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重器：青铜至尊选介之一

三联甗

　　立体炊具——三联甗

　　商代，高68厘米、长103.7厘米、重138.2千克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甗”(音yǎn)，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一种炊具，类似于今天的蒸锅，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的复合式炊具，上部是甑，用以盛放食物，甑底是有空隙的箅，可以让蒸汽通过，下部则是具有肥大袋足的盛水器——鬲。从考古资料看，我们的祖先在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了陶甗，从饮食科学角度看，蒸相对于烤、煎、炸、煮等其他食物烹饪方法，最有利于保存食物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我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懂得利用蒸气、采用蒸的方法熟食的民众。后来在商代早期，出现了铜甗，并到商代晚期数量有所增加。

　　国宝级文物三联甗由一件长方形鬲和三件大小、形制相同的甑组成。三件甑分别套接于三个鬲口内，从而形成一鬲加三甑的格局，看上去有如长条桌上放置了三口蒸锅。使用时，三个甑中可分别放置不同的食品，可以同时蒸煮几种食物。

　　甗口部饰以夔龙组成的饕饕纹，张口吐舌，弓身翘尾，颇显神威。甑的内壁和双耳的下方有铭文“妇好”，说明了这件重量级炊具的归属。方形鬲的圈口部分装饰有三角形纹和云雷纹。平面和侧面分别围绕蟠龙纹以及由夔龙纹和圆涡纹相间组成的纹带，全器花纹精美，几组纹饰各成单元又互为照应，充分反映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和装饰艺术所达到的境界，王室的权威彰显无遗。

　　此器出土时案面有丝织物残痕，腹、足有烟炱痕迹，当为实用器。此器是前所未见的商代大型复合炊具，是弥足珍贵的青铜之宝。为配合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安阳曾回运两件代表殷商文化水平的文物，其中之一便是这件三联甗。

　　三联甗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妇好墓。墓主“妇好”是商代盘庚迁殷之后的第二代帝王——商王武丁的妻子之一，她不仅文治武功，而且极受宠爱，是贯穿“武丁中兴”的重要历史人物，甲骨文中有一条卜辞写道：“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意思是说，商王征发妇好所属的3000人马及其他士兵1万人，命他们去征伐商王朝的宿敌羌国。这也是甲骨文中所记载的商朝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经发掘整理，妇好墓中共出土随葬品近两千件，其中铜器有有460多件，另外还有大量玉器、象牙器、宝石制品等，在出土的铜器上，有近一半刻有铭文“妇好”。据曾主持发掘河南安阳妇好墓的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振香先生介绍：三联甗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惟一一件把三个甗联合在一起的青铜巨器，充分反映出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和装饰艺术所达到的至高境界。

　　三联甗的出土说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既提高热能的利用效率，也增加食物的品类和总量，科学和实用并重的新型炊具。

皿方罍

　　王者归来——皿方罍

　　商晚期，原器身通高63.6厘米，器盖通高21.5厘米。传1920年于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出土，器盖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器身于2001年在纽约以924.6万美元拍卖成交。

　　罍是古代一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常提到罍，《诗•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这里的“金罍”即是青铜罍。罍诞生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至春秋中期，绝迹于战国时期。青铜罍在历史上流行的时间较短，尤其是方罍更是十分稀少，皿方罍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它以其高超卓绝的铸造技术，神采飞动的气势和令人倾倒的精美纹饰，被誉为“方罍之王”。

　　皿方罍器身表面呈金褐色，器形高大、造型雄浑，富丽堂皇，通体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四角和四面中间共饰八条粗大扉棱，以云雷纹衬地，肩、腹分别以大兽面纹为主纹，空隙处填夔龙纹，前后两面正中，上下排列两立体兽首；左右两面肩部各有一兽首衔环。器口有“皿天全作父己尊彝”八字铭文，故名“皿方罍”。整器展现出高超的铸造技艺和摄人心魄的气势，神秘、富丽、久远的历史气息和一种不可撼动的威严与霸气扑面而来。国际著名古董商吉赛尔先生曾对皿方罍做出这样的评价：“对于这件青铜器，我能说什么呢？它简直是出神入化、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爱死它了！当你屏气凝神，全神贯注它时，你会为它整个外型与内涵所震惊。”

　　皿方罍是1922年在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被暴雨冲刷而出，后被当地一戚姓农民秘藏。商人石某闻讯前往购买。不料物主儿子回家后得知此事，遂取罍盖前往附近小学钟姓校长处询问，石某见状担心发生变故便抱着方罍器身夺路而逃。从此皿方罍盖、身异处，各自留下了一段传奇经历。

　　罍盖几经转手在解放后被收归国有送交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又将其移交给湖南省博物馆保存至今。 而器身在石某将之高价转售之后，不久就流出国外。时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高至喜先生亦曾多方打听器身下落，但始终没有任何消息，只好在1964年主编的《湖南省文物图录》中，仅先行刊布了方罍盖的材料。

　　直到1992年，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在出访日本时，于一日本友人家中偶然见到“皿方罍” 器身。据其讲，这是他于八十年代中期从英国高价购得。他在得知器盖的消息后也兴奋不已，立即前往湖南省博物馆，亲睹了方罍盖的威容。这位日本藏家提出出资50万美金给湖南省博捐建一座陈列大楼，外加捐赠一品西周初期的精美方形器盖以换取皿方罍盖，但国家文物局多方考虑后，没有接受此条件。1994年湖南方面也曾为此事指派高至喜等数名专家专程赴日本考察洽谈。终因法律问题无法逾越，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而后，湖南省博也多次联系日方希望盖身能合在一起作一次展出，双方先后提出在上海博物馆、新加坡博物馆展出等几种方案，但是都因国情、政策等现实问题没能如愿。

　　数年后，年事已高的日本藏家因个人原因决定委托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此宝物进行拍卖。在2001年3月20日，飘泊海外80年的皿天全方罍器身艳惊四座地出现在了纽约佳士得拍卖大厅，我国上海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在得知消息后火速联手筹集了一笔巨款，赴美竞买，且志在必得。然而风云突变，现场的一位法国买家竟然喊出超过我们预算近四成的924.6万美元的天价，这也是亚洲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拍卖记录。我国的竞拍者只能望罍兴叹，皿方罍回归之路再一次被阻断。

　　今天，观众只要走进湖南省博物馆，就可以在其“湖南商周青铜器陈列”专题展厅中看到这件精美的皿天全方罍盖。不过可惜的是皿方罍的器身至今依然流散异国，这一至尊国宝的身首两异一直是中国文博界的隐痛和遗憾，何日能寻回其器身，仍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之中。

　　“不管如何，我们会想尽办法，争取让器身重回故地，与方罍盖团圆。”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坚定地说，这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希望有一天，湖南省博物馆可以迎来王者归来的盛宴……

遂公盨

　　铜证如山——遂公盨

　　西周，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现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盨本是古代是用来盛食物的礼器，从簋变化而来，流行于西周中期偏晚。遂公盨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遂国的某一代国君“遂公”所铸的青铜器，传闻得自河南窖藏，2002年春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并购得。

　　遂公盨呈圆角长方形，失盖、直口、圈足、腹微鼓，器口沿下饰鸟纹，腹饰瓦纹，小耳上有兽首，原应有垂环，圈足中间有桃形缺口。遂公盨在内底有10行98字铭文。铭文内容即为大家所熟悉的“大禹治水”，主要记述了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不同规定各自的贡赋。在洪水消退后，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岗之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父母”。随后，铭文并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通篇字数虽不算多，但文字详实，首尾一贯，别成一格，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最突出的一点是与《诗》、《书》等传世文献有密切的联系，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堪称字字珠玑，被学者们称誉为“两周金文之最”。

　　“遂公盨”最初在香港古董市场上亮相时，并未引起人们太多关注。主要是器外表锈蚀厉害，而且器内的铭文多被锈土掩盖且古奥难懂。曾有台湾的业内人氏光顾过，但没有购买之意，不过“保利”的专家在经过仔细观察后，认为铭文意义非凡，器物价值非同一般，于是在 2002年5月将之付款买下。

　　器物运回北京后，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上海博物院等单位进行科学检测和修复保护，此铜器真是尊容逐渐显露。2002年10月的一天，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来到保利艺术博物馆，在对“遂公盨”进行仔细观察后，李先生非常激动。惊呼“这太重要了，真了不起！”并逐字抄录了铭文，以回去作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知道治水的“大禹”同时也是夏王朝的奠基人。但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长期以来广受争议，《尚书》、《诗经》中都有讲到大禹治水，但对其持怀疑者不乏其人。像郭沫若、范文澜等也认为大禹是“靠不住的传说”。 过去著录的古文字材料，有关禹的也很少也时代也偏晚，只有秦公簋、叔夷镈、钟等几件。至于治水的事迹，更是从未发现。

　　而西周铜器遂公盨的发现，成为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等这不仅与《尚书》中的《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所述内容、观点相一致，且诸多文词相同，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铜证如山，这充分表明了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着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古人云：长铭铜器一件，足抵《尚书》一篇，由此看来遂公盨铭的意义也不逊于一篇《尚书》。

散氏盘

　　珍贵的土地契约——散氏盘

　　西周晚期。腹深9.8厘米， 底径41.4厘米， 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 。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是与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齐名的西周著名青铜器，因其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

　　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所记载，散氏盘在康熙间于陕西凤翔出土，后被江南一位收藏家购得，存于扬州。清代学者阮元考证后，将其定名为“散氏盘”，“散氏盘”遂名扬天下。1810年，是嘉庆皇帝50岁生日，当时湖南巡抚阿毓宝从扬州盐商手中购得此盘后，将其做为寿礼献给皇上。据说，阿毓宝竟因此官至两江总督，这也是在古玩界为大家所熟悉的“阮元定名散氏盘，阿毓宝献宝祝寿荣升”的故事。

　　散氏盘入驻皇宫之后，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一直被闲置于深宫。咸丰十年火烧圆明园后，传闻此盘已毁于圆明园大火。不过在1924年溥仪出宫前，内务府核查养心殿陈设，在养心殿库房意外发现了散氏盘，据旧拓本对照，确认其实真品。1935年，散氏盘随清宫其他文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随大批文物南迁，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挑选大量南迁文物分批运往台湾，散氏盘因此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

　　散氏盘为圆形，浅腹，左右两耳，高圈足，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此盘的铸作年代据铭文推断约在西周厉王时期。

　　散氏盘铭文铸于盘内底部，共三百五十七字，字数之多十分少见，其内容是涉及西周中晚期诸侯国之间围绕土地分配问题的一篇土地转让契约，主要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散因被夨国侵占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夨国割地赔偿，并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成为夨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铭文便是此过程之记录。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铭文中介绍了参加此和议活动众多参加者，同时还对转让土地的地界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铭文中透漏出西周晚期井田制度开始发生动摇的社会现象，对于我们研究西周土地制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难能可贵。

　　同时散氏盘铭文书法浑朴雄伟，浑然天成，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不再严格追求对称、均匀、排比的风格，字型结构多变但又不忸怩造作，开“草篆”之端，是学习大篆的极好范本。现代书法家胡小石曾评说到：“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在学者评出的台北故宫“十大镇馆之宝”中，散氏盘排名之一，由此可见这件堪称立邦建国的重器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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