡用的折叠文具箱

　　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张淑芬发现故宫里的藏品真是太美了，尤其是她研究的砚台，件件都透出古典文化的神韵。她爱这项工作，爱到如痴如醉。

　　文玩是大项，存世比较多，精品不少，故宫更是有不少绝无仅有的宝贝。给张淑芬印象比较深的是乾隆时期的一个文具箱子，这是乾隆皇帝出巡时御用的折叠文具箱，紫檀做的。“这个箱子打开是桌子，里面安放着一个双层屉盒，屉盒里有65件小的文房用具，比如砚台、黄灯、笔筒、印章，甚至刀子、耳挖勺都有。这些用具材质各不相同，什么竹木牙角的、珐琅漆器的、料器玉器的都有。因为可以折叠，携带方便，乾隆南巡时都一直带着它。这样的盒子，故宫里也仅此一件。”

　　藏砚如品茶修心志

　　砚石雕刻不同于其他的工艺，每块石料材质各异，依此设计的作品，即便是图案大体相同，实际颜色、细节等也几乎“独一无二”，这就给了砚台极大的创作空间。张淑芬认为当今砚文化的出路应该在传承上不失砚功能的形制，在继承传统工艺技法上少用机工、多用手工艺雕刻技法创新思路，整体包装要求题材内容具有历史、文学、神话、故事等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主题的新的构图、构思，反对异造，要因材施艺，突出砚石的材质美感为制砚艺术的重要追求。“雕刻要善于利用砚台材料和天然特性，材质、形状、色泽、纹理、石眼等，都是创作的元素，甚至可以变废为宝，显瑜掩瑕。”

　　言及当代砚雕中继承古代工艺的问题，张淑芬认为，继承最好的办法就是摹古，就像学习书法要临帖一样。她曾倡议组织当代砚雕家将砚谱中的全部砚台做一批高仿品，使砚雕师通过摹古、向宫廷砚工学习，继承古代的砚雕技巧，在此基础上创新。

　　张淑芬经常作为央视“鉴宝”节目专家，为藏友进行杂项鉴定。藏友将藏品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得严严实实，排着长队等待专家给掌掌眼，而每位藏家打开包装的过程，又是所有伸长了脖子的围观者的共同期待。张淑芬说，每当看到这种场面都让她感动，也更让她有了帮助收藏者甄别藏品真伪的激情。

　　中国文化说白了就是文人文化

　　“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张淑芬说，中国文化，说白了就是文人文化。砚文化的内涵是非常深广的。大部分文人用品都是孤品，其增值空间很大，许多人不知道收藏什么，我就告诉他们，就收藏文人用的东西，文房用品是首选。砚台又是文房中的老大，所以将来古砚的增值是必然的。针对目前民间收藏的持续升温、有时单件藏品的涨幅令人咂舌，张淑芬则不忘给火爆的收藏市场“泼冷水”，认为不能盲目进入收藏市场。“砚台作伪，主要在石材上动手脚。我国砚材丰富，品种繁多。鉴别砚台的真伪，应该先看它是什么砚石、产在什么地方、石性如何、纹理有什么特点；进而再看石品、纹理、雕刻手法、镌砚装饰是否与时代特点相同。”张淑芬说，端砚石料名贵，伪造者多用别处类似、近似的石料雕琢，但细观察可以发现石质生硬、不温润也无光，完全没有幼嫩密实的特点。她说，识砚有四招，即看色、手模、听声、掂重。“看砚色是否自然、是否经过修补，手摸石质润滑的为佳，手感冰凉的好，不同材质的砚台敲打后音色也不同。”

　　砚者，研磨也，默默静心，慢慢细磨，实乃修身养性之功。赏砚，一如品茶，能修炼心志。

　　张淑芬讲了这么一件轶事：“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身体比较差，人又非常暴躁，性格明显不利于养生。后来，他看很多人搞收藏，有些人还发了财，于是抱着玩玩的心理收藏起砚台来。过了一两年，和许多有心得的收藏家一样，他的心理受到了触动，心态变好了，身体也比以前健康了。他说，开始收藏砚台等古玩时，也是想嫌点儿，但是当自己端详把玩手中的古玩的时候，发现表面的包浆有一种庄重沉稳的美。欣赏这种美，让他的心安静下来，享受这种特别的美，心灵得到净化。”

　　没想到，收藏能够改变人生。一个收藏爱好者，追求的应是收藏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或者从中悟出的人生哲理，而不是个人藏品的多寡贵贱。收藏者有打眼的痛楚，也有过捡漏的惊喜，甚至有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惆怅以及心爱藏品被损坏的懊悔。张淑芬说，不妨将这些悲喜看作一种常态让自己品味其中的人生文化。

　　包浆之美沉淀为历史永恒

　　一般人认为不卫生的包浆，在投资者眼中看到的是价值；在收藏者扬中看出的是斑驳破碎老旧之后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张淑芬说：“正因为包浆的美，所以历来有人将经常把玩的砚台等做旧，以迎合自己对古旧的向往心理，这甚至一度成为某些类玩品的审美取向。比如，印章雕刻完后，有人就有意将平整光润的印章磕碰出许多坑来，给人满目的沧桑。”

　　如今，砚台离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遥远，但其艺术收藏价值却是如日中天。张淑芬认为，砚的功能虽然已被“搁置”，但其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价值却突现出来。“一方古砚虽不再拿来磨墨实用，但人们仍然视之为砚。它的实用性已沉淀为历史的永恒存在，转化为今天人们观照、鉴赏的对象，使人产生深沉的历史向往和审美愉悦。”

　　最有历史价值的器物在故宫

　　“故宫的东西看过了，还要看看民间的东西。搞鉴定，不能胡来，为了使价钱准确反映市场行情，每年都得看大量的拍卖图册，我的估价一般都比较适中。”这么多年收藏鉴赏的经验更加坚定了张淑芬的一个看法，最有历史价值的器物还是在故宫。“尤其现在，民间的好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一些真正的收藏大家，不会把无价之宝拿去卖钱，因此，好东西经过专家鉴定后可能就不再出手了。”张淑芬说。

　　在中国，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门类的艺术品。除了文人喜爱之外，与皇家的宠爱不无关系。近年来，出自清宫的文房用品纷纷现身拍场，并在各路藏家的追捧下成交价格逐年走高。在这之中，被誉为“大清国宝”的松花石砚尤其引人关注，据统计，在已获成交的60多方松花石砚中，有8方拍出了上百万元的高价。

　　细查松花石砚的成交状况，凡是拍出高价者无不出自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据史料记载，松花石砚自被康熙帝看重、并在宫中造办处设置砚作以来，这三朝制作的数量最多、品质最佳。张淑芬透露，目前北京故宫馆藏的松花石砚有80多方，台北故宫有100多方，而且两地故宫收藏的松花石砚多数是在康雍乾三朝制作的——北京故宫的藏品中有康雍乾三朝款铭的松花石砚39方，台北故宫则有86方出自这三朝。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自乾隆十九年下令封禁石场后，便不再采石，宫中制砚都取用存料。据估算，目前流落在民间的宫廷松花石砚不足百方，其中绝大多数是溥仪逃出故宫时候带走的。

　　张淑芬虽迷恋于收藏，但是国家有规定，文物工作者在职期间禁止自己收藏或参加这方面的市场活动，因此她的藏品除去祖传的，都是退休后才收藏的。

　　退休后，一有时间张淑芬就会到古玩市场转转。“逛古玩市场是收藏爱好者的必修课，更是基础课。去市场要懂行话，识货是基础，砍价见真伪。”张淑芬提醒收藏爱好者，地摊上容易交学费，熟人杀熟也做局。“高手也有打眼的时候，高手吃进赝品后碍于面子，只能先当精品藏着，然后再找机会以真品的价格转让给‘二五眼’。”

　　如今，张淑芬已年过古稀，“我一直在抢时间，抢在自己还不糊涂、腿还能跑的时候多做一些事，为复兴砚文化、弘扬砚文化做些努力。”这正应了祖父张维屏早年写的训子孙之道“惜分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