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级文物宜侯夨簋出土60周年

国博展厅里的宜侯夨簋 (王景曙 摄) 已81岁高龄的李学勤(陈晓峰 摄)

　　编者按：

　　作为一座有着3000年文字记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镇江人文底蕴极其深厚，珍贵的物质遗存与文化流传不胜枚举。其中，1954年在大港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初青铜器——宜侯夨簋，不仅成为这座城市迄今为止的“史记”之巅，更因其对研究中国西周分封制的独特史料价值，而被奉为“国宝”，目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今年是宜侯夨簋出土整整60周年，由于年代久远，“6月间”是它目前已知出土的最精确时间，而今年6月14日又适逢我国第九个“文化遗产日”，主题是：让文化活起来，在此之际，本报记者经过广泛深入采访，形成了一组相关报道，旨在由一件宝器入手，探寻这座城市悠久浓厚的文化血脉，让历史照亮现实，让现实融入历史。

　　按照“做九不做十”的民俗，1945年出生的镇江新区居民聂金才，今年迎来他的“七十大寿”。这个“整日子”往前再推一个整数字——60年，那一年聂金才10岁，还是个玩泥巴的乡村小男孩，却在懵懵懂懂之中亲历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大事情，以至于聂家人被“载入史册”！

　　记录这件事最早公开发表的文史资料之一《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以下简称《江苏》)，刊于1955年5期《文物参考资料》，作者为集体署名“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这篇竖排、繁体字印刷的文章开篇写道：“1954年六月间，丹徒县龙泉乡下聂村农民聂长保的儿子在烟墩山南麓斜坡上翻山芋地垄沟时，无意间在地表下三分之一公尺的土里掘出一只鼎……簋……共掘得铜器十二件。”

　　聂长保是聂金才的父亲，已于30多年前去世。但《江苏》文中“聂长保的儿子”并非聂金才，而是其大哥聂金海——也就是几年前央视电视纪录片《诗话镇江》里有关这段历史的讲述人。聂金才兄弟姐妹7个，他排行老三。由于家境贫寒，老大聂金海只读过两年书，而那个时候10岁的聂金才仍然没能上得起学。

　　在镇江新区有关部门的协助与安排下，记者日前与聂金才老人见上了面。这位至今连手机短信功能都不会使用的“大老粗”，谈起当年事情经过却娓娓道来，某些原本拗口的名称术语在他嘴里显得滚瓜烂熟。由此，记者在已知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更多，也更丰满、更生动的细节。

　　聂金才回忆说，父亲和大哥这天在烟墩山南坡自家山芋地里挖出古代东西的消息一传出，包括他本人在内家里的其他孩子都一起涌上山看稀奇，并合力将这些器物搬回了家。聂金才清晰记得，那年当地正在发大水，门前有条蓄积充足的水沟，他和家人就是在这条沟里，一起用刷子把12件带着泥土的器物逐一清洗干净……

　　洗得掉的是泥土，洗不掉的是气息凝重的斑斑锈迹，以及附着在器物身上各种深奥的文化密码。今天，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里，常年展示着一件“国之重器”——宜侯夨簋，年代为距今3000多年的西周初期，它的出土在中国青铜器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划时代意义。然而，不会有太多人知道，这样一件身居顶级文化殿堂的国宝级文物(一级甲等)，当年正是从聂长保父子的农用钉耙底下破土而出，它越过漫长时光隧道之后的第一站，也正是在镇江这边一处偏僻的村落水沟里洗尽一路风尘！

　　以聂家两代人当时的认知水平，肯定是没有“青铜器”这个概念的，更不会知道“夏商周”。但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聂长保朴素地感觉到“这是文物”，必须上缴国家。于是，令记者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这批重见天日的千年宝器，只在聂家“休整”了短短一宿，第二天就被迅速全部转交到当地政府手上。

　　从1954年6月出土，到以《江苏》一文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上发布信息，差不多过去整整一年。寻消问息，恰是刊载此文的同一期杂志，亦即1955年第5期《文物参考资料》，足以向我们告知：在这“无声”的一年里，丹徒烟墩山作为“江南地区”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幕后其实已经引起中国学界高端层面上的极大兴趣与高度重视，并展开了实质性研究。研究的焦点理所当然集中在宜侯夨簋身上——它在12件器物中是惟一铸铭！铭文共“120余字”。

　　铭文之所以是个约数而无法精确统计，是由于当年出土时该器已受到破损，后来受技术条件局限，修复效果不甚理想，从而造成若干个铭文字残失，目前可以辨认的有118字。著名学者唐兰先生曾撰文直言不讳：“这个簋的复原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国家博物馆馆员田率博士就此向记者介绍，当时器底修复使用的是铅块垫补，故而残失的铭文字无法使用X光来探视识读，如果放在今天条件下，会修复得更完美些。

　　查阅这一期《文物参考资料》可见，除《江苏》文外，还同时刊发了两篇研究专论《宜侯夨簋和它的意义》(陈梦家)和《夨簋考释》(陈邦福)，并加了“编者按”：“关于夨簋考释……两先生的释文，今一并发表，以供学术界研究参考。”二陈皆为当时中国的重量级学者。此后连续几年间，郭沫若、唐兰、岑仲勉、陈直(镇江籍)等一批著名学者先后发表了对宜侯夨簋的研究专论。

　　一觉三千年，醒来惊世人！宜侯夨簋引发考古与历史学界大范围震动的珍贵价值与研究意义，并不在于它是西周青铜器本身，甚至也不是器物所携带的铭文本身，它在已经出土的浩如烟海的历代青铜器铭文中之所以瞬时凸显地位，就在于铭文所反映的独特内容：惟一“详细、明确”记载西周分封制！

　　经过数年苦心潜研，学界的主流认知是：宜侯夨簋记载的是西周康王时期(前1020年至前996年)的一次徙封活动，“宜”这个诸侯国就在江苏丹徒一带，它为研究西周疆土领域和当时社会的奴隶制、分封制以及井田制，为研究吴文化历史等诸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之证。唐兰先生就此称“……使古书上这一部分的史料复活了”。

　　记者归纳整理大量文献发现，对宜侯夨簋的研究，继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之后，中间经历了二十余年的相对冷清，80年代又迎来第二个“高峰期”，相关学术论著再次密集起来。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之一，便是李学勤，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曾任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6月4日，记者专程赴京拜访了已81岁高龄的李学勤(见图 陈晓峰 摄)。早在1985年，李先生就曾发表《宜侯夨簋与吴国》，时隔这么多年接受记者采访，他除了再次确认铭文中有关封地“宜”应该就在丹徒一带的个人观点外，还重点谈了宜侯夨簋与吴文化的深刻关联。他认为此器“奠定了吴文化的根本基础”，对研究吴文化起源“意义特别重大”。

　　在长达60年时间跨度里，围绕宜侯夨簋铭文所承载的人文历史信息，学界其实一直是有观点碰撞的，争议甚至还涉及某些核心环节。谈到这方面情况，李学勤介绍，直到现在仍有人不相信曾经的“荆蛮之地”江南地区能出现如此高规格的早期青铜文化。李学勤表示，虽然宜侯夨簋身上确实还有不少细节奥蕴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秘，本着科学态度，目前某些正式说法还应冠以“可能”，但从当年孤证到如今产生系统性研究成果，“大方向性”的东西应该已不难判明。

　　采访完李学勤先生的当天下午，记者走进气势恢宏的国家博物馆——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在位于地下一层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西周的封邦建国”单元里，终于首次见到了这件来自家乡的国宝。以脸紧贴展窗玻璃，记者仿佛正在谛听一场穿越三千年的耳语：远离镐京千里之外，烟雨江南的周天子领地上，一代诸侯国君“夨”统领下的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从聂家农宅，到国家殿堂，梳理宜侯夨簋60年间的历次流转环节，记者不无遗憾地发现，无论在市档案馆还是丹徒区档案馆，如今竟然查不到有关这件宝物的任何官方原始登记信息。但外围资料表明，包括宜侯夨簋在内的12件青铜器，是于出土当年10月上旬就已送达省里并进行陈列展出，这意味着，国宝只在它的故乡呆了短短4个月左右时间，就一去不返。此后，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博)建成，从各地调拨文物，江苏被调拨的文物中就包括宜侯夨簋，而与它相伴进京的江苏被调文物中，还有另一件大名鼎鼎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原名司母戊鼎)！(刘兰明 王景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