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45：铜品献纳文物遭日军劫夺

天坛斋宫内铜钟也曾面临被“献纳”的厄运资料图 呈报伪市政府的公函中，附的颐和园可“献纳”铜品列表

　　在北京游览过的人，大多见过颐和园铜亭、故宫的铜缸、北海天王殿的铜塔、天坛斋宫里的铜钟……这些美轮美奂的文化遗存，让人们由衷地赞叹。但您也许不知道，这些工艺精美文物曾被当作废铜，“献纳”给侵华日军，面临着被熔炼、被制造成枪炮子弹的厄运。这荒谬、屈辱的一幕发生在沦陷时期的北京……

　　日军掠铜 伪政府摊派“献纳”任务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决胜关头，四面楚歌的日军更加疯狂地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掠夺与搜刮。这一年的3月29日，侵华日军北京陆军联络部致函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北京特别市官民”，“献纳(供出)各自存有之一切铜类，以资直接增强战力，藉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①

　　函中详列了献纳铜品运动实施要领，要领中明确，献纳活动的“最高责任者为市长。各区为区长(四郊由办事处长)、各区郊警察分局长担任之，并利用北京特别市金品献纳委员会能力。”②函中还规定了北京特别市和所属各区郊的献纳数量、铜品种类和完成期限。

　　伪北平特别市长许修直不敢怠慢，随即发出“北京特别市政府为如期办竣第三次铜品献纳运动的训令”：

　　“为令行事。案查联络部前交工务局第三次铜品献纳运动实施方案一件，其第六条载明凡属本市管内废置之公共铜制品亦应献纳，数量定为400吨，期限亦定为本年4月底止……为事关重大，期限无多，仰迅将管内废置之公共铜制品，尽量搜集，随时缴交工务局。勿得诿延贻误为要。切切此令。市长” ③

　　随即，伪北京特别市金品献纳委员会、伪工务局、各区伪政府、郊区办事处、伪警察局等纷纷上门，强行向各单位和百姓摊派“献纳”任务。各单位摊派数量不等，市民每户不得低于一市斤。

　　“挖掘潜力” 警察局搜集赃物中铜制品

　　1945年的北京“铜品献纳活动”并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还有过两次，据伪北京市政府文件中记载：“第一次由北京陆军联络部送来献铜实施办法，由府饬交大东亚战争金品献纳委员会办理。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起，以一个月为限。第二次于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华北政务委员会训令附发收集铜品实施要领，饬即遵照办理。”④

　　在前两次铜品征缴中，各机关、厂矿、学校、商店以及市民家中的铜品早已搜罗殆尽。被逼迫的市民无奈只得四处搜集，交出铜佛像、铜门把手、铜墨盒、铜钱币、铜徽章以及一切铜制品，完成缴纳指标。

　　为完成“献纳”任务，有些单位努力在本行业内“挖掘潜力”，比如伪北平市警察局长崔建初就曾呈文伪市长许修直，请示将没收犯人赃物中的铜制品搜集献纳。函件称：“职局为期倡导市民完成战时使命起见，经饬主管科将因案没收铜器尽量搜集以供献纳。”⑤在这些被献纳的铜品中，有犯人因赌博被没收的铜宝盒、大铜元、制钱，有没收毒贩的大铜漏子等。

　　文物抢掠 北海宝塔险被熔炼成子弹

　　一些伪市政府直属的文化文物管理部门，如北海公园委员会、管理坛庙事务所、静怡园委员会、管理颐和园委员会、中央公园委员会等，也接到了“献纳铜品”的任务。

　　这实际上是一次文物抢掠！

　　就拿故宫博物院来说吧！ 1945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曾报告称，“本院(沦陷期间)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尚有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

　　这些被“献纳”的铜缸，都是明清时期铸造的，是宫廷中用于消防的器具。它们铸造工艺精美，造型古朴大方，与铜灯亭一样，是皇宫中不可或缺的陈设品。

　　除此之外，1945年3月，日本官员山本与数十名士兵来到故宫博物院，强行拉走“午门前东西朝房所存之废铁炮……计一千四百零八尊”。⑥

　　这些铜炮铁炮均铸造于明清两代，材质主要为青铜和熟铁，工艺精湛，造型美观，炮体坚固。它们不仅是宫门前的陈列品，有些还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发挥过特殊的作用。

　　在北海公园西天梵境楠木大殿内，有两座工艺精美的铜制宝塔。铜塔分七层，塔高为6.59米，上面分别嵌有712尊无量寿佛像。两座铜塔铸于1770年，据说是乾隆皇帝为其母钮钴禄氏祝寿时所铸。但就是这两座铜塔，1945年也曾被“献纳”给日军，险被投入熔炉，制成日军的枪炮子弹。直到1946年2月，北海公园在日军投降后，派人到天津卜内门仓库，运回了已被拆散的铜塔部件。

　　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铜镀金斋戒人就没有这么幸运。

　　中山公园原为社稷坛，其中存放斋戒铜人两尊。斋戒铜人是祭祀用具。1945年，斋戒铜人被作为废铜“献纳”后，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1946年2月，中山公园派职员刘永茂随当时北平市政府官员赴天津仓库寻找，“雇工搬运草袋，亘一日之久，铜像仍属无着”。 ⑦

　　天坛斋宫内铜钟也曾面临被“献纳”的厄运。这口铜钟铸于明永乐年间，它高6尺，直径3尺，是“京师祭坛的重要古物”。在1945年的“献纳运动”中，它被北京大东亚战争金品献纳委员会定为“即属公有且又废置无用，自应列入公有铜品献纳之内。”并“转饬该坛遵照办理”。⑧

　　“献纳”清单 铜桌逃过英法劫未逃过日本人

　　最让人气愤的是颐和园的“献纳”清单。

　　在北京市档案局馆藏档案中有一份沦陷时期伪北京市大东亚战争金品献纳委员会常务委员谢子夷呈报伪市政府的公函。函文如下：

　　“敬呈者，查本市第三次公有铜品献纳现正积极进行，以期早日竣事。兹查颐和园内各项铜品均属公有且久已废置，即与历史文化无重要关系，亦与风景美观毫无裨益，现已派员调查完毕，拟请准予作为公有铜品献纳，藉资集腋成裘。是否有当，理合检同该园铜品表一纸具文呈请鉴核示遵。谨呈市长  北京特别市大东亚战争金品献纳委员会常务委员  谢子夷”

　　公函中还附有颐和园可献纳铜品列表：

　　“颐和园大门铜门钉四百八十六个；仁寿殿前铜缸一对；颐乐殿后铜缸一对；乐寿堂铜缸一对；排云殿前铜缸两对；排云殿左右铜缸一对；铜亭内铜桌几一个；排云殿前铜香炉四；排云殿大门铜门钉四十六个；事务所库房库存旧式铜火炉二十余个”⑨

　　档案中留存的另一份记录单，是管理颐和园事务所保管股记载的“六月二十二日谢局长来园所记各项铜制物品开单”，在这份拟“献纳”铜品的开单上，原本列有“铜亭一座”的字样。但在后来，又把铜亭从“献纳”名单中去掉了，大概是考虑铜亭体积重量过大不好处理的缘故吧？但铜亭内的铜桌还是被“献纳”了。这张铜桌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从北京城内铸炉处搬运到颐和园安放的。不能不说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清漪园，铜亭内佛像供器铜门铜窗均被掠走，只有亭内铜桌没有被搬走。但这一次，它没有逃出日本人的魔爪。

　　1945年8月10日，就在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前五天，以谢子夷为局长的伪北京市工务局和日本昭和通商株式会社的人，到颐和园拉走了铜缸、铜炉及铜亭内的铜桌，运往天津。

　　天津追踪  “献纳”文物多数遗失或缺损

　　1945年8月2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十天，管理颐和园事务所所长朱沛向当时的北京市长呈文：“兹查现届和平实现，此项铜品虽经移出园外，尚未运往远方熔毁，亟应运回园内照旧陈列，以资保管”。 ⑩

　　1945年11月19日，颐和园“献纳”铜品文物从天津港口仓库追回，找回铜器中缺少了铜火炉一件。

　　1946年1月27日，北平市政府职员郎忻、董儒林与北海公园文牍员俞绍勋、中山公园职员刘永茂、故宫博物院职员白桂亮等一行，来到天津大王庄卜内门仓库，追回了部分“献纳”的文物铜器。遗憾的是故宫博物院“献纳”的明、清铜缸、铜炮、铜灯亭一件也未能找到；中央公园的两尊斋戒铜人也下落不明；北海公园的两座铜塔虽已找回，但很多部件缺损，铜塔上的佛像也被人盗走。

　　其实，在三次“献纳”中北京被掠夺走的文物又何止这几件呢？

　　1946年夏天，刘半农任中国驻日代表团第三组组长，负责接收日本归还战争期间掠夺的物品，在日本发现大量中国铜质钱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8年2月，我们根据密查得到的资料，详悉日本各地仓库所存我国铜镍币竟达一万一千余吨。”经了解，这些铜镍币有古钱也有民国时期的铜镍钱币，都是日军在我国沦陷区以“献纳”的方式搜刮来的。 文并图/胡伟

　　今天，当我们徜徉在颐和园的廊间、故宫的殿角、天坛的圜丘、北海的堤岸，面对这些历经劫难的文物，我们该会作何感想呢？这些文物的经历不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写照吗？真心祝愿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安康。

　　注：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沦陷期间北京“献纳运动”的有关史料  

　　文史资料选辑 第72辑 P245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档案保存  北京市档案馆                               

　　■ 档案编号  j77-169  j1-2-264                               

　　■档案内容  沦陷期间北京“献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