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玩奇人的悲情遗闻：被害的家破人亡

　　作者：窦忠如

　　在世界各具特色的文化史迹中，因为某件文物而改变相关人员命运的事例，实在是举不胜举。而今有“文玩奇人”之称的陈重远先生就曾因为一件与己不甚相关的青铜鼎之交易及流转内幕而决心不做古董商人。

　　好在陈老先生于晚年间又重回古玩行，撰写了诸多有关老北京琉璃厂古董商经营旧事的著述，总算不枉其将十载美好光阴浸润在老北京古玩行，否则关于这件“西瓜鼎”——秦双耳三足圆鼎之悲情遗闻，恐怕亦如其本身实物一样流失不闻了。

　　“打眼”重器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一位山西客商来到北京，为琉璃厂式古斋经理孙秋拉纤(即从中介绍并获利)。告知说太原有一官宦人家因家境衰落，准备出售一批收藏多年的玉石印章，孙秋遂约请古董商常惠川一同前往太原。

　　常惠川，原是清廷内务府专门负责宫内古玩陈设事务的庆宽府上的管家，曾负责专为皇家收购散失民间文玩事务，因此，与琉璃厂古董商交往密切，并练就了一双鉴别古玩的慧眼，遂开始进行一些古玩的买卖。

　　因此，当孙秋约请常惠川到太原购藏古玩时，他便爽快地如约而往。但他没有同孙秋收购太原那位败落官员家中所藏之上等鸡血石印章，而是在当地闻听陕西新出土了一件上好青铜鼎的消息后，反约孙秋前往鉴赏，并独自出资三万大洋收购了它。对此，陈重远有这样一段文字：在一家旅馆，他们见到这件铜鼎。这鼎不小，约有二尺来高(65厘米)，圆形，俗称西瓜鼎，直径约一尺四寸五(45厘米)，双耳三足，带盖，锈色苍绿，夔纹，无铭文。常惠川看这鼎是陕西新出土的，闻着还有点腥味，个头儿又大，壮观神气，很喜爱，断定是战国时代的鼎。他没跟孙秋商议，就出价三万块大洋。对方见风涨价，非要三万五不可。孙拉着常说：“咱们走，不买。”卖主一看买卖要吹，马上又说：“您给三万二，鼎就归您啦！”孙秋说：“三万我也不要！”卖主指着常惠川说：“这位爷刚才给了三万，怎么变卦啦？”常惠川马上说：“你三万卖我就要。”就这样常惠川花了“大头钱”买了鼎。

　　回到北京后，常惠川先请大观斋经理赵佩斋鉴赏这件“西瓜鼎”。赵佩斋认为，这虽然是一件战国时代的青铜鼎，但是最多价值万儿八千的，还难以出售，认为常惠川确实花了“大头钱”。接着，茹古斋经理白五楼、延清堂经理丁济谦、韵古斋经理韩少慈等人共同对这件“西瓜鼎”进行鉴赏，可是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有人认为是战国时代的，有人认为年代不够战国，最早也就是秦代而已，随后众人都希望孙秋能作出一锤定音的鉴别。

　　陈重远在著述中这样记述孙秋的鉴赏：“我是和常大爷一起去太原的，常大爷见了这鼎就喜欢上了，非买不可，我拉他走也没走，花三万块买到手，贵了。我看是件秦鼎，是炊器不是礼器。古文中有句‘钟鸣鼎食之家’，鼎食指的就是豪门贵族用鼎做饭吃。”

　　对于孙秋的这一鉴赏结论，众人都表示认同，常惠川当时没有明确表示异议，而是将该鼎运回通州张各庄老家，秘藏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他辞世前，告知儿子常瑛说：“这鼎是三万块大洋买的，吃了亏，可没上当，是秦朝的真东西。”由此可知，常惠川从内心承认自己花了“大头钱”，也承认这件“西瓜鼎”是秦代之器。

　　遗祸后人

　　常惠川辞世后，这件全称秦双耳三足圆鼎在通州常家又秘藏了12年之久，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节时，常瑛因当地经常遭受日军与治安军的抢劫骚扰，遂将该鼎又运至京城琉璃厂文古斋存放。至于常瑛为何将这件家传青铜重宝放心地存放在文古斋内，皆因这家古董铺的东家岳彬与经理陈中孚两人不仅与常家是同乡亲戚，而是还都是常瑛之父常惠川于宣统二年(1910年)领进京城学古玩铺的。

　　不料，到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当文古斋经理陈中孚到上海收购古玩期间，该古玩铺伙计竟然在没有征得经理陈中孚与该鼎主人常瑛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件“西瓜鼎”以3 万法币卖给了美国古董商罗伯森。

　　常瑛得知消息后，顿时气得火冒三丈，拒绝领取那3万法币，而坚持要文古斋归还自己家传之宝鼎，甚至声称哪怕贴点钱也要收回已经卖到美国的那件“西瓜鼎”。

　　在与古文斋东家岳彬及经理陈中孚两次交涉无果后，常瑛竟因两次进京而被通州张各庄农民误认是勾结还乡团并杀害农民之魁首。土改批斗地主期间，他与长子一同被农民打死，次子被迫逃进京城投奔国民党青年军二○八师当了兵，后又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逃往台湾，而音讯全无。

　　对于常惠川花费“大头钱”购藏“西瓜鼎”竟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当年在文古斋做学徒的陈重远目睹了全过程，内心遭受极大震撼，遂枉费其祖母之大愿，决心不做古董商人，转而南下参军投身革命去了。这实在是一则值得深思的古玩行旧事逸闻了。

　　原标题：“西瓜鼎”的悲情遗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