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窑厂打工捡来商代青铜器宰甫卣

商代宰甫卣 铭文

　　□本报记者 钱欢青 发自菏泽

　　一个时代的艺术品，有一个时代的独特气息。

　　青铜时代的艺术，表现出了神力兼并万物的倾向，以权力强化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事事占卜，事事问神，用青铜礼器来供奉神灵，祭祀社稷、祖先，为酒为醴，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因此宗教和礼法的神圣化，导致青铜艺术造型及纹饰的神秘意味。作为神人关系的中介物的图像标志，具有符号的意义，具有神人沟通意味的青铜器纹饰能够为同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和本集团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神秘力量所认同。

　　正是因为有这种独特社会思想的物质化表征，使得青铜器对认识其产生的时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商代，青铜器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在菏泽市博物馆，也有一件极具价值的青铜器——— 商代饕餮纹青铜宰甫卣。这件青铜器不仅制作精美，而且铸有罕见的23字叙事铭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入藏菏泽市博物馆的经历，还颇具传奇色彩。

　　到山西砖窑打工带回来个“宝贝”

　　鲁西南民俗博物馆馆长、菏泽市文物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启龙，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文物征集、保护等工作。他清楚地记得这件珍贵的宰甫卣的传奇来历。

　　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家在菏泽的一位农民拿着一件青铜器找到了时任菏泽县文化馆的文物干部陈克强，想让他看看这件东西“是否值钱”。根据这位农民的说法，他在山西的一个砖窑厂打工，无聊的时候在砖窑厂附近挖土的地方溜达，发现一个地方有土块突出来，觉得十分奇怪，于是用手剥开土块，发现了这件器物。虽然器物表面沾满泥土，但依然可以隐约地看到器物表面精美的纹饰，这位农民于是就把它“捡”回了家，清洗后发现是件青铜器，于是就带着它到文化馆来“鉴宝”。

　　陈克强仔细一看，发现这件青铜器不仅铸造精美，而且还有铭文，就跟农民说，这是件重要文物！农民一听，心想肯定很值钱，就表示把它可以卖给文化馆。陈克强说，这是出土文物，根据法律规定，必须交给文物部门，“别说要钱了，要是卖给文物贩子，还要治罪。”农民了解到了法律规定之后，就将青铜器交给了菏泽县文化馆。这件青铜器后来又划拨到牡丹区博物馆收藏，2001年统一划拨到菏泽市博物馆后，博物馆为它设置了专柜，收藏至今。

　　张启龙说，1976年夏，山东省流散文物工作现场会在菏泽召开，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处长关敬成和山东省文物总店经理杨子范，以及山东省文物局专家台立业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张启龙陪同台立业到菏泽县文化馆查看文物，台立业仔细看了这件青铜器后，认为它应该是商代的，台立业说，“这件青铜器非常珍贵，应该可以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要好好保护。”

　　1985年，被誉为商周考古第一人的北京大学历史系邹衡教授来到菏泽。当时的菏泽地区文展馆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铜器拿给邹衡看，邹衡当场评价：商代铭文一般字数很少，超过20个字的不多见，而这个器物上铭文竟有23个字，显然很珍贵。对这一评价，张启龙至今记忆深刻。

　　23字记事铭文极为罕见

　　根据菏泽市博物馆文物科科长任庆山提供的数据，这件商代饕餮纹青铜宰甫卣，通高31.5厘米，口径11.3厘米×12.8厘米，最大腹径18.4厘米，底径14.9厘米×12.8厘米，盖口径14.4厘米×12.7厘米，钮长3.4厘米。有意思的是，这件宰甫卣的钮盖被铸成了蘑菇形，颈很短，鼓腹下垂，圈足，提梁两端则被铸成兽首。器盖上铸满饕餮纹，下饰鸟纹一周，口沿部有一相对称的饕餮纹盲鼻。

　　在宰甫卣的器盖和器体底部的内壁上，铸有三行总共23字的铭文，铭文内容为：王来兽(狩)自豆录(麓)才(在) 师王乡(()酉(酒)王光(贶)宰甫贝五朋用乍(作)宝 。

　　铭文大意是：殷王自豆麓狩猎归来，在 地宴(时，赏赐宰甫贝五串，宰甫因此做此器以志其事。文中的“宰”是职官之称，“甫”是“氏号”。“宰甫”联称，表示此“宰”者为“甫”氏之人。

　　任庆山告诉记者，这件宰甫卣的铭文拓本初见于吴大澂《愙斋集古》，名之为“来兽敦”。吴大澂题盖铭曰：“此本为陕贾所拓赠，今器不知归何处。”此后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据器主更名为“宰甫敦”。《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三代吉金文存》等书据吴大澂所得拓本入录，分别名之为“宰甫敦”、“宰甫簋”。《周金文存·补遗卷二》著录了周庆云所得此器盖铭的另一拓本，而又归为鼎类。经专家鉴定认为，宰甫卣铭文和以往著录的拓本分毫不差，可以证明两者属同一器物。可见以往把这件青铜器命名为敦、簋、鼎均属讹误，应正名为卣。在当时，应该是一种酒器。

　　任庆山表示，殷代青铜器铭文一般只有一两个字，而且大多记录族徽和祖先名，像宰甫卣这样的长篇记事铭文铜器极为罕见，“铭文内容可与甲骨文相互对照印证，为研究殷商历史、地理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因此，宰甫卣拓片问世以来，不少学者竞相著录研究，素为学术界所珍惜。”

　　笔力浑厚为金文书法艺术之杰作

　　有专家表示，殷商时期金文的用笔、结构和章法都显示出其独特的风格，和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用笔相对浑厚一些，笔道显得粗浑一些，但有些作品仍保留了甲骨文的一些特点。

　　殷商金文有的铭文极少，只保留族徽会器主姓名，也有长篇铭文，与西周初期金文无多大区别。其风格有的颇显端正细劲，如“宰甫卣”铭文，有的颇具浑厚之气，如“司母戊大方鼎”铭文，有的颇作欹侧之势，如“作册般甗”铭文，开后代欹侧书写之风气，有的多用中锋，颇显劲健圆融之味。

　　作为商代晚期金文的代表作品之一，宰甫卣铭文和作册般甗等青铜器的铭文不同。后者最突出的特点是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商代甲骨文的面貌，章法上斜角呼应，结构上取斜势，用笔上起收尖利的味道还相当浓，而宰甫卣铭文则在章法整齐、字形端正方面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了。这篇铭文结体严谨，笔致丰腴，间或使用肥笔，显得行气茂密，气韵凝重，具有一种端庄伟岸的美，是殷商晚期金文书法艺术中的杰作之一。

　　在《美的历程》中，李泽厚先生把青铜器独立成章，命名为“饕餮青铜”。承接“远古时代”启“先秦精神”，并将广泛应用于青铜器装饰的饕餮纹作为一种审美趣味进行解读，把青铜艺术狞厉之美的本质归因于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体现了“客观历史前进的超人力量”。如今，当我们凝望这三千多年前的宰甫卣，也仿佛能触目到那个时代的美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