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馆藏东方之马艺术品赏析

广西博物馆藏西汉大铜马与胡人俑 乾陵章怀太子墓中的《打马毬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的《浴马图》 洛阳博物馆藏胶胎的唐三彩胡人骑射俑

　　■特邀撰稿 江苏镇江市文联副主席、画家 王川

　　在历史的年代里，汉族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内地不产马。作为草原动物的马进入中原的年代很迟，在原始的陶器和青铜器里都没有马的纹样，漆器里也没有。虽然红山文化里有以马为龙的玉玦，但那是草原文化，中原第一只玉马的出现是在战国时期。马和马车由北方的游牧民族传入中国，汉人向他们学到了驾驭马车的方法，发展为大规模的车战。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的改革，学会了骑马打仗，战争行动更为迅捷简便。春秋时一个“千乘之国”，养畜的马就要达几千匹，至于“万乘之国”，那规模要大上10倍！国君爱马，至死不弃，动辄以几十匹马来殉葬，从规模可观的“车马坑”中可以想见当时畜马之风。秦始皇陵中的兵马俑和铜鞍车，都向我们展示了中华第一帝国的车马之盛，马是那时的天之骄子，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型马的美术作品。令人惊异的是，那些陶塑的马俑都是与真马等身，巨大的体量和庞大的数量都是世界之最，写实的风格，成排成列的阵势震慑人心。这样的陶器不仅在塑造艺术上的水平很高，在烧造技术上的难度也很大。马身上很多细节都逼真酷肖，甚至马鬃梳理结髻的形式也多变，倘若没有实体的参照是无法完成的。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秦代的养马业已经蔚为可观，表现马的艺术已至臻成熟。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西亚的良马开始进入中原，成为汉族最重要的畜力，不仅满足了战争需要，也供给了日常生活的需求。汉代对马的重视无与伦比，为了求到珍贵的汗血宝马，不惜施加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王侯之家都以厩有良骏为荣。汉武帝茂陵里的殉葬明器中就有多匹大铜马，体积巨大，表面鎏金，显然是皇室用品。从葬的霍去病墓前，有著名的“马踏匈奴”像，粗壮肥硕的马，作为民族力量的象征，居然把以马为图腾的匈奴踏在蹄下，实现了真幻的颠倒。同样精彩的马的美术作品还有著名的《马踏飞燕》，这尊出土于甘肃武威的小型青铜器以其轻盈飞动的姿态，巧妙的力学支撑和生动的造型，被选为中国旅游的形象标志，已经名满天下。我还见过好几尊两汉的大铜马，体型巨大，昂首翘尾，雄骏自得的神态之中俨然有大国之风。

　　汉朝时，马的形象大量出现在美术作品中。与秦朝的写实风格不同的是，汉朝的马以写意为主，着重神似，汉马的形象出现得最多的是在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画像石和画像砖是汉代的创造，它们虽然是为死者服务的，但由于汉代的丧葬仪规是“事死如生”，所以会把死者生前的生活场景都一一绘上，以供享用，诸如车马出行、燕乐出游、历史故事、劝谕教化、幽冥神明等题材都有，但最为生动的图像还是车马出行。画像石和画像砖上采用减底浅刻或阴线刻的方法，完成的图像是马的剪影，而且大都选取最能表达马的雄姿的侧面形象。这种剪影的手法舍弃了细节，抓住主要特点，专注于马的姿势和动态，把一匹匹昂首奋蹄、扬鬃奔驰的骏马表现得淋漓尽致，神态毕现。虽然只是平面的图形，但仿佛可以听到万马奔腾、群骥嘶鸣的雄阔场面。中国汉画像石上的这种马的处理方法，竟然和远隔万里的古希腊陶瓶上的马相同，都是用剪影的手法来表现其雄姿，都是从侧面来选取，可谓是异曲而同工。

　　中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女真、契丹和满等民族，都是草原上的雄鹰，也是马背上的民族。马是他们的第二生命，是他们的生命图腾，也是他们不可离之须臾的生产生活资料和交通工具。辽阔的欧亚大草原给了他们驰骋纵横的战场，他们纵马扬鞭，所向无敌，一直突入到欧洲的腹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然而，他们虽然拥有马匹的雄厚资源，但能够把马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的，却是汉族的画家。在中国的历代绘画作品中，最为生动的题材应是马，马在中国画家笔下表现出的神髓，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历朝历代的画家都喜欢画马，喜欢借助马来表达出一种人文的胸襟和情怀，借助马的姿态来奔驰四方。这其中，表现马最为出色的时代，继汉之后，当推盛唐。

　　唐朝是一个兼容大度的社会，是一个能够吸纳万方的王朝。唐代的疆域辽阔，势力强大，真正达到了四面远附、八方来朝，西域的胡人都纷纷前来贸易，他们带来了马，也传播了马的文化。唐人志在开拓、建功边塞，所以马在唐代的美术作品中的数量和质量，已经超越了少数民族当家时的北朝，有很多传世精品中都有马。戎马倥偬、征战一生的唐太宗喜欢马，他的天下就是在马背上得来的，在临终前还要把他喜欢的6匹名马刻成浮雕，亲撰赞辞，立在陵前，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陵》。把马与带入棺材中的《兰亭序》并列，足见其喜爱程度。昭陵六陵浮雕屹立在秋风暮雨中已越千年，还是遭到了贼眼的觊觎，竟然被偷盗到国外，侥幸被追回了两块，但已经玉碎不完了。幸好金朝的画家赵霖曾根据拓本为它们留下了一幅图卷，通过自己的生花妙笔在纸上让它们复生，这让我们得窥这六骏未碎时的全貌。唐时画马的名家众多，最有名的是曹霸和韩干，连大文豪杜甫都写诗称赞他们的马画“一洗万古凡马空”。唐人尚肥，连画中的马也是丰腹肥臀，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一群肥女骑着一群肥马轻盈出行，虽然都是重量级的形象，但看上去并不笨拙臃肿，呈现的反是雍容华贵，看来，唐代善画马的并不止韩干一二人耳。

　　宫廷画家如此，民间的画师也不弱。唐乾陵章怀太子墓室的壁画中有成群的马，尽管是无名画匠所作，但其生动的姿态和对马的准确描绘，却是不让专业画家，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打马毬资料。可以夸张地说，中国画中的马甚至要比人物好，画得准确生动。马画如此，唐三彩的陶塑也不示弱。虽然它是明器，但三彩马生龙活虎、宛如真马，斜披的马鬃、华贵的马衣、讲究的鞍鞯、装饰的缨络，一切都是唐代生活的再现。

　　然而，如同中国的人物画一样，中国的马画在掠过了汉唐的高峰之后，便每下愈况。尽管其间还夹有元和清两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力强盛，马匹不谓不多，但终清之世都没有超越前代的佳作。宋代的李公麟是一代的画马高手，甚至有些唐代的画马图也是他的摹本，他也在画史上留下了不少有名的马画。但看他的技艺，顶多与韩干打个平手，并未能超出唐人的水平。除了艺术，还有个物种学上的原因：唐代由于疆域辽阔，西及中亚，产自费尔干纳盆地的良马可以输到长安，唐人所画的大都为西域良马。在宋代，由于产马的西北已是敌域，宝贵的汗血马更是远古之遗韵而不可求了，使役的只能就近求蒙古马。蒙古马固然能耐劳负重，然而头颅偏大，四腿偏短，与产自西域的良马相比，体型身材上要略逊一筹。李公麟笔下的马，多是大头粗颈短腿的蒙古马，在血统上低了唐马一等，此李公之所不能为也。

　　这一问题，堪称是元代画马第一人的赵孟頫也遇到了。他画了许多马，全是蒙古马，就精悍神骏来说，更要逊李公麟。何况他是贵族，所画的都是柳塘浴马之类，没有画过在猎猎秋风中、萧萧沙场上的战马。明清画马的水平更不殆宋元，汉唐时的大国气象、龙马精神已经消失在纸绢上，骅骝已经元气凋丧了。只有郎世宁，这位意大利来的画家，笔下的马才有了新意，他进行了中西结合，为中国画坛留下了若干写实风格的骐骥骅骝。至于徐悲鸿，则用水墨来开了一代雄风。

　　在经历了五六千年的威风之后，马现在面临的处境竟然非常危艰：由于世界战争格局的根本性改变，骑兵已经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更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马也永远地失业了。世界气候的变化，使得草场面积萎缩骤减，马依赖生活的根据地也将失去，它唯一的用途就只能在运动场上比赛，但这块蛋糕也未免太小，人们只能面对着前人的美术作品来怀念马之雄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