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方斐翔
近日,上海博物馆斥巨资收购的一件传世青铜重器与公众见面。这件方卣高49.2厘米,重14.9千克。盖为四阿屋顶式直沿形,盖上有四阿形纽,器作方口,短斜肩,深腹直壁略收,圈足外撇的式样,肩两侧设提梁,提梁两端置圆雕兽首形,盖和器的四隅有扁平形的扉棱,整器显得端庄厚重。
西汉透光铜镜上海博物馆素以青铜器收藏和研究名重海内,所藏历代彝器体系完备,质量精绝,堪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标本。上海博物馆远远看去,形似一只青铜巨鼎。这只青铜巨鼎的造型就来源于上博的镇馆之宝——西周青铜重器大克鼎,其是西周时期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通高93厘米,口沿下饰兽面纹三组,器腹则是宽阔的波曲纹,这种连绵流畅的带状纹饰自然地带出了雄浑磅礴的气势,它的内壁铸有铭文290字,详细记述周王对克官职的任命,并赏赐其财物和奴隶,是研究西周中期社会政治状况的重要资料。
大克鼎除了大克鼎之外,上海博物馆还拥有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器——夏晚期的束腰爵、镶嵌十字纹方钺和商晚期的龙纹扁足鼎,都是青铜器铸造史上瑰丽的艺术珍品。其中,牺尊曾被评为上博最受观众喜爱的藏品之一,它的外形为牛,牛鼻穿环,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驯化牛,它腹部中空,背部有三个洞,中间一个洞上套着一只可自由取出的锅形容器,为目前发现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其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公斤,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已经公认其为盖世瑰宝。这是李峪村出土的大量酒器之一。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厚趠方鼎提起青铜编钟,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曾侯乙编钟,它由65件钟、镈组成,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最气势恢弘的一套编钟。而在上海博物馆也有套编钟叫晋侯稣钟,这套编钟完整的应该有16枚,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其中的14枚,缺失了两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14枚编钟是被盗后非法偷运到了香港,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马承源先生去香港时在古玩市场见到了它们,由于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多为浇铸而成,而这套钟上的铭文却是刻上去的,因此被认为是假货。马承源先生根据上刻的铭文分析觉得此套钟的铭文不可能是伪刻,遂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收购回上博。此后,山西省考古所在对盗挖的晋侯墓地8号墓进一步清理发掘时,在墓里发掘出了另两枚钟,而且这两枚钟上的铭文也是刻的,并能与上博的14枚钟的铭文连贯通读,这不仅证明了这套晋侯稣钟实为真品,也为研究晋侯稣钟提供了科学可靠的考古依据。马承源先生的这次艺高人胆大的收购成为一段佳话。另两枚钟曾在上博做过短暂的完璧展示,现陈列于山西博物院。
晋侯苏钟上博的青铜精品还有集多种动物纹样于一身的父乙觥,在它器壁上可以找到凤纹、长颈鹿的角、兔子的耳朵、曲体小蛇和吐着舌头的牛头,觥筹交错这个成语中的觥就是指的这类器物。觥盖前端是昂然而出的兽首,9角、双耳凌空翘起,两目圆睁,神态肃穆。盖后端作牛角形兽面纹,双耳翘出于器表。盖的中脊浮雕一条小龙,长体卷尾,两侧是凤纹,凤的前方各有一条小蛇。觥体周身饰凤纹,主凤特大,长冠飘逸,昂首伫立,凤爪置于圈足。其余诸凤长尾逶迤,各择空间而居,因所处部位不同而各具形态。这是一件形神兼备的青铜艺术珍品。
子仲姜盘是我国春秋早期青铜器中的特级品,乃举世无双的国之瑰宝。铭文记载:六月初辛亥这一天,一位官职为“大师”的贵族,为其夫人“仲姜”制作了这件精美硕大的盥洗之盘,盘大且好,用来祈求长寿,子子孙孙要永用为宝。其铭文书体工整,文字精练简要,学术研究价值极高,弥足珍贵。其奇妙之处,在于盘内的圆雕饰物可以360度旋转而妙趣横生。子仲姜盘年代久远,保护完好。它的出现,对于春秋早期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例证。子仲姜盘工艺精湛,举世无双。其构思新颖,制作精巧,在现存无数的商周青铜器中难有其匹。子仲姜盘价值连城,上海博物馆还拥有一件吴王夫差盉,盉的顶上有盖,盖上有系,套在链上的一端,另一端与提梁上的小系相接。整个器物的腹部呈扁圆形,圆口深腹。盉通体上下饰有细密的变形龙纹。腹的一侧有一个短而曲折的龙头流,圜底下置三个兽蹄形足,足的上部是变形兽面纹。整个器型极为规整而优美。此盉的肩上近口沿处有一周铭文“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大意是说吴王夫差用诸侯进献的青铜为一位女子铸了这件盉,据专家考证应该是吴王夫差为其一个未出嫁的心爱的女儿所作。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吴王夫差遗物有20多件,但大多是戈、剑一类兵器,以及监等水器,这青铜盉很可能是吴王夫差存世惟一的一件青铜酒器。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中,铜镜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门类,但其中也有不少精品。上海博物馆共有从商代到清朝的两千多枚铜镜收藏,青铜展厅里的西汉透光铜镜带有特别神奇的色彩,更是成为了其中的精品,这种铜镜能够透光主要是因为在铸造冷却和加工研磨过程中产生应力,使镜面产生了与镜背纹饰相应的起伏不平状。虽然以目测和手感很难察觉这种起伏,但在光线照射下却产生了奇妙的影像效果。
●相关链接 青铜重器来自民间捐赠
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捐赠。无论是大克鼎,还是子仲姜盘,抑或是其他的青铜重器,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博物馆安家,都要归功于它们原先主人。
1951年7月,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捐赠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信中所提及的“盂克二大鼎”就是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这位要将两鼎捐给国家的寄信人叫潘达于。
9月,考古学家陈梦家等人在潘达于的指点下,来到潘家旧宅,在轻扬的微尘中,宝鼎重新出世。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达于捐献之举。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和其他120多件珍贵文物应征借调北上。从此,两件国之重宝各镇一方,遥相呼应。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个活跃在上海各个古玩铺或钱币店的人物,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大家称他为“包先生”,有些人叫他包申甫,事实上,他的真名实姓是李荫轩。“文革”时期,李荫轩为了保护毕生所藏的价值连城的文物古玩,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打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马承源接到李荫轩的电话后,马上和几个同事一起赶到李家。只见房里一片狼藉,李先生夫妇表情木然,地上摊满青铜器,都是流传有绪的珍品,如铭文记载周成王时代平灭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的小臣单觯,记载周康王命明公领导伐东夷的战争的鲁侯尊等,共有100多件。由于博物馆无法接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捐赠,所以只能用代为保管的名义收下。1979年的一天,李荫轩的妻子邱辉女士突然来到博物馆找马承源,说李荫轩已于1972年因脑溢血病故,表示:“现在,我按丈夫生前的愿望,同时也是我个人的心愿,决定将这些文物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还有一些藏家,虽然自身对于青铜器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在马承源先生的人格魅力影响下,主动出资购买青铜重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有一年,马承源获悉子仲姜盘在香港出现,但很快就会再度流失,即向叶肇夫先生求助,告诉他子仲姜盘是我国驻外机构整整追踪了9年的两件国宝之一,希望他帮助寻宝、留宝。想到保护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叶肇夫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朋友的请求。就这样,叶肇夫先生斥巨资3750万元,将子仲姜盘收归囊中。香港回归前夕,上海博物馆为了迎接香港回归要举办一个大型展览,叶肇夫先生将此盘送给了上海博物馆。
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捐赠则是在2012年,美国洛杉矶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露得清公司前总裁罗伊德·扣岑将其毕生收藏的91件中国古代铜镜悉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捐赠的铜镜均为比较少见的中国古代铜镜,补充和完善了上海博物馆铜镜收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