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器出世 霸国显现
2007年5月,山西省南部翼城县城大河口墓地因被盗被发现,同年9月至次年5月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2008年9月至12月进行了全面普探,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 在墓地周围还发现了几处不同时期的遗址,其中西周遗址位于墓地西南约0.5公里处。墓地分布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约1500余座。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是新发现的一处西周封国墓地,发现的众多青铜器铭文中的“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
“霸”是其国名,“霸”国未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根据出土文物铭文资料显示,“霸”与晋、北燕、芮等国曾有往来。大河口墓地为之前在其他各处发现的“霸”器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大量带“霸”字铭文的青铜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个史书阙载的古国——霸国的存在,随之出土的丰富的文物展示出了霸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大河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和西周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讨诸侯制度、礼乐制度、宴饮礼仪等具有重要意义。
何为宴饮
宴饮,设酒肴之聚饮,亦称饮宴、饮燕、酒筵、酒讌、宴集等等。宴饮记载,始见于夏商,当时国之上下,饮酒酗酒成风,终至夏桀、商纣皆因酒而亡。《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尚书•商书•伊训》载:“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根据性质的不同,宴饮也有不同的类型,祭鬼神之酒肴谓飨宴,帝王赐予群臣之正式筵席谓大宴,国家庆典王赐臣民之聚饮谓酺宴,帝王宣喻宴饮谓宣宴,帝王以饮而会群臣谓酺会,帝王赐臣下之便宴谓曲宴……
宴饮——明君臣长幼相尊之义
宴饮是霸国人在闲暇时举行的礼仪活动。宴礼有严格的礼仪规范,参加人员都正襟危坐,遵守“礼荐而不食,爵盈而不饮”的礼节,整个宴席只是一个虚设。这种宴饮仪式主要为了体现尊贤和养老,尊贤是治国之本,养老为安邦之本。宴饮过程安乐而有秩序,宾客尊卑分明,礼数高低有别,宴饮之人快乐而不放肆,无论长幼都得到惠泽,没有人被遗忘。霸伯做到了正身安国,才有霸国君臣的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霸国贵族宴饮的礼仪较多,比如他们吃饭是分餐制;酒具在宴饮的过程中要多次洗涤;由于吃饭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着来吃,因此在宴饮前后需要净手,净手时一人注水,一人承盘接水。商周时期的墓葬中,盉与盘是一套器物,有盉必有盘。盉最早是用来调酒的,后来也用来注水,有的青铜器也存在着一器多用的情况。盘用来承接水,西周晚期匜代替了盉,匜与盉的功能相同。
在宴饮时,先要将牛、羊、猪等在镬(音获,最大的锅)中煮熟,然后用匕(头部尖锐的取实器)取出来,放入鼎内,调和入味。为了保温盒防灰,还要加上盖子。将鼎从庖厨移送到行礼的场所,是用“铉”贯穿鼎的两耳抬走,鼎不是食器,所以食用之前,要再次用匕将肉从鼎中取出,放在俎上,然后再陈设在食案上。鼎与俎是配套使用的,所以在礼器的组合中,两者的数量总是相同。
盛食器还有簋、笾、豆。簋是盛稻梁的圆形器皿,也有极少量是方形或长方形的,有盖。在礼器的组合中,鼎与簋最为重要,但前者用奇数,后者用偶数。笾与豆的形状相似,但由于两者所盛的食品不同,质地也就不同。笾是盛肉干、果实等干燥的食物用的,豆则是盛腌渍的蔬菜、肉酱等有汁的食物用的。笾与豆通常配合使用,而且都用双数,所以《礼记》说“鼎俎奇而笾豆偶”。
霸伯制定出完整而森严的礼制,以维护其统治秩序。在礼仪活动中组合使用并赋予青铜器特殊的意义 ,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
霸伯墓葬中共发现了24件青铜鼎和9件青铜簋,其中有方形的鼎2件,随葬方鼎的墓葬都是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一般的贵族是不能随葬方鼎的。西周礼器组合的核心为铜鼎,根据文献记载,周礼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簋也是重要礼器之一,在祭祀和宴会场合,簋和鼎配合使用,一般是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相配,标志身份地位的高低。
霸伯墓葬出土的鼎簋数量为什么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呢?考古发现表明西周中期以前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鼎簋制度,中期以后才形成如文献记载所说的用鼎制度。
青铜器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其中又以钟、鼎为最。钟、鼎是商周时代青铜文明最具代表的文物,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古代贵族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人们常以“钟鼎之家”来指代富贵宦达之家。鼎与簋、辩证及笾豆构成了霸国礼器系统,礼器是显示人们礼仪规范最重要的器物,使“贵贱有等”、“上下有则”,是霸国登记制度的反映。
自古以来,酒就是宴饮上不可或缺的饮品,酒器也是宴饮中必不可少的用具。礼器中的酒器,又可以分为盛酒器和饮酒器两大类。盛酒器主要有尊、罍、卣、壶、缶等。霸伯用尊盛酒,卿大夫用方壶,未取得爵位的士用圆壶。饮酒器有爵、觯、觚、觥等。爵容为一升酒,觚为二升,觯为三升。觥在饮酒器中容量最大,所以在君臣宴饮等场合,常常用作罚酒之器。
宴饮——礼之所及乐必从之
由西周时期制定和完善的礼乐制度,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的总称。西周礼,在西周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的礼器系统,是显示人们礼仪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乐与礼是密不可分的,礼乐制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礼乐不分家的地步,所谓“礼之所及乐必从之”,因此,乐在西周宴饮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西周礼等级森严,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不仅礼仪有定制,礼乐也有定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乐舞方面,天子的舞用“八佾”(“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列东、西、南、北四面;诸侯用六佾,列东、西、南三面,缺北面;卿大夫用四佾,用西、南两面,缺北面和东面,士用二佾,只有南面。
“乐”,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歌舞。“中正和平”的音乐,“典雅纯正”的歌词,被称之为“雅乐”,被历代统治者奉为乐舞的最高典范,各个朝代均循礼作乐,歌功颂德。而编钟是这一乐舞体系中最为重要,最为尊贵的乐器。
此次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出土青铜器中有钟(组)、铙(组)等乐器,这些青铜器也是霸国宴饮乐器的一部分。
西周霸国宴饮器物欣赏
四足常盖方鼎四足常盖方鼎,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霸伯墓葬中共发现了24件青铜鼎,其中有方形的鼎2件,随葬方鼎的墓葬都是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一般的贵族是不能随葬方鼎的。
兽面纹圆鼎兽面纹圆鼎,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器壁有铭文“伯作宝尊彝”。
方座铃簋方座铃簋,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霸伯墓葬中共发现了9件青铜簋,此为其中之一。在礼器的组合中,鼎与簋最为重要,但前者用奇数,后者用偶数。
霸伯罍霸伯罍,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罍为盛酒器。器口内壁有铭文“霸伯作宝尊”。
鸟形盉鸟形盉,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2002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盖内有铭文8行51字,自名为盉。对于鸟形盉铭文的释读目前尚不统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教授释读如下:乞立誓说:“我所作谋议如果不合君命,而是我自己私行策划,就受鞭刑。”乞亲自乘有车蔽的传车前往各地,重复所立誓言,说:“我已立誓要上合君命,假如我违反誓辞,便应该遭到流弃,使君命仍得执行。”乞因此铸造盘盉,传于子孙使用。
鸟形盉为商周时期青铜器增加了一种新器形。盉多与盘配套用于祭祀或宴饮活动中浇水洗手,这座墓里恰好出土了一件铜盘与这件鸟形盉相配,可惜已残。
铜盘铜盘,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瓦棱纹匜瓦棱纹匜,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405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匜,注水器,与盘配合使用。商周时期宴饮时,饭食前后沃盥之用。
凤鸟纹提梁卣凤鸟纹提梁卣,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此为盛酒器,用于赏赐有功的诸侯。
兽头凤鸟纹尊兽头凤鸟纹尊,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此为盛酒器。
“析父丁”觯“析父丁”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此为盛酒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