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中寻找地震记忆

清代八龙摆尾地动仪 《虞乡县志》中的《地震记》

　　数千年来，虽然困窘于“天象”这一朴素的认识，我们的祖先却以顽强的意志和精绝的智慧，同地震灾害不屈抗争，留下了历史悠久、汪洋恣肆的地震记录和文化遗存。这些智慧和文化反映到古籍善本及收藏文玩上，不但展现了古代人们预测地震的能力，也表达了他们对幸福安康生活的向往。

　　地震预测：清代八龙摆尾地动仪

　　历史上最早的地震仪由东汉张衡发明。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在地震预测上虽然有所局限，但也是当时人们对未知世界敬畏恐惧的心理安慰。这种慰藉也反映到各种与地动仪形制相关的器物之上。

　　从这种功用来说，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同材质、形制的地动仪，已成为一种吉祥摆设。笔者曾见到一尊清代瓷质八龙摆尾地动仪，便是这一类陈设物的典型代表。从外观看，这件瓷质地动仪与《后汉书》中记载的张衡候风地动仪极其相近。“地动仪以精铜制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里面有精巧的结构，主要是中间的“都柱”(类似惯性运动的摆)和它周围的“八道”(装置在摆的周围和仪体相接联的八个方向的八组杠杆机械)，外面相应设置八条龙，盘踞在八个方位上。每个龙头的嘴中含有一个小铜球，每个龙头下面都有一只蟾蜍张口向上。如果什么地方发生了比较强的地震，传来地震的震波，“都柱”偏侧触动龙头的杠杆，使处在那个方位的龙嘴张开，铜球当啷一声掉在下面的蟾蜍口里，“振声激扬”。

　　这件瓷质八龙摆尾地动仪与史书中描述的候风地动仪外形完全一致，只是作为陈设物，并没有内部设计，且可以上下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底座，底座之上有八只形态逼真的蟾蜍，口部张开，形神贯注，似乎随时迎接自然灾害的预警。地动仪第二部分为圆鼓装，中空，圆鼓表面堆塑八只威风凛凛、摇首摆尾的巨龙，这也是整个地动仪最能体现艺术性的部分，鼓面云海纹波涛起伏，细微处刻画精细，雕镂堆塑完美，釉色层次分明，将镇守一方的龙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第三部分是地动仪的盖，兽首，四系钮，纹饰刻画生动，与整个地动仪浑若一体。从胎釉风格来看，这件清代瓷质八龙摆尾地动仪虽然是民窑作品，但从造型设计、雕工堆塑及烧造工艺品鉴，绝对算得上一件民窑精品。

　　地震奏报及应对：清代御批奏折

　　对于地震，古代的主流观点认为，地震是“阴阳失衡”所致，是上天对人类的一种警告。虽然古人不了解地震的真相，也没有有效的预测系统，但他们针对地震早已建立了一套及时的救灾制度。发展到清朝，这套救灾制度几乎涵盖了救灾工程的各个方面，具有现代救灾工作的雏形。与救灾相对应的是严厉处罚耽误、妨碍救灾的官员，这在古代流传下来的对自然灾害的奏报与朱批中均有明确记载。

　　笔者曾在博物馆内看到一件乾隆御批台湾奏报地震的奏折，它和其它几本有关雍正十三年发生在台湾的地震御批奏折，共同展现了古代帝王和各级官员对地震发生的重视关切程度以及相关的赈灾流程。1736年1月，台湾省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震级约有六级，因古代建筑结构抗震性能差，伤亡惨重。震后第三天，巡视台湾礼科给事中图尔泰和巡视台湾兼理学政吏科掌印给事中严瑞龙即向刚刚继位的乾隆皇帝奏报了地震灾情。乾隆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浙闽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卢悼、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向乾隆奏报了台南地震的灾情和抚恤救灾进展，奏折中明确汇报了地震的范围、房屋、伤亡等情况，并向皇帝说明，“台湾孤悬海外，地土松浮，震动亦所常有。”

　　因地震不比其它自然灾害，具有相当敏感性，乾隆皇帝接到奏折后，立即御览朱批，在奏折行间作了长篇批示。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对奏折中提到的“孤悬海外，地土松浮”之说并未领情，反而大加斥责，称各级官员“讳灾”之意。乾隆又说：“夫地方偶有此等灾荒之事，朕岂肯诿过于汝等，若汝等视灾为常，或匿而不报，或报而不实，与夫赈恤不尽其力，则朕之责汝等不可辞矣。”一番说辞，赏罚得当，有严有慈，有力地促成了赈灾工作的顺利开展。

　　地震记忆：善本古籍及碑刻

　　翻检史籍，《二十四史》中有很多关于地震的详细记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专门记载地震现象或地震故事的古籍、善本、碑刻等等，这些专门的地震记忆大多是地震亲历者的回忆，它们保存了古人对地震前兆的认识及对地震的若干总结，其中不乏科学成分。

　　笔者见到一本清代刊印的山西《虞乡县志》，其中卷十《旧闻考》中，就有李元瀛的《地震记》，记录了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九月二十日山西平陆强震全过程。地震前，自八月初六，“阴雨连绵四旬，盆倾檐注，过重阳微晴，十三日大霁”。对此异常天气，“乡老有识者谓，霪雨后天大热，宜防地震”。“二十日早，微雨随晴，及午歊蒸殊甚。傍晚，天西南大赤。初昏，半天，有红气如绳下注”。“二鼓后，……忽然屋舍倾塌，继有声逾迅雷”。而“自初震及次日晚，如雷之声未绝”。地震中动物的反应是：“震时，鸡敛翅贴地，犬缩尾吠声”。“二十四日晚，云如苍狗，甚雨滂沱，天上地下，震声接连，即地水盈尺”。“日数次震，牛马仰首，鸡犬声乱，即震验也”。“初震时，有大树仆地旋起者，有井水溢出者”。

　　还有一本清代康熙年间刊印的县志，也记述了明代嘉靖时发生在陕西的一次大地震，且这本县志在地震历史上极为有名，即刊于《虞宁县志》中的《地震记》。书中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夜，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发生8级地震，川原坼裂，水涌沙溢。城垣、庙宇、官衙、民房倾颓摧圮，压死官吏，军民奏折有名者八十三万余，是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经历了这次地震的一位进士，不仅对当时地震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记载，并在《地震记》中总结地震时“率然闻变，不可疾出，伏而待定，纵有覆巢，可冀完卵”的经验，指出地震实然发生在室内“伏而待定”，即使房屋倒塌，人亦可安然无恙。这些避震经验，直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刘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