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仿青铜陶瓷初探
文/ 郑汉卿
宋代陶瓷中，常见一类仿古器，这些器物在器形或纹饰上模仿青铜器(对于宋代仿古陶瓷所模仿的青铜器对象，通常认为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而在实际情况中，有些仿古并非来自商周时期，如樽式炉明显是模仿流行于汉代的樽。而又有一些形制则不是来自于青铜器，而是玉器，如琮式瓶，对于其形制来源学界未有定论，参见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是研究宋代陶瓷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
笔者通过整理宋代各窑系所生产的仿古的陶瓷器物，结合学界对宋代金石学、古器物学和复古潮流的研究，试图对该类宋代仿古陶瓷的性质、功能进行讨论，并对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这里先根据不同器形和纹饰进行分类，寻找出其形制来源，其次对宋代不同窑系进行考察，对各窑系仿古陶瓷的生产情况做一介绍(各窑系的典型器物，尽量采用科学的考古发掘品，个别于科学考古发掘中未见的则采用各公立博物馆有明确断代的藏品。为避免理解上的误解以及行文的流畅，本文中论及相关窑系时，传世品以其所藏公立博物馆的断代断窑系为准，如传世汝窑；考古发掘品以其遗址名称为准，如清凉寺窑、张公巷窑、郊坛下窑以及老虎洞窑)。
宋代常见仿青铜陶瓷的种类
宋代仿青铜陶瓷的器形
鬲式炉 鬲是用途与鼎相似，主要用于烹煮的青铜炊器。在宋代的仿古陶瓷中，鬲式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宋代陶瓷鬲式炉的基本形制是：圆口，宽沿平折，直颈，扁圆腹，三足，腹与足背饰有三角形突脊。
宋代生产有陶瓷鬲式炉的窑系包括：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文物出版社，2002)、龙泉窑(图选自朱伯谦《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越窑、吉州窑(图选自彭明瀚《雅俗之间——吉州窑》，文物出版社，2007)。
老虎洞窑
龙泉窑
吉州窑
鼎式炉 鼎是流行于商周时期，主要用于烹煮的青铜炊器。鼎的类型较多，分类比较复杂。宋代仿古陶瓷中，鼎式炉的基本形制为三足鼎式炉，特点为双耳、三足、圆鼎身，三足背饰三角形突脊。
宋代生产有鼎式炉的窑系包括：耀州窑、郊坛下窑、老虎洞窑、龙泉窑、越窑、吉州窑。
吉州窑
樽式炉 樽是流行于汉代的盛酒器，有盆形和筒形两大类，质地有青铜器、釉陶器、漆器等，本文所讨论的樽为筒形樽。宋代仿古陶瓷中，仿樽的器物为樽式炉，其形制特点为：筒形身、三足，筒形身一般饰有弦纹。
宋代生产有樽式炉的窑系有：传世汝窑(图选自李辉柄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7 宋(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清凉寺窑、定窑(图选自《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 宋·上)、传世官窑(图选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年)、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龙泉窑(图选自《龙泉窑青瓷》)。
传世汝窑
定窑
传世官窑
老虎洞窑
龙泉窑
簋式炉 簋是用于盛黍稷的青铜盛食器，朱凤瀚对簋的类型学分类标准是簋腹部的形制(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而宋代仿古陶瓷中仿照簋的为簋式炉，其形制特点为：鼓腹、双半环耳，圆圈足。
宋代生产有簋式炉陶瓷器物的窑系有：定窑(图选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
定窑
传世官窑
贯耳瓶 壶是流行于西周至汉代的青铜酒器，有多种形制，其中一种在颈部两侧有上下贯通的双耳。在宋代的此类器物中，口较窄小的常被称为“瓶”，口腹均较大的常被称为“壶”，壶与瓶在此暂不做区分，而以贯耳特征来考察。
宋代生产有贯耳瓶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龙泉窑(图选自朝日新闻社文化企画局文化企画部《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朝日新闻社，1998)。
传世官窑
龙泉窑
龙泉窑
琮式瓶 琮是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玉石器，形制特点为外方内圆、管状。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具有不同的形制特点。
宋代的陶瓷琮式瓶的形制特征与玉石琮一致，呈外方内圆、管状。但是宋代琮式瓶的来源，学界仍未有定论，谢明良对宋代琮式瓶的形制有细致的分类，并考证了在宋代对于“琮”的概念，从而得出宋人概念中的“琮”与当今考古学界的“琮”全然不同的结论，因此，对于宋代陶瓷琮式瓶的形制来源，目前尚无法得出有力的结论(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
宋代生产有琮式瓶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龙泉窑(图选自《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
传世官窑
龙泉窑
觚 觚是流行于殷商时期的青铜酒器，宋代陶瓷觚的形制特点为：喇叭形口、直把、喇叭形足，把与足上通常饰有四道突起的锯齿状扉棱。
宋代生产有陶瓷觚的窑系有：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
老虎洞窑
尊 尊是流行于商代前期偏晚至西周中期的青铜酒器。宋代陶瓷尊的形制特点为：圆筒形，敞口，口颈外侧有扉棱。
宋代生产有陶瓷尊器物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关于尊的问题涉及对尊的定义，宋代古器物学中尊彝一般用做礼器的总称。在相关窑址的考古发掘中，有部分定为“尊”的器物，其究竟是否为“尊”很难下定论，如清凉寺窑考古发掘中定为“尊”的器物，与同出的定为“杯”的器物相近，笔者认为还有待商榷。
传世官窑
宋代仿青铜陶瓷的纹饰
宋代仿古陶瓷中，以造型模仿为主，但也有以模印、釉下刻划花、贴塑等装饰手法表现仿古纹饰。
该类仿古纹饰通常包括辅助类纹饰如云雷纹、主题类纹饰如动物纹等(图选自《中国中原に华ひらいた名窑－耀州窑展图录》)。
辅助类纹饰如云雷纹
主题类纹饰如动物纹
宋代各窑系生产仿古陶瓷概况
上文对仿古陶瓷的种类、窑系进行了整理，本节以表格说明各窑系生产仿古陶瓷的情况(表一)。
表一：各窑系生产仿古陶瓷概况
窑系
器形
鬲式炉
鼎式炉
樽式炉
簋式炉
贯耳瓶
琮式瓶
觚
尊
传世汝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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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寺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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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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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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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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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坛下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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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洞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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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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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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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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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问题的讨论
宋代古器物学的成熟约在北宋中期，在官方背景的支持下，很快成为一门学问，并形成了复古风气。而笔者在此试图讨论的是复古风气如何对宋代陶瓷器物产生各方面影响。
青铜器传统的开创——以炉为例
在古器物学形成的北宋中期以前，出土古物就已经引起少数士大夫学者的注意，并进行了一些搜集、整理和著录的工作。而早在五代至北宋初期，这种复古风气就已经初见端倪，其典型例证就是五代至北宋初香炉形制的变化。
陈芳妹曾以香炉为例，讨论宋代古器物学在佛教脉络中的流传(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代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陈文以唐宋之际用于佛教场域的香炉形制的变化为例，论证宋代香炉逐渐由唐代的外来因素风格转变为具有三代复古风格的特征，并以耀州窑所出的五足炉与鼎式炉的变化序列为旁证。此即由金银器传统转向青铜器传统的开创。
耀州窑五足炉的流行时间约为北宋中期，而鼎式炉的流行时间则为北宋晚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这与北宋中期逐渐成熟的古器物学正好相合；而陈文所举例证，其一为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所出的三彩陶炉(樊瑞平、郭玲娣：《河北正定舍利塔基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9，4)，其二为河北定州静志寺五号塔基所出银制镀金香炉(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两者年代均为五代至北宋初，可见仿古风格早在北宋中期古器物学成熟以前就已经有所体现，但仅限于个例，而在古器物学成熟之后，则影响逐渐扩大。
古器物学在陶瓷器物上的影响，在北宋晚期、南宋早期开始体现出来，并且大为发展。与北宋中期时仅有耀州窑生产有鼎式炉的情况不同，至南宋早期，则有诸多的窑系开始生产此类器物。而香炉的形制也由单一的鼎式炉变为鬲式炉、鼎式炉、樽式炉、簋式炉共同并存了，生产窑系则主要分布在南宋疆域。而仿古形制炉的使用，已经不限于佛教场所使用，而为更广泛的不同阶层、人群所使用。郊坛下窑、老虎洞窑等宫廷御窑亦生产有仿古形制炉，可见仿古形制炉也为宫廷日常使用。
从复古到玩古——以宫廷用瓷为例
在五代至北宋初，古器物学尚处在摸索的发轫时期，其对宋代陶瓷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仅仅体现在佛教场所，尚未蔚然成风。但是，正如陈芳妹所论述的，这种在极少数时空范畴内所体现出来的古器物学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官方的赞助(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代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虽然这反映了官方中已有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迹象，但这种赞助是对外的。那么，在古器物学成熟的北宋中期以后，官方的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对内活动是如何的呢？
北宋中期以后，古器物学就不仅仅作为士大夫心追三代、目标在于“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刘敞《公是集》，第三六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一〇九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的学术活动了，在学术性活动以及朝廷有意将此种学术活动用于服务政治活动(学界所公认的情况是，宋代朝廷凭藉古器物学的学术活动，导向具有政治意涵的一些制礼作乐活动，以求再现三代，体现宋代朝廷在政治上的正统性)之外，古器物学在其它的方面应该还有影响。古器物学所带来的复古风气在社会不同层面广为流传，在学术之外，更有其玩古的趣味所在，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宫廷用瓷中。
宋代宫廷用瓷制度，以及宋代宫廷用瓷好尚，学界已多有讨论，蔡玫芬曾论证北宋宫廷用瓷崇尚金银器、玻璃器风格，相对应的就是北宋宫廷对定窑、汝窑瓷器的需求(蔡玫芬《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1997)。而类似的观点，则是认为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出土的仿古瓷器即是文献记载的南宋朝廷改造的陶瓷礼器。学界关于南宋陶瓷类祭器的讨论，已有一定成果，目前比较一致同意郊坛下窑、老虎洞窑所生产的青釉瓷器并非作为祭器，而是作为宫廷日用瓷器。那么，由其专供宫廷使用的性质，可以推断其用途是南宋宫廷的日用瓷器。可见，古器物学的影响除了在学术活动、政治活动之外，还带来了玩古的趣味，在宫廷日常生活中，釉色纯净、具有三代风格的仿古陶瓷成为了常见的装饰。
仿古的来源
仿古陶瓷是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产物，必然受到古器物学发展程度的制约。虽然古器物学成熟之后，有其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但是，毕竟囿于时代的局限，在宋代的古器物学发展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在今日看来明显不足的地方。宋人对于三代古物的认知程度，是否会体现在仿古陶瓷上呢？通过对宋代古器物学著作与考古实物的考察，可以有所获知。本节以鬲和觚为例试做探讨。
宋代陶瓷鬲式炉的常见形制特点是：圆口，宽沿平折，直颈，扁圆腹，三足，腹与足背饰三角形突脊。根据朱凤瀚对于青铜鬲的类型学分类，可以发现，宋代陶瓷鬲式炉与青铜鬲中的联档鬲A型(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14页，“口沿较宽而外折，短直束颈，三足上多有扉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在器形上最为接近，尤其是在足肩部多有突起扉棱这点上十分符合。根据朱凤瀚对青铜鬲的分期，联档鬲A型的年代主要为西周中晚期，其类型学特征正与宋代鬲式炉相近，因此，可以推论宋代陶瓷鬲式炉的青铜形制来源于联裆鬲A型。
关于宋代陶瓷觚，值得考察的是朱凤瀚关于宋人对觚的定名的论述，宋人对觚的定名有两点依据，“《考古图》卷五收录有卢江李氏所藏觚，考释引李氏云此器容量可容二爵，与《礼图》所谓二升曰觚(出《韩诗外传》)相合。此是定名为觚的理由之一。再者，此器腹、足均有四棱，棱亦称觚，故《论语》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此是理由之二”(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在今天看来，宋人的依据显然是不足的，但是，这恰从侧面反映出宋人“觚”的概念，其特征之一即是带有出脊的“棱”。
那么陶瓷鬲式炉与觚都不约而同地具有“出脊”的特征，其形制来源于何处？觚的出脊来源于宋人对“觚”的认识与定义，但是鬲式炉的出脊则难以找到来源。吕大临《考古图》所收认定为鬲的器物中亦有不少并非鬲的器物，而《重修宣和博古图》所收鬲则与今日学界所定义的鬲较为相近，即具有三袋状足。在《重修宣和博古图》中，则还收有具有出脊特征的鬲。可见，对于鬲是否必须具有出脊的特征，宋人古器物学著作中也无法给出确定的标准。
而对于考古实物的考察，则很容易发现，不同窑系的同一种类仿古器物，往往存在差异，且各窑系形成自身的特征。
由此可见，其一，宋人著作中对不同种类青铜器的特征，尚存在模糊的界定，说明宋人对于青铜器的认识尚未有成熟的分类标准；其二，以考古实物分析，不同窑场的同类仿古陶瓷存在差异，说明仿古过程中也存在差异。
模仿则涉及样本的问题，在宋人对青铜器分类标准模糊的情况下，即使有青铜器实物、画稿，也可能产生仿古陶瓷与青铜器实物的差异；而在以其它途径进行仿古时，各窑系由于官方背景的不同、地域的差异、窑系装饰特色等原因，同类仿古器物更会产生差异。因此，仿古的来源即仿古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仿古基础上的“创新”
在复古风气之下，宋人往往将复古融入同时代的其它工艺美术风格中。因此，在宋代陶瓷器物中，经常有一些器物，其整体是由许多不同形制来源共同构成的，而其中往往会有仿古的存在。例如，有的以造型为仿古，但以流行的刻花、划花技法装饰以流行的花卉纹；有的造型为当时流行的各种器形，而在局部或以刻划花技法饰以仿古纹饰，或以堆塑技法饰以兽面纹铺首、双耳等；此类器物可谓是宋人对古器物学的一种“创新”。
以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定窑白瓷铺首龙耳方壶为例，该器“取样于铜方壶的造型，长方口型，长颈，肩以下方棱较不明显，腹部略呈梨形，圈足圆形。颈部两侧为模印的龙形半环耳，肩部正背面各有一铺首衔环的印花贴饰；印模极工致。器壁满布划花装饰：口缘回纹一周；颈部一兽面开光、几何纹一周，腹部为数茎并蒂荷花与荷叶，花实如生，叶片风翻，十分生动。腹下部近足处为双层莲瓣纹”(《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从该器物的描述即可看出，其整体造型似乎是模仿汉代的青铜钫壶，口沿四方，可是腹部又过渡为梨形，又于颈部装饰双龙耳，堆塑兽面铺首，器身又通体以划花技法装饰花卉纹。可见该器的装饰是集流行形制与仿古形制于一体的，甚至可以说，仿青铜形制正是流行形制之一，并被宋人巧妙地与其它形制结合，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
可见，古器物学所带来的复古潮流，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仿造，甚而出现取材于三代古物，将其器形、纹饰灵活运用于不同的器物之上，这正可谓宋人的古器物学在宋代陶瓷器物上的“创新”之举了。而此后元明清的玩古、复古趣味，也都肇始于宋代的复古。
宋代仿古陶瓷是宋代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一个产物，在这种背景，陶瓷装饰新增了仿古风格，并在北宋晚期以后蔚然成风，成为宋代陶瓷装饰的一种重要手法，并且影响深远。而以该领域的发展进度来看，对于此类仿古陶瓷的认定已无争论，但是此类仿古陶瓷的纪年材料、品种差异、地域分布、使用人群、仿古过程等问题都还有待解决，有待以更细致的整理工作进行分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