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扬州金属工艺(图)

扬州青铜镜 扬州青铜器

　　汉代，广陵国易名江都，金属工艺传承依旧，我们可以通过2012年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出土的席镇(压席之物)一窥汉代扬州金属工艺之精美。汉代人是席地而坐，席作为坐具，在人们起身和落座时，常会移动，席又容易卷角，因此，席镇的功用，就是在四角将席压住，使其服帖，席镇通常四件一组成套使用。大云山汉墓共出土错金银嵌宝石虎噬熊铜镇一组、错金银说唱俑铜镇一组、错金银虎镇一组(残存3件)、错金银虎铜镇一组(仅存1件)。四组铜镇工艺精湛，均以错金银为主体装饰工艺，十分罕见。尤其是错金银嵌宝石虎噬熊铜镇，每件铜镇器身均嵌有约50颗色彩各异的宝石，包括玛瑙、玉石、绿松石等不同材质的宝石，极其奢华，精美绝伦，世间罕见。

　　铜镜在汉代得到继续发展。汉朝时，虽漆器、铁器盛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铜镜，由于在当时还没有其他更好的质料代替，所以有了继续发展的条件，汉代青铜镜一般是官铸，扬州是官办铸造铜镜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汉初，高祖刘邦封其侄刘濞为吴王，建都广陵。吴王凭借境内铜矿之丰，师商周战国青铜工艺之长，在汉的“官工业”(指冶炼和盐业)政策倡导下，广收天下能工巧匠参与青铜制作。史载，扬州城西北72里处有大铜山，仪征县西北20里为小铜山，皆为吴王铸铜之地。其时，天下铜钱一半出自广陵，青铜器也是品种繁多、质精艺良。至今扬州各地的馆藏、民间私藏数量都颇有规模。

　　汉武帝时，铜镜制作废弃春秋、战国时代彝器格式的影响，提倡现实生活中新颖、活泼、富有升腾气势的纹饰，集自然草叶纹和祝福吉语为一体的铜镜应运而生。此时铜镜背纹饰表现主题内容大都以自然、天象和祈愿为主。自然指纹饰中的对称草叶、花朵等；天象以圆镜喻天、方钮座喻地、铭乳钉表支撑天地的柱子、镜钮表天地中心，取“天圆地方，点在中央”之意；祈愿指吉祥祝愿语。

　　1999年，在仪征胥浦先进村出土的“西汉西王母禽兽博局镜”堪称西汉扬州铜镜的经典之作。此镜，直径11.2cm、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座外方格。主纹以柿蒂方格纹、四个圆圈和博局纹分隔成四组图案，每组图案各饰两个纹样，计八个。其主纹为西王母。西王母衣领交叉，席地端坐，一只玉兔面向西王母举杵捣药。另外三组图案饰以飞禽、瑞兽，或一羽人作持物状。主纹空间补以云气纹或地草纹。纹样刻画生动自然、工艺尤其精湛。与一般汉镜八、十六连弧纹的纹样不同的是，扬州西汉镜最重要的特征是十二连弧纹。1992年国家文物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铜镜图典》中对十二连弧纹铜镜的注明为“十二连弧纹铜镜以往均在江苏扬州出土”。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自立新朝，在铸镜工艺与风格上，王莽新朝基本是继承汉制。1986年，在扬州市西郊蜀冈大队五号墓出土的“新莽西王母禽兽博局镜”，可见其对汉镜制作技艺的承继。此镜，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座外在两个方格之间夹饰卷云纹和几何纹。主纹以四乳、柿蒂纹钮座分隔成四个区，每区各饰两个纹样，又以博局纹分隔成八个各不相同的纹饰图案。镜外缘凹面内饰双线锯齿加连珠纹带一周。主纹是衣领交叉、双手相拱、席地端坐的西王母，右侧一羽人面向西王母而跪。二区为一羽人作行走状，转颈而视一侧起飞的凤。三区为一虎站立窥视惊跑的一只羊。四区为一只瑞兽和一只笨熊相视吼叫。主纹空隙处补以云气纹或地草纹。王莽时期的铜镜纹饰表现手法仍是以阳线勾勒轮廓为主，但更加细腻工整。构图格局仍以乳珠间隔中绘制翔鸟走兽、花蕾等自然纹饰，最常见的手法是减地平雕、雄浑造型与古朴稚拙手法糅合，有明显的复古倾向。

　　东汉时的铜镜镜缘放大，镜钮大于西汉铜镜，铜镜工艺纹饰更加流畅传神。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疏朗明快的布局给人以豁然舒展之感。传世两千多年的两汉黑漆古或皮蛋古青铜镜包浆透出的是幽幽青光，使观者在赏心悦目的同时，不由对古代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表示由衷赞叹。 陈晓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