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厚典雅的金文

散氏盘铭文

　　蒋频

　　终于在上海博物馆看到了素有国之重器之誉的大盂鼎。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铭文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也是探求西周金文书法和字形递嬗的实物资料。能零距离观赏到青铜大鼎，那是托了潘达于老人的福了。为庆贺她的百岁华诞，念旧的上海博物馆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了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借”大盂鼎南下的壮举。大盂鼎和大克鼎，这两只已享寿3000多年的宝鼎和一位捐赠它们的百岁老人重新相聚，这实在是文物收藏史上演绎的一段佳话。

　　每件珍贵的文物都有自己坎坷曲折的命运，大盂鼎也概莫能外。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代的重量级礼器，在地下沉睡了近3000年后，于清道光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大盂鼎首先被当地士绅宋金鉴收藏，不久即易手于岐山县令周庚盛，此后大盂鼎又被辗转运至北京琉璃厂待售。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宋金鉴会考得中，拜翰林。为借此光宗耀祖，宋遂以白银三千两重新将大盂鼎购藏于府中。谁知好景不长，至同治年间，宋家即现中落之象。宋氏后人将大盂鼎作价七百两白银转让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僚属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

　　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虽非显贵，也颇得春风。加之自视极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阴嫉。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得以脱身。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遂以大盂鼎相赠，以谢搭救之恩。

　　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又于临终之时立下“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

　　清朝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后一直想据大盂鼎为己有，但均为潘家所拒。直至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杀，大盂鼎才重获安宁。

　　民国初年，有美籍收藏家专程到苏州找潘氏商谈转让大盂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却被潘家回绝。

　　上世纪30年代中叶，当局借一幢大楼落成之际欲举办一次展览，邀潘家送大盂鼎参展，以图觑机占有。然潘氏识破了此等拙劣伎俩，亦婉言拒绝了参展。

　　潘达于娘家姓丁，是潘祖荫的孙媳妇。她19岁嫁入潘家，丈夫于婚后3个月即不幸去世。次年，潘祖年也年迈作古。年轻的她改为姓潘，从此承担起了抚养后代、掌管门户的责任，更在60多年间担当起了众多家传秘藏的守护人。

　　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很快沦陷。当此危难之时，潘达于率家人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城陷后，她家前后闯进7批日本兵，经过一遍遍地搜刮，财产什物损失殆尽，但始终没有发现大盂鼎和其他珍宝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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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全国解放了。潘达于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向华东文化部寄出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奖状上签署着部长沈雁冰的大名。奖状上写着：“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和大克鼎如愿展出，使市民第一次饱览了这两件闻名中外的国之重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所藏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青铜大鼎自此各镇一方。

　　现在回到金文书法的话题上来。

　　中国的古文字除甲骨文外，另一种主要字体是商周两代的金文。关于金文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肇始于殷商，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铸刻在上面的文字，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内容。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后人书法创作中“款识”之谓即由此演化而来。

　　武王伐纣以后，西周在殷商“巫”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宗法制度，并以“礼乐”作为核心，将人的思维由神本转向了人本。在“巫”文化到“礼乐”文化的置换中，可以感知金文的地位也随即发生了改变，青铜器作为礼器在“礼乐”制度中的普遍存在使金文迅速走向成熟。铭文也从初始的几个字到几十字，再到《散氏盘》的350余字、《毛公鼎》的498字，洋洋洒洒，这一切都促进了金文书法的发展

　　在西周金文书法系统中，被人们称为“四大国宝”的分别是《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和《虢季子白盘铭》。它们分别处于西周中后期的康王、厉王和宣王时期。

　　《大盂鼎》为西周康王时(公元前1004—967年)所铸，于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铭文19行，291字。乃金文书法中的代表作之一，其线条浑厚而朴茂，结体中有重笔的运用，增强了章法的装饰美感和灵动感，其风格属古朴自然一类。

　　《散氏盘》为西周厉王时(公元前857—842年)所铸，于清朝干隆年间在陕西凤翔出土，后由两江总督阿林保购以入贡，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19行，350字。线条流畅、体态疏朗，被誉为“金文中的草书”。

　　《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公元前827—787年)所铸，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32行，498字，为迄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铭文最多者。其书沉雄含敛、方圆兼得，章法生动自然、因形顺势，其风格属于雄强一类。

　　《虢季子白盘》为西周宣王时所铸，相传清道光时在陕西宝鸡出土。铭文8行，110余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书沉着稳健，字体紧密，线条动静互渗、气韵整肃，章法井然而疏阔，笔调颇为清新，意境悠远，富有节奏感，其风格属于空灵秀润一类。

　　金文是篆书系统中的一朵奇葩，其线条饱满丰腴，点画鲜活，结体端庄。金文是甲骨文的升华，这不仅体现在字体的规范上，更体现在对线条、结体、章法美的诠释上。

　　《大盂鼎》的线条是浑厚的，章法颇有灵动感，但又没有《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铭》那样直接，那样显而易见。在笔画的特点上，《大盂鼎》比其它三件铭文作品最富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其块面式的点画上，如“王”字的末笔，非常粗重。还有捺画的收尾处，多为重按后中锋提出，像个菱形的枪头。这些笔画的运用不仅增加了点画的丰富性，而且还使作品增添了许多装饰美感，在对比中强化了动感美的存在。周康王在西周世系中被列为第三位王，但由于周武王在灭商后的次年即病逝，他实际上是统治西周的第二代王。他的父亲周成王得到贤相周公旦的辅佐，在西周初年形成了一个长达五十来年的强盛和统一的“成康之治”。《大盂鼎》铭文所传递的文字信息即是人心向治，表现于空间就是稳重和蕴蓄。而它所传递的书法美感一方面是在殷商甲骨文的基础上给予线条和结体以重塑的形态，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携带着甲骨文转世而来的某些特征。这充分体现了早期金文的特色。

　　与《大盂鼎》相比，《散氏盘》应该属于动感较强的一类。它以粗旷、率意的书法特点被人们称为金文中的草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潇洒率意的整体风格下，它向我们诉说着自己独特的魅力。首先是它的体势，从前期的竖直体势变成了扁圆状态，这在商周以来的铭文中极为罕见，明显地表现出地域书风的色彩。这鲜明的地方色彩反映的是西周王室的权威地位正在动摇，诸侯自封为王的严峻局势在不经意间带入《散氏盘》，使它染上了历史的政治色彩。《散氏盘》的线条语汇非常丰富，结构汪洋恣肆，是金文中不可多得的佳构。它以圆浑朴拙的艺术风格与西周晚期金文的规整纯熟、华丽精美形成鲜明的对照。

　　《毛公鼎》是比较理想的金文范本之一。它结构多姿，颇具形式美感，刚柔相济的线条富有张力，它是金文书苑里壮丽风格类型的典范。仔细观察其点画应该可以体会到整篇铭文在章法布局上有一种跳跃、跌荡之动感，其生动自然，气宇轩昂的整体风貌贯穿于全篇作品之中。

　　《虢季子白盘铭》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章法，有艺术史家称其纯熟的技巧表现和章法具有某种现代的启示性，称其章法“似乎即为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和明代董其昌章法格式的远祖”，其言不虚。这件作品整体风格属空灵秀润型，用笔沉着稳健，线条折挫屈曲、动中寓静、气韵生动、节奏有序，结体端庄而爽朗。笔调的清新、秀润、悠远和静态线条中所包含的流动美感与章法的疏朗、空灵，使该作品更加轻松随意、神采飞扬。其字数虽不多，但内容丰富有韵致，真可谓是金文书法中充满灵气的作品。

　　除了上述四件国宝极青铜器的铭文，还有诸如《麦方鼎》、《齐侯敦》、《我方鼎》等无数的各具特色的优秀金文作品。

　　西周王朝创造了气势恢弘的青铜文化，作出了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华丽转身。它完善了较甲骨文更加成熟的文字系统，创造了书法史上的“金文”。当深埋地下的青铜宝器一件件面世，那美轮美奂的造型和纹饰引起后人的一片惊叹，它们向我们传递着那个时代的勃兴。在青铜器皿上铸造文字，极大地开拓了殷商以甲骨为载体契刻文字的创作空间。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王朝以“礼乐”文化取代了殷商的“巫”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给予了金文创作极大的解放。近500言的《毛公鼎》向后人证实了先民思维的多维和创作手段的丰富。　　由于各朝都有青铜器陆续出土，金文(亦称大篆)的书写代不乏人，到北宋末年还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金石学。清朝干嘉年间，随着学术界对经史、音韵、训诂、制度、地理、金石等领域的深入研究，金文和隶书的创作也得以中兴，出现了一大批善书者。直至近现代，章炳麟、黄宾虹、诸乐山等，都是擅书金文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