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历代金银器的时代特征

辽代鎏金银鸡冠壶，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出土 明代嵌宝石龙纹金执壶，首都博物馆藏 秦代咸阳宫银盘，山东淄博临淄区西汉齐王墓1号随葬器物坑出土

　　福建 周学明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类型多样、范围广泛，而且工艺复杂精细、科技价值含量很高。值得注意的是，金银制品一开始就以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形式出现，而不像铜器和玉石等制品，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才逐渐从具有功利目的性的生产工具中脱离出来，进入审美对象的范畴。更为有趣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金银器皿直至唐以后才大量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特性，使得人们赋予了金银器以更多远超于实用物品本身的意义，着意于“金银”，而失意于“器”。同时，一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从肇始至完工，又往往需要使用多种工艺，将大自然的创造与人类的智慧完美结合，从而成就其集千恩万宠于一身的连城之价与夺目之光。 

　　清新活泼的春秋战国金银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从出土地点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多。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南北方差异较大，风格迥异。战国以后，楚文化和秦文化具有重大影响。这个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秦国墓葬、河南洛阳金村古墓、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此时南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而北方主要有装饰品、兵器饰件和马饰具，造型和装饰以虎、豹、狼、鹰、野猪、怪兽、鹿、牛、羊、马等动物纹为主，也有少量几何纹、火焰纹。不仅有个体形象，而且出现了多种动物组合构图，如虎牛、虎狼、虎鹿等，以动物间争斗为装饰风格，打破了夏家店上层文化那种整齐规范的纹饰布局。动物的形象以写实为基调，个别形象予以夸张，具有抽象性。动物反转式和怪兽造型，又是受斯基泰文化(分布于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西汉时期，吸收汉文化的因素，出现了银匙、银著等饮食器，用途扩大。造型和装饰艺术在继承战国遗风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出现了动物与自然环境的图案。制作工艺有锤、錾刻、镶嵌、焊接、模压、浮雕、包金、掐丝等多种技法。匈奴民族的金银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掀起了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的第一次高峰。中原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大体看来，与北方匈奴少数民族地区金银器的形制风格截然不同，多为器皿、带钩等，或是与铜、铁、漆、玉等相结合的制品，其制作技法仍大多来自青铜工艺。此外，包金青铜器和以金、银镶错的技艺也十分兴盛，并有很多杰出的创造。

清乾隆银累丝花篮，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富丽堂皇的秦汉金银器。考古工作者曾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造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这种在银器花纹处鎏金的做法，唐代以后十分盛行。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汉代金银器工艺在前代的基础上，又获进一步的发展。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所制器物极为精致、豪华，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单鎏银盒和湖南长沙五里牌和五一街东汉墓出土的银碗、银调羹等。除饮食具外，更多的是各种金银装饰品。有的金银器除镶嵌绿松石等材料外，还饰以人物、动物等，如1965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呈竹管状，表面有凸起的轮节，将车饰分为4段，用金银错装饰以狩猎为主题的花纹，并嵌有圆形和菱形的绿松石，其间饰有人物及象、青龙、鹿、熊、马、兔、狼、猴、羊、牛、猪、狐狸、獐、鹰、鹤、孔雀等动物形象，并穿插以菱形纹、波纹、锯齿纹。整个车饰，构图饱满，气魄宏大，风格瑰丽，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技巧。进入东汉以后，鲜卑、乌桓、柔然、敕勒等民族在草原上逐渐强盛，尤以鲜卑的金银器最具特征，从时代上分为三个阶段。东汉时期以装饰品为大宗，以狼、野猪、鹿、驼、马、羊、神兽等动物造型为主。其表现形式，有以写实为基调的单体动物，也有将动物重叠、排列，图案规范整齐的同种动物的重复组合。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更少见，可能因为这个时期鎏金的做法盛行，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

唐代狮纹金花银盘，西安八府庄东北出土

　　异域风情的魏晋南北朝金银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两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部的金银器造型仍以动物为主，分单体、群体和动物咬斗三种类型，多为虎、熊等一类凶猛的食肉动物。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表现兽的全身和兽面。群体以同种动物两两相对或相背排列，构成整体图案。动物咬斗表现凶猛动物对温驯动物的撕咬场面。动物纹的写实性艺术较强，有的造型融写实与抽象为一体，多采用模铸，结合平面浮雕、透雕、圆雕的工艺，间有圆雕与镶嵌结合的手法，增加了动物造型的立体效果和直观艺术。而慕容部金银器的纹饰则为花树、云朵、龙凤、鹿、羊、佛像、粟粒等，从总体上看，具有草原特征的动物纹不再占有主要地位，退居次位的动物纹采取图案化处理，外来文化纹饰种类的比例增多。北魏时期，鲜卑金银器以素面较多，动物造型多为羊、马首、牛首、龙，出现了具有波斯风格的装饰艺术。采用模铸、焊接、金珠细工、镶嵌、錾刻、冲凿等工艺，尤其是金珠细工和镶嵌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金银器工艺的一个显著特征，此为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的深化期。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型、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

　　五彩斑斓的隋唐金银器。隋统一全国，统治阶级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大量使用金银作为饰物，因此促进了隋唐金银器手工业的发展。隋代出土的金银器较少，最具代表性的是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中的金银器，其中以嵌玛瑙蓝晶金项链最为精致。唐代在金银器制作工艺方面，既善于总结和继承前人的成就，又思路开阔，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中的丰富营养，创造出一种五彩斑斓、璀璨夺目的崭新文化。造型精美、结构巧妙、装饰典丽的金银器比比皆是。其中，以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最为抢眼，共有金银器270件，器物有碗、杯、壶、盒、熏球、钗、龙等。这些金银器不仅造型优美，而且纹饰生动、活泼，把动物形象、花草以及人物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空间施以鱼子地纹，使金银器更加灿烂夺目。 

　　纵观唐代金银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纹饰极为丰富。其特点是，初唐时期，无论器型还是纹饰，都具有明显的波斯萨珊朝风格，纹饰以凸棱、连珠纹及单点动物纹为常见。另外，以纤细的缠枝忍冬、四瓣或八瓣花及线条简略的折枝花为主，花与人物相衬时结构松散。如八棱带柄杯、花银高足细柄杯、胡人像银扁壶及凸雕虎纹银壶，即是典型之器。中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贵族官僚追求享乐日盛，金银器制品增多，波斯萨珊朝风格的造型已不能满足需要，转为兼收我国传统的铜器、陶器、漆器的器型。花鸟纹盛行，缠枝花、绶带纹丰满流畅，已具有团花的格局。西安何家村窖藏所出器物，大多属这一时期的代表。晚唐时期，器型继承前期：团花纹饰已从原来的陪衬地位一跃而成为主题纹饰，这也是团花纹饰的黄金时期；缠枝花则渐趋呆板被绶带纹取代。由此可见，唐代金银器经历了一个由简单转向复杂的过程，从唐初的波斯萨珊朝风格转向中国传统风格。

　　清新素雅的宋元金银器。宋元金银器以器型设计构思巧妙、富有灵活性与创造性的多种加工技法为特征，如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的鸡心形、蝌蚪形金饰龙凤、团龙、如意金簪和金丝栉背，江苏吴县出土的元代金鸡心形饰物及金带饰等，都以其小巧玲珑的形制显示出造型工艺技巧的高超。同一种金银器皿的造型还往往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制。

　　宋元金银器的装饰工艺承继和发扬了唐代的传统。装饰花纹多按照器物造型构图，并采用新兴的立体装饰、浮雕形凸花工艺和镂雕为主的装饰技法，将器型与纹饰结合成完美和谐的整体，使器物具有鲜明的立体感和真实感。如河北定州塔基出土的宋代缠龙银瓶和银塔，龙的形象栩栩如生；江苏溧阳平桥窖藏的宋代蟠桃鎏金银盏采用立体装饰，于半桃体形的盏口沿上焊接出形态逼真的枝叶，既为装饰又是把手，还在盏内底压印有“寿比蟠桃”4字，将器型、纹饰、实用及寓意巧妙地融为一体。产生于唐代的浮雕形凸花工艺在宋元金银器中已普遍用于器物的主体纹饰，并发展出新的浅、中、高三种凸花形式，多与模压、錾刻、焊接、圆雕等工艺相配合。如安徽六安县嵩寮岩出土的宋代银质鎏金童子花卉托杯、江苏溧阳平桥窖藏的宋代凸花狮子戏球图及瑞果图等鎏金银盘、江苏金坛出土的元代凸花人物故事银盘等，就是同时采用三种凸花工艺与其他技法配合而成的代表作品。镂雕工艺多用作金银饰件和某些器盖或熏炉、盒等的花纹装饰。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的鸡心形金饰件，即以透雕和凸花工艺相结合的装饰技法，刻画出一对金凤翱翔在花丛之中的生动形象。

　　空前发展的明清金银器。明清两代金银器越来越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器型的雍容华贵，宝石镶嵌的色彩斑斓，特别是那满目皆是的龙凤图案，象征着不可企及的高贵与权势。这一切都和明清两代整个宫廷装饰艺术的总体风格相和谐一致，但是却和贴进世俗生活的宋元金银器迥然有别。然而，明清两代的金银器，其发展轨迹可谓明晰可见，但其分野之界亦是如此鲜明。大体上说，明代金银器仍未脱尽生动古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

　　在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龙凤形象或图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变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极致。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中素面者少见，大多纹饰结构趋向繁密，花纹组织通常布满器物周身，除细线錾刻外，亦有不少浮雕型装饰，对以后清代的金银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极多，大部分为传世品。器型和纹饰也变化很大，已全无古朴之意，同时反映了宫廷金银艺术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的倾向。其造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而更加绚丽多彩，纹饰则以繁密瑰丽为特征。清代金银器可以用精、细二字概括。在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调配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