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青铜镜管窥

　　以前认为，中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就是指自夏至秦这段时期。所以谈到中国青铜器，往往又称为先秦青铜器。后来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汉代青铜文化的历史地位便得以确定，其内容包括一整套的制器和用器体系。而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经常用来研究的汉代青铜镜，其实仅仅起到了一个管中窥豹的作用。所以说，在青铜文化虽然日渐衰落，但仍然有着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铜镜制作和使用也必定会呈现一种繁荣的景象。首先是铸造的规模和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出土的数量较战国时期更多，出土的地域也更广泛。其次是器形特点和纹饰风格变化明显，富于时代特征。如西汉到东汉初期，铜镜逐渐变得厚重，背面多铸吉祥语；王莽时期出现纪年铭铜镜，钮多呈半球形，也有四蒂钮；花纹除几何形图案外，还有禽兽纹和神人纹；西汉时期还有一种“见日之光”镜，即能在日光中反射背面纹饰和铭文亮影的透光镜；西汉晚期、新莽至东汉初期盛行博局镜，中有神人瑞兽，即所谓六博纹饰；东汉中期又开始出现浮雕画像镜和神兽镜等等。

汉代青铜镜管窥 见日之明镜 西汉 重268克 直径13.6cm

　　具体来看，汉代青铜镜可分为以下四个发展时期：

1、西汉早期

因秦代历史较短，所以此时期的铜镜制作，无论形制特点还是纹饰风格，与战国的递嬗关系非常明显。当然铜镜发展至此阶段，自己独有的特点也并不缺乏，如用铭文装饰铜镜。其内容主要是吉语，如：“大乐福贵，千秋万岁，宜酒食”、“愁思悲，愿君忠君不说，相思愿毋绝”等。这些铭文往往与纹饰搭配装饰铜镜，以镜钮为中心环绕布局。主要纹饰有几何纹、动物纹、蟠螭纹、草叶纹、连弧纹、凤鸟纹等。粗线条的主纹下有细密的地纹。

这类铜镜多卷缘或缘边有连弧装饰，犹有战国遗风。但铭文、草叶和乳丁装饰又明显为汉代特点。多出土于四川成都羊子山、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及山东等地。

2、西汉中晚期

铜镜的尺寸逐渐加大，镜体也趋厚重，镜钮由早期的弦纹变为半球形，镜缘由窄卷缘变为平素宽缘。地纹消失，主体纹饰更加鲜明突出。草叶纹、连弧纹仍然流行，另有四乳神纹、博局纹盛行。铭文字数增多，内容多为相思、祝福、祈求富贵等。如“常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此阶段常见的铜镜有博局镜、日光镜、草叶纹镜、昭明镜、四乳禽兽纹镜等

以上铜镜中，草叶纹镜出土较多，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物，流行于西汉早、中、晚期，惟细部纹饰因地域而略异。“长生未央”镜出土也较多，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等省均有发现，惟铭文略有不同，属西汉晚期物。另外此时期有一种鸟书镜非常奇特，颇为罕见。其扶螭钮制很有特点，与四川成都羊子山、河南洛阳、陕西西安等地出土的几面同类西汉铜镜钮制大致相同，当为同时物。

3、王莽时期至东汉中期

这时期的铜镜分为官铸和私铸两种，常见的“尚方”铭即为官铸。另一种说法“尚方”系东汉末年绍兴郡镜工尚方。比较多见的私人姓氏铭为“周中”，也是同期的绍兴镜工。新出现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饰。

另外在西汉中晚期铜镜中，我们曾提到过博局镜，旧称规矩镜，日本学者根据图案也称TLV镜。此纹饰流行时间较长，从战国末期至东汉的铜镜均有发现，只是各时期的表现形式颇有不同而已。新莽时代虽然较短，但也有出土。

4、东汉末期

主要是纹饰上的变化较大，形态各异的禽兽、神兽、龙虎、车马、人物画像等题材成为铜镜的主体纹饰。这些纹饰往往采用高浮雕的手法，立体感极强。

“长宜子孙”镜、变形四叶镜广为流行。其中变形四叶镜多见于河南、湖南、陕西、山东诸省，整体纹饰减地而成，镜背除钮外成一平面。

带有“建安”铭的镜也出土较多，均系孙吴治下的绍兴、会稽一带制造。“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有学者认为：建安纪年铭神兽镜也具备作为“吴镜”的特点，而与此前的东汉镜颇有差异。因而称为“吴镜”似更确切。详见《考古》198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