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本地出土青铜器近万件
先秦两汉器皿极受推崇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邱立诚:
广东青铜文化有过一段漫长的发展时间。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受到邻近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广东从商代踏进青铜文明的门槛,历经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走向了青铜文化的顶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邱立诚认为,战国时期广东青铜文化已经走向了顶峰,而最为发达的地区则为西江流域。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柯洋溢
战国中晚期是广东青铜文化鼎盛期
广东青铜文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年代约为商至周初,是广东青铜文化的萌发期。典型遗存有粤东的浮滨文化,粤北的石峡遗址中层文化,粤西的高要茅岗遗址和粤中的佛山河宕遗址、东莞村头遗址。
第二个时期,年代为西周春秋,下限在战国早期,是广东青铜文化的发展期。典型遗存有代表本期早晚两个阶段遗存的粤东的平远石正陶窑和粤中的博罗圆洲梅花墩陶窑。前者以方格纹、云雷纹为主要特征,后者以夔纹陶和陶塑动物为主要特征。
第三个时期,年代为战国中晚期,是广东青铜文化的鼎盛期。典型遗存有粤东的揭阳中厦墓群,粤北的乐昌对面山战国墓群、始兴白石坪遗址,粤西的广宁铜鼓岗墓群、封开利羊墩墓群和粤中的增城西瓜岭遗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邱立诚介绍,从广东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当时的青铜器发展相较于岭北地区,例如湖南等地落后,总体水平与福建、广西相近。
青铜兵器众多,显示先秦时战况激烈
地处中国大陆南端的岭南地区,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铸造青铜器,是否经历过青铜时代的发展阶段,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学术问题。而邱立诚也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广东地区在春秋时期涌现出如此众多的青铜器,在他看来,岭北越人的迁入,楚文化的影响以及越国的强大当然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和历史背景。但其数量、种类之多,仍然不能不使业界感到困惑。
邱立诚分析,在广东青铜文化的第二期中,青铜工具类有斧、锛、凿、刮刀、削刀、锄、锸、锥、镰、锯等;武器类有戈、矛、镞、钾、剑、匕首、钺、叉等;容器、炊器类有鼎、釜、缶、鉴(盥盘)、盘、壶等;乐器类有钟、钲、铎、錞等。其他还有人首柱形器、圆形或方形的未明器。这些青铜器中的大部分出于西江流域地区,如罗定、怀集、封开、德庆、四会以及北江下游的清远,粤东的揭阳、和平、连平也有一些,珠江三角洲及其他地区就显得少一些,这不能不与岭北的影响、传入(主要是技术传入)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资料显示,第三期青铜器有大幅度的增加。剑类流行长剑;镞类从宽体双翼演变为窄身双翼;受楚及吴越地区影响的蹄足鼎、提梁壶出现;新出现提筒、带钩、镜一类器物;甬钟的数量亦增加;青铜工具和兵器的数量都较前显著增多;在阳春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原材料铜锭。自第二期起,在乐昌、海丰、珠海、香港等地都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模,显示出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逐渐进入了繁盛阶段。
邱立诚总结道,西江地区青铜文化最为发达。青铜器上以“王”字形纹记为标志,人首柱形器是其典型器物,流行墓底设腰坑的葬俗。这一地区学者们多认为与桂江流域同为西瓯的活动中心。秦时西瓯有君名译于宋,有将名桀俊,可见西瓯已具备国家形态。汉初赵佗亦称南越“西有西瓯”,并说“瓯骆裸国亦称王”。这一地区如罗定、肇定、广宁以及广西平乐银山岭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都证明先秦时期这里有强大的使用为数甚多的青铜兵器的部族,墓葬等级森严,与国家形态是相适应的。因此,秦军在这一地区遇到最有力的抵抗并不奇怪,也恰好从另一方面证明该地区应是西瓯族群的活动范围。
对话
广东商代青铜器研究
较大的问题在于断代
收藏周刊:广东在青铜器研究领域的现状和研究队伍如何?
邱立诚:关于广东地区青铜器的研究队伍,目前正在逐步成长,尤其是20世纪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省内的高校如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也有一些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广州市考古所也有一些专家,还有一些地市的研究员,如深圳博物馆、珠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等。
收藏周刊:岭南地区历史上从什么时期开始铸造青铜器至今仍无明确的定论,原因在哪里?
邱立诚:有人认为青铜器的“范”,即铸造的模范不一定到商代,分歧就在此。商代广州地区的青铜器铸造主要集中在小型的工具、兵器,大件的容器则要进入西周才出现。但依据初步的线索,一般可以认为岭南地区在商代已经开始青铜器的铸造。
收藏周刊:你的书中提到广东地区的青铜器上多出现“王”字形纹,这蕴含着怎样的信息?
邱立诚:东周的器物上多出现“王”字形文,这具体是王国的标志还是族徽,尚且不可定论。大体上是出现在西江流域的一种标注性符号,可能跟那一带的土著有关,也可能是西瓯传过来的。
收藏周刊:您如何看待青铜器近年来受追捧的现象?是否和青铜器领域出现的重大学术著作和考古发现有关?
邱立诚:一方面广东本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稀少,不到万件。再者,青铜器在反映工业发展水平和社会面貌上更具代表性,相较瓷器和其他的金属器物,历史更悠久,在艺术形态也更具表现力,尤其是先秦两汉的青铜器极受推崇。专家在青铜器领域的研究发现会提升青铜器的社会关注度,让更多的藏家把目光投向青铜器交易市场。
收藏周刊:目前广东在青铜器研究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吗?
邱立诚: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于广东早期青铜器的断代仍然存在一些争议,尤其商代的青铜器,能够确切判断年代的比较少。这跟发现的数量以及相关考古证据的材料有关,希望学界多投入精力到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上。
简介
邱立诚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现藏广州文博系统的部分青铜器
●广东省博物馆
楚王孙铜钟
通高58.9厘米,甬长20.4厘米,铣距30.8厘米,铜质,铸于春秋时期。主体为合瓦形,器体下边为弧形。隧与鼓部饰蟠螭纹,篆、甬、舞部均饰窃曲纹,纹饰精美。钲部与左右鼓部皆刻铭,正背共六处48字。铭文书法流畅,挥洒自如。
透雕云龙纹铜炉
通高30厘米,口宽20.4厘米,铸于明代宣德时期。铜香炉横截面为圆角方形,子母口,折沿,束颈。盖与钮部饰透雕云龙纹,盖接近钮处饰一周莲瓣纹,腹部饰二龙争寿纹。透雕云龙纹铜炉制作精细,纹饰精致,造型古朴典雅。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楚式铜鼎
鼎最早是一种用来煮食的炊器,后来成为政权地位的象征。南越王墓共出土铜、铁陶鼎51件,其中青铜鼎36件,这些鼎按器形可分为楚式鼎、汉式鼎、越式鼎三种,这是墓中出土的唯一一件楚式鼎,它起源于古代楚国。
南越国偏居岭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其铁工具、马、牛、羊等要从北方输入。这件楚式鼎与墓中出土的其它楚文化器物反映了南越国与中原内地的经济贸易交流是较为频繁的。
“蕃禺”铜鼎
南越王墓出土汉式铜鼎共18件,其中9件器身有“蕃禺”或“蕃”的铭文。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它在秦朝时是南海郡的郡治,南越国时为都城,这件“蕃禺”铜鼎说明广州建城已有221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广州城市建设史的重要物证。
名词解释
“西瓯”是秦汉时期活动于岭南桂江、浔江流域地区的古代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