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件青铜器的花纹、形制、铭文都要有自己的风格,都应该具备一个时代的特点。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决不可能出现商代殷墟时期的花纹,商代的兽面纹不可能出现在西周中晚期兽蹄足鼎上,而蟠龙纹、窃曲纹一类的纹饰,同样不可能出现在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
周梅谷作坊使用失蜡法,技巧精湛,大大超过潍县的水平,伪铸近乎殷墟出土的精丽风格的青铜器。北京的伪器作坊发展了用漆料调和色彩或用浸蚀法在伪铸的或拼凑的青铜器纹饰上做底色和铜锈,几乎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其他的一些作伪者也大体上以化学材料做底色和堆锈为主,各种做法表面效果相似,所使用的材料则各有秘法。
伪刻青铜器的花纹,大多是根据图录上的纹饰,再与器形相配,有时部位条件不同,就要作局部增减,有些图录本身的纹饰已经变了形,因此仿刻的就失之千里。如西周相侯簋,颈部及圈足的纹饰是仿照《西清古鉴》描绘的纹饰图像伪刻的,一望而知,与一般西周器的花纹结构完全不同。
青铜器纹饰作伪的手法比较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素面器上凿刻纹饰:由于铸造精细纹饰青铜器技术上比较困难,稍有不慎,就会产生铸造缺陷而导致全盘失败,因此作伪者不得不选择素面无纹饰的器加刻花纹,这样把握较大。这类凿刻手工艺有的非常精湛,对于接触实物不多的人来说,往往可以乱真,因为除了花纹以外,器的任何部分都是商周时代的原物。可是,这种伎俩对古物的破坏很严重,如西周早期猲方鼎,原是一件朴素无纹的方鼎,铭文曾见著录,在第二次出现时,已经满器刻上了花纹,面目与原来的已大不相同。该器口沿部分的鸟纹,腹上部四顾鸟纹,下部三角蝉纹均为后刻,主纹与地纹都是平花,腹下部的三角蝉纹,三角形的线条太规整,不自然。整个后刻花纹的氧化层与未刻花纹处的氧化层不一致,前者经过磨砺,后者尚属原来本色,在同一件器上,同一个面上,有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氧化层,是不可能的。
全部纹饰都是刻凿的做法,北京古玩肆甚为流行,以后上海古玩肆也用此法作伪,这种纹饰作伪之器常有发现,破绽处的规律都差不多,故特详述如上。
此外,在真器上后刻花纹的标本中,有商晚期簋,原是素器,口部的鸟纹、腹部和圈足的兽面纹皆为后刻。
二、整器皆伪:此种伪器往往不是一般器,而是特别精美之器,纹饰奇异。所见有一件商周之际的方尊,纹饰富丽,结构合乎一般规格,但在尊肩上装饰有西周中期的兽头,其上细花纹作旋转翘起的形状,这种纹饰只见于西周中晚期较精细的器上,而决不会出现在商周之际的青铜器上,这件方尊纹饰作伪的破绽,就在这个兽头上暴露出来了。整器皆伪做得较精的是苏州的周梅谷班子。上海博物馆在五十年代曾征得一批数十件周梅谷的伪铸青铜器,纹饰皆精,其破绽之处在于有些纹饰张冠李戴,但一般来说水平远胜于其他地区所造的伪器。然而在线条的挺劲和细部的变化等方面仍存在缺陷,或者觉得呆滞,或者交代不清,细加审察就可发现。
三、改刻纹饰:是指器上原有极简单的纹饰,后将原线条废弃,重新改刻。如西周早期兽面纹鬲,原来饰有简单的兽面纹,仅有双目和眉,就在这个部位,改刻了比较复杂的兽面纹,因此,在额顶及双目旁等处,都多出了好几道交代不清而又与器上纹饰无关的线条。当将此鬲清洗后,就清楚地看出了原来的线条和后刻的线条。
四、增刻纹饰:是指原器仅有简单的纹饰,若器形合适或表层坚固,作伪者就会考虑增刻花纹的可能。这种增刻纹饰的设计,一般与原有的花纹相称。如西周中期的鸟纹尊,原本只在肩上有一条鸟带纹,中间各有一兽头,因为这件尊青铜质地尚好,作伪者在尊的颈部和腹部加刻了大面积的蕉叶纹和鸟纹,使原有的鸟带纹反而置于不重要的地位。伪刻纹饰破绽之处转移了对真器的注意力,而且这类鸟纹也正是西周中期所流行的,作伪的水平相当高,有经验的鉴定者,也难免不上其当。此器两种纹饰经仔细察看,彼此虽然很逼真,但仍可分辨出一些刀痕,而其中腰带状鸟纹,则纯系范铸。
五、后加镶嵌物:是指在原来花纹上加镶嵌物和后刻花纹上加镶嵌物两种。镶嵌的物质有金银丝、片和绿松石等。有一件商代中期兽面纹壶,纹饰为原铸,后人在粗线条中加嵌绿松石,反而成为一件真伪掺杂的器物。
对于古代青铜器上增刻和改刻纹饰的鉴定方法,首先必须认真看清纹饰及其周围是否是原来的表层。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后刻的花纹必然要破坏原来的表层,由于花纹是刻凿的,质地较差的表层,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爆裂,质地较好的表层,纹饰的槽口则会出现翻边或毛刺。以上两种情况都对作伪不利,唯一的办法是凿好花纹后把它打磨一遍,达到一定的光洁度。因此,加刻或改刻纹饰的旧器,表层一定会作处理,处理后的表层与原来的表层绝不相同,既无原来表面的光泽,也无原来的氧化层。一般经过大面积打磨,然后再用化学方法浸泡器物,使新的表层腐蚀,加上呈色剂,显示出斑斓的绿地,以冒充旧的表层。但是打磨腐蚀的光泽与原来的不会一致。
后刻花纹所选择的往往是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和战国时代的青铜器,这类后刻纹饰是找不到范线痕迹的。满花器的范痕是无法修饰的,因此,若发现纹饰单位接缝处没有任何范痕,就可考虑其为伪刻的可能性。
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有的有棱脊,这是对陶范拼接处留下的不整齐、不匀称的地方加以装饰的结果。在棱脊的两侧各有齿状横线条,因为范有细小的错位,所以棱脊上也可以看到错位,这种情形在对称兽面纹两侧常可看到。而后刻的兽面纹两侧比较对称,左右是翻版,棱脊的范线很规整,反而显得不自然。
青铜器各时期纹饰有不同的特点。对青铜器来说纹饰就是铸造或雕刻在青铜器表面的装饰图案。青铜器由于礼器的原因,任何一种纹饰都不是随意的。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中原地区,很大的商周统治区域内,都表现出同一时期的纹饰特征,说明了同一时期王权的一统性。例如,饕餮纹从陕西到山东,南至湖南,非常类似。陕西出土的春秋早期青铜器上的大波曲纹与山东春秋早期的仙人台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大波曲纹也是一个风格。虽然对这些纹饰所表达的内涵我们尚不能完全解读,但可看出具有特定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起码说明当时国家的统一性,带动了文明和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渗透。
纹饰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的割据称霸,地域性的特征就多一些。但从总的纵向来看,以中原为例,夏至商代中期,纹饰以几何纹、连珠纹为主。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纹饰以饕餮纹(兽面纹)和夔龙纹、凤鸟纹为主,并在主纹饰间充满云雷纹做地纹。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多见大波曲纹和重环纹、窃曲纹,当这些纹饰开始盛行时,云雷地纹就渐渐减少了。春秋中期至战国多见蟠螭纹和雕刻的写实人物陆战纹饰。从饕餮纹到写实人物纹饰的变化,可以看出由宗教的狂热向现实主义观念的转变。当然这些纹饰的变化都是渐进的,与器物的造型变化相对应。所以说,对青铜器的断代,最突出的就是造型和纹饰,时代特征直观显见。
在鉴定中常能遇到一些仿品纹饰风格臆造,与造型不能对应。这是一张寄来要求鉴定的照片,管式有翳板的牛形灯。首先说明,高水平仿青铜器仅从照片上进行鉴定是不能保证准确的,因为材料的颜色和铜锈细部特征看不清,手感无法感知。但是这张照片可以确定是仿品。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灯形是汉代的,但是牛身上铸有夔龙纹,还有云雷纹做地纹,这种商晚期至西周中期的纹饰出现在汉代的铜灯上,时代相差千年左右,表现在一个器物上,就是一件证据确凿的仿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