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铜镜清晰照出长沙人的文艺范

承前启后的新东汉三国六朝铜镜 灵秀清奇的楚式（战国）铜镜 均为资料图片

　　记者 石月 通讯员 王文彬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铜镜是中国古代用于照容的日常生活用具，上至庙堂，下至市井，为达官贵人、仕人淑女所钟爱。铜镜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清代绵延使用了四千年，经历了战国、西汉、隋唐三个高峰期，凝聚着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和科学艺术价值，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大家族中使用时间最长、流行区域最广的“艺术奇葩”。

　　在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400多枚铜镜中，战国楚式铜镜以数量众多、形制规范、式样丰富、纹样精美尤为引人注意。而作为战国时铜镜的铸造中心，长沙当时在铜镜铸造领域的艺术地位，就像如今的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日前记者走进市博库房，看一面铜镜里展现出的长沙人的文艺。

　　那些男人们把铜镜挂腰间的日子

　　唐太宗那句“以铜为镜”的名言可不是空口无凭。市博物馆保管部潘钰告诉记者，以铜为镜的习惯古已有之，“男人们照镜子，并不是爱美，而是出于对姿态的需要。尤其是那个时候男的对于自己的外貌是非常看重的。”她表示有的铜镜直径不大，非常轻便，会被挂在腰间。

　　记者在市博库房看到，东汉“汉有善铜”博局纹铜镜保存极为完好，通体为均匀的黑漆古，镜背的纹饰相当复杂：主题纹饰分为四组，每组纹饰安置二神人瑞兽，其中朱雀配羽人、白虎配山羊，青龙配山羊，朱雀配山羊，八神人瑞兽各居一区，边缘还有变形的青龙、朱雀、山羊和鱼纹。只是镜子背面而已，都做得如此精巧，那镜子的正面呢？有趣的是，这枚铜镜的正面并不是普通的平面镜，而是略微凸出的镜面，经过一千多年的时过境迁，如今这面铜镜仍然光可照人，而且由于镜面凸出，镜子照出来的范围也比较广，“还照得人显瘦呢！”潘钰说。

　　李梦璋在《长沙国宝档案》中写道，古装电影中，铜镜大多被制作成黄色，对观众有误导作用，实际上铜镜照容效果非常好，与今天所使用的玻璃镜无异。因为它的表面是银白色的，其时制造铜镜的材料并非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黄铜，而是含锡量非常之高的锡青铜；用其铸造出来的镜子是银白或者银灰色，古人还要通过涂锡抛光等工序使颜色暗哑的银灰色镜坯变得清澈明鉴，而如今我们看到的古代铜镜多为黑、绿等色，是由于含锡涂层氧化所致。

　　清秀的楚镜让北方镜没法比

　　潘钰说，长沙是战国时期的铜镜铸造中心，当时工匠对铜镜有很高的审美。潘钰表示当时的长沙在铜镜铸造领域几乎相当于如今的时尚之都米兰。“楚王好细腰”，潘钰解释道，“楚镜有楚人清秀，骨骼清奇的样子，北方镜子没有这种感觉，比较五大三粗，这跟南北方人的性格息息相关。”

　　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藏镜》中，潘钰和邱东联分析称，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南渐，长沙成为楚之江南重镇，楚式镜在长沙这块新兴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摒弃了传统礼制文化的束缚，如沐春风而生机勃勃，似脱缰之马而纵横驰骋；加之铸造工艺和装饰技术的日益成熟，商品经济日渐发达，铜镜需求量猛增。特别是战国中晚期以来，楚文化腹地江陵受到秦文化的侵扰和打击，此时长沙在楚国政治力量的庇护与重振，经济的保障与发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战略大后方的位置十分显要，大批楚国贵族经营文化的南迁，为楚镜在长沙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思想文化艺术基础。铜镜这一器型轻巧的生活日用品青铜器在长沙已赫然列入主要器类而受到专攻精铸，长沙迅速成为战国中晚期楚式镜铸造中心。

　　王母娘娘和玉帝什么关系，铜镜告诉你

　　除了纹饰精美，铜镜上的纹饰和铭文中还藏着不少历史文化信息，有些已经被文物研究者们解码，而有些仍待破解。如战国羽翅地十叶五山纹铜镜(简称“五山镜”)，这枚1992年出土于长沙的铜镜，是战国铜镜中较为珍贵的镜种，目前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五山镜仅有4枚，关于镜背上的5个类似现代汉字“山”字的纹路，到底是“山”字还是别有他意的符号，专家们打嘴仗至今未停息。

　　关于此前网上热炒的“王母娘娘到底和玉帝是什么关系”，潘钰说，实际上一枚东汉“郑氏”神人神兽画像铜镜上清楚地交代了二人关系：他们是同事。

　　记者在这枚铜镜上看到，铜镜外围有一圈隶书铭文，其内容为：“郑氏作镜自有纪，上有东王公、西王母，公君阳远。宜子孙，长保二亲不知老”。潘钰告诉记者，东王公、西王母是我国流传已久的神话中的人物。东王公后来成为道教“扶桑大帝”，西王母则成了统管“天上天下，三界十方”的道教女仙。潘钰解释道，东王公才是西王母的“正牌老公”，而铭文以内的一圈纹饰正是东王公和西王母对坐着，神情生动，好似人间夫妻在说家长里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