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我在江苏省考古学会和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编的《文博通讯》上发表了《扬州铜镜对唐代铜镜发展的重要影响》一文。近十年来在民间收藏界,“扬州镜”的名称不绝于耳。当然他们所谓的“扬州镜”并非我论证的唐镜,而是与流行的“绍兴镜”“徐州镜”“南阳镜”名称一样,主要根据铜镜的表层色泽作为标志的汉代铜镜。
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对这些名称有一个科学的定义。2012年秋,来扬参加“中国古代铜镜学术研讨会”之际,我向扬州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徐忠文建议: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扬州地区出土的铜镜整理出版,使人们真正认识扬州铜镜及其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地位。徐馆长告诉我,他们正在撰写扬州出土汉镜的书稿。
最近,看到了他们的书稿,既高兴又不满足,高兴的是扬州同行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将出土和收藏的汉镜结集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满足有两点,第一,唐代重要铸镜中心扬州唐镜有待出版;第二,与扬州铜镜发展史有关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
我认为:本书能较全面、系统地了解扬州汉镜的发展水平和重要地位。此书汇集了扬州博物馆、仪征博物馆、安徽天长博物馆和盱眙大云山出土和收藏的汉代铜镜,形象地再现了汉代扬州铸镜的高水平,证明了扬州汉镜不仅在当时铸镜业界的重要地位,也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本书较好地反映了资料的科学价值。保证著作的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其话语体系和逻辑结构必须区别一般的文物鉴赏书籍。我读这类著作最为看重的是它给读者提供了多少有学术价值的内容,而不是天花乱坠的描述和毫无根据的联系。
本书作者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为读者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启迪。如汉代不同地区铜镜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是的,如何去追踪同一时代的时代风格,又去捕捉地域特色?是我们在铜镜地域性研究中的难题。毕竟这类性质的著作,是有选择地收录铜镜资料,更何况要作这样的比较,必须有广泛的视野,搜集更多的资料,了解不同地域出土铜镜的情况。
再如铜镜铸造地区的分析。本书作者认为,“(扬州)铜镜除了满足本地区民众和诸侯王贵族的需求,还作为商品或礼品大批流通到全国各地,使扬州辉煌的文化借助铜镜这种载体得以传播”。 铜镜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借《汉广陵国铜镜》出版之际,我希望,文博考古学者关注基础性、全面性的问题,特别要重视提高挖掘和利用资料的能力。孔祥星(作者为研究馆员、北大文物鉴定专业教授、著名文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