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戈一出：谁与争锋

春秋时期的铜错金鸟篆纹戈 战国中期的铜“平夜君成”戈 商代后期的铜鸟纹戈

　　冷兵器系列

　　诞生于3500年以前的青铜戈，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兵器，同时也是先秦最重要的兵器。它可啄、可推、可勾、可砍，在古代沙场上所向披靡，享有过漫长的“铜戈一出，谁与争锋”的荣耀岁月。直到今天，虽然冷兵器时代早已远去，由戈构成的文字和言辞，比如“武”、“战”、“反戈一击”、“化干戈为玉帛”等等，仍旧流传千古，提醒我们它曾经有过的辉煌。

　　青铜戈为何在古老的战场上享有如此尊贵的地位？它经历了怎样复杂的流变过程？又为何发展至极致却迅速衰败？本期“大家”特邀孙机先生和杨萍女士为藏友指点迷津。

　　文、图/记者 金叶

　　大家简介

　　孙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杨萍，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文物征集室主任。

　　车战决定青铜戈是先秦最重要的武器

　　孙机告诉记者，先秦时代，戈是沙场上当之无愧最重要的兵器。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当时的作战方式决定的。“车战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作战方法，而戈的独特构造决定了它是最适合车战的兵器。戈的前部伸出的戈头为援，上下有刃，聚成尖锋；援的下部延长成胡，胡上也有刃，和援的下刃连接成弧形；后部为内，内上有孔，供装戈柄时系结之用。挥戈时，其尖锋啄击的力量比用矛直刺要大得多。而援、胡连线所经过的半圆形区域都进入杀伤范围。戈还可以往回勾拉，这个特性更是当时其他武器所没有的。特别是在车战中，敌我双方的战车只在互相错毂时才能交手，战机稍纵即逝，用戈勾啄更成为最有效的格斗方式。”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戈，距今有3500年。它不仅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戈，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青铜兵器。

　　因为无出其右的重要地位，戈在商周时期被看做是武器的代表。甲骨文中的武字，上面是“戈”，下面是“止”。孙机认为这个“止”是指足趾，用它表示一个人，故“人执戈即为武”。后来，《周礼·司兵》举出的五种制式兵器“五兵”中，头一种就是戈，其次才是殳、戟、酋矛和夷矛。《礼记·檀弓》提到拿起武器保卫国家时，就称之为“执干(指盾)、戈以卫社稷”。再比如我们所知道的“戎”字与“战”字，也均从戈会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兵器，在西方战场上却是闻所未闻。“西方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车战。虽然也有战车，但主要用于奔袭和追逐，接敌时还得跳下车来步战。西方人无从认识到戈的独特优势，戈因此成为我国古代特有的武器。”孙机表示。

　　商晚期的条形短胡戈

　　成青铜戈主导形制

　　孙机和杨萍告诉记者，从二里头文化期到战国末期，戈的形制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二里头文化期，青铜戈形制比较简单，有直内戈和曲内戈之分。直内戈像一把稍宽的剑，整体作长条形，援狭长，无上下阑，内的后部呈齿状形，便于用索固定在戈柲上。其外形很像是从刀演变而来，只不过这把“刀”被绑缚在柄上，增加了在战场上的杀伤力。曲内戈的基本形制如直内戈，援狭长，上侧略有弧度，只是内稍向下弯曲。

　　商代早期的青铜戈承袭了二里头文化的风格，但直内戈有了便于绑缚的上下阑。援较前期更宽一些，尤其是援的下一侧近阑处宽侈而略下垂。

　　商代晚期是戈发展的重要时期。青铜戈的样式更多，有直内、曲内、銎内、三角援、条形短胡戈等。其中，条形短胡戈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最富有创造性的戈。援体狭长，有胡，胡上有一穿或二穿，阑也比较长。这种形制的戈可以说是正宗的戈，在今后的一千多年中，它成为青铜戈的主导形制。

　　西周早期，戈基本承袭商代晚期形制。条形短胡戈，比之商代晚期有所差异的是此时援更狭长些，锋部呈三角形，较尖锐。有的援中线起脊，中间拱起，内靠近栏处也有数条脊棱，使得戈更为坚固。

　　西周晚期的圭援戈，在援与胡交界处向外突出而尖锐。这大约是为了钩杀时更有杀伤力。这种形制的戈在燕国很流行。

　　春秋时期戈的形式较多，更富有杀伤性。一种是圭援戈，它与早期相比，援显得狭长。早期援上刃斜直即略有内凹感，而此时上刃较平直，甚至向外侧稍凸起，像绷紧的弓背，而下刃也向内一侧微凹，整个援部给人以中间鼓、两头稍低的紧绷感，更有杀伤力。此时胡也比早期长，而且有继续加长的趋势。

　　战国中晚期，青铜戈的发展到了顶峰。狭援长胡戈的援，比春秋时更加狭长，上刃略拱起，中间有脊突起，而胡部锋刃处齿状的突起两处，显然在钩杀时更具威力。还有一种新型的内刃戈，援部如上式，只是整体更弯曲些，而与胡交界处内收得非常厉害，也是为了增加钩杀时的力量。胡部有突起的两齿甚至三齿。尤其特别的是内很长，三面皆有刃，有的上翘如刀。它们有的单独出土，也有的装在戟上。这样挥动戟柄，援部可以钩杀，反过来内也可以杀伤敌人。

　　“复合金属制造术”彰显战国最高生产力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戈的铸造工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首先，青铜戈上的纹饰较前代更精致，更工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时青铜器铸造工艺中铜含量下降而铅含量大增。铅的特性增加了铜液的流动性，使得铸造出来的纹饰比商代西周要精细很多，而失蜡法也在这个时期得到应用，相对于前代的陶范法，失蜡法可助青铜器在细节上的塑造更臻于完美。

　　杨萍特别强调，这一阶段“细节上的完美”，并不以牺牲青铜戈的战斗力为代价。因为“复合金属制造术”诞生了——兵器的基体用一种青铜合金，上面的纹饰用另一种成分的青铜合金。通常基体所用青铜合金的成分与当时流行的其他青铜器成分接近，铜含量在70%~80%，锡含量在15%~20%，只有极少量的铅。而纹饰部分相反，锡含量超过铜含量，而铅的含量也在10%以上。这种技术保证了纹饰可以精雕细刻，同时青铜戈的战斗力并不衰弱。事实上，此时还有了铸铁与青铜合铸的技术。铸铁被应用在兵器刃部，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这种技术在浇铸上难度很高。要先铸兵器的基体，预先空出纹饰部分，形成凹槽，然后再将锡铅含量高的青铜液灌入槽内。如果掌握不当，纹饰部分或者变形，或者与基体的青铜液化合在一起，成了一把普通的兵器。“复合金属制造术”在秦汉时期已失传，所以可以作为断代的一项依据。

　　东汉时，戈完全绝迹于战场上

　　“从商代到战国，青铜戈变得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富有攻击性，同时也越来越精美。”杨萍总结。

　　尽管如此，青铜戈却在最绚烂时分走向衰败。战国之后，戈突然不再作为战场的主要兵器。孙机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骑兵在全国各地都成为最具战斗力的兵种。“对于骑兵而言，环首刀是比青铜戈更适宜的武器。”而杨萍同时指出，即便小范围的战场上仍在使用车战，但青铜戈也被更有攻击性的青铜戟所取代。

　　孙机告诉记者，到东汉时，戈作为实战兵器在战场上完全绝迹了，所以汉代文献《汉官仪》中说的“五兵”，则指弓弩、戟、盾、刀剑、甲铠而言，其中就没有戈了。

　　杨萍表示，汉代之前，青铜戈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兵器存在的。“有些青铜戈的身上会有一些铭文和装饰，比如著名的商代后期的铜鸟纹戈、春秋时期铜错金鸟篆纹戈、秦代铜‘吕不韦’铭文戈等。这些戈身上的铭文和装饰并未改变它们作为兵器的‘第一属性’。到了汉代情况则有所不同。汉墓中出土了不少装饰非常华丽的青铜戈，但这个时候的青铜戈仅仅作为礼仪兵器而存在。”

　　青铜戈不适合民间收藏

　　杨萍告诉记者，在目前收藏热的背景下，包括青铜戈在内的青铜兵器都存在造假问题。“我前些年在北京潘家园市场就经常看到假戈、假剑、假戟等兵器，这些东西制作粗糙，造型也不对。有些东西一眼看上去就是假的，因为做工太夸张、故意做上铭文，把纹饰做得很复杂，完全脱离了那个时期的风格。”

　　杨萍表示，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青铜兵器，鉴定起来并不难，因为破绽较多。“青铜戈鉴伪可以从锈色、纹饰、款识、铜质、器型入手。先看器物的锈色与器体是否合一，深浅是否一致合度，是否坚实匀净，是否自然生成的锈色。拿手掂量一下，过轻过重都要注意。除此之外，花纹款识的辨识更加重要：一般来说，夏代青铜器(包括青铜戈)的装饰简朴，商代青铜器华丽繁缛，多遍体纹饰；西周早期与商相似，后期就趋向素朴；春秋战国纹饰清新活泼，富于气息；秦汉花纹少，并多不及商周精细。款识上，商周的字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后期多典雅秀丽的波桀体，周早期沿袭前代，后有坚笔如柱状的书体，春秋有肥体和瘦体，还有‘科斗文’和图案化的‘鸟虫体’。秦代则通用小篆。”

　　不过杨萍也表示，相对于青铜剑来说，假青铜戈的数量并不太多，这可能是青铜戈的收藏群体比较小的缘故。“戈毕竟不像宝剑那样具有观赏性。做假青铜戈，工序和青铜剑没有区别，但却不如青铜剑好卖，所以造假者也会考虑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杨萍表示，无论是早期作为兵器的青铜戈，还是后代作为礼器的青铜戈，因为距今时代过于久远，都已是难得一见。“无论是国家博物馆或是私人收藏，很好的古代兵器都是不容易碰到的。目前存世的青铜戈基本都是墓葬出土或随工程清理出土的。坦白说，我认为它们由民间收藏并不适合，最好还是由博物馆来收藏、保护，这对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都会有更大的帮助。”杨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