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与龙纹饰

    龙是炎黄子孙崇拜的图腾，更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龙所具有的那种威武奋发、勇往直前和无所畏惧、所向披靡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象征和化身。龙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人多喜爱龙，以至出现叶公的典故。虽然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艺术形象，但中国先民往往将一些解释不了的事情归功于龙的神威。屈原在《天问》中说大禹治水时，有一条龙用尾巴在前面扫出一条通道，给大禹指引疏导水患的方向。在中国文化中，龙文化的延伸由“观念”——龙的传人、龙的崇拜到龙的服装、装饰器皿和用具，到传统建筑上的辟邪物等，可以说文化涉及到哪里，龙文化就延伸到哪里。
    1987年，在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约6400年前由蚌壳在地面摆放组合成的龙的形象，这在当时曾被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随着田野考古的深入，继红山文化发现玉雕龙后，又在超过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中发现了一条由红褐色石块摆放的龙，长约19.7米。很难说，还会有更早的龙形象会被陆续发现。如果说，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及兴隆洼文化中龙的形象是中国龙的雏形，那么商周青铜器上龙的形象就显得较为成熟。本文主要探讨从商代到唐代青铜器上龙的纹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概状况。
    龙纹参考：商周青铜器上龙纹原型的区域性特征与文化意义考源
    在夏文化晚期的青铜器表面，纹饰的制作技术相对原始，除看到一些简单的几何纹饰外，未看到龙纹饰的痕迹，这可能是想象力受到形象思维所限，也可能是艺术造形水平没有到位，到商早期，龙的形象才被铸造到青铜器表面。相比之下，商以前龙纹饰的形象较为抽象，而青铜器表面龙纹饰的形象就相对具象了。在郑州二里岗及湖北盘龙城出土的众多青铜器，表面多有龙纹饰出现。

    图1分别由3个器物表面的4个纹饰图组成。上面的纹饰是陕西省铜川市三里洞出土商代早期鼎的纹饰，中间的两个纹饰是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商早期爵左右两个面的纹饰，最下面的纹饰是盘龙城出土商早期斝的纹饰。在这早期青铜器表面的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龙纹饰发展的规律，先是从很细的线条纹饰发展到较宽的纹饰，再从局部纹饰发展到整体纹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龙的造形除了受到器物几何形状的影响外，还受到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对称平衡布局思想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一般圆形鼎为三足，每两足之间的腹部为一个纹饰单元形成三对称的布局。在艺术造形水平刚起步的商早期，每两足之间制作一个面部龙纹饰，较容易达到三对称平衡。
    商早期爵的几何形状不同于商晚期爵，其横截面如同一个枣核呈两个面。其中一个面的纹饰区可以与鼎一样制作一个龙的面部纹饰，而另一个面的纹饰区由于中间铸有鋬，在鋬与腹部之间必须设置泥芯，由于这个纹饰区的中间被断开，这就打破了两对称的规律，形成了三个区域即一大两小。而纹饰的制作，只能在有限的区域中进行设计。所以，我们看到的在商早期爵表面的纹饰，虽然也是三个龙纹，但其中一个龙纹制作成正面且大、另两个龙纹小且是侧面。
    从最下面的斝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龙形象。斝虽然是正圆形，但与爵一样也有一个鋬，也存在与爵相同的问题。所以，在商早期斝的一周，可以看到一条正面的龙纹饰，以鋬为中心的两侧，是两条侧面的龙纹饰，即龙首都是在鋬一侧，此图即是这样的。通过以上3个器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规律，即龙纹饰的形状在商早期是取决于青铜器表面可制作纹饰的区域形状而定的，并非有固定的形状。
    到了商中期，龙有了较为具体的形状。随着纹饰制作技术的发展进步，到商中期龙的形象越来越具体。国家博物馆藏商中期的龙虎尊，其尊是正圆形。商中期以前的尊大多为三分法分型，也就是说此尊是由三块范对合组成一个圆形尊的型腔。由于此尊无鋬，纹饰的制作就不受鋬的限制，可以实现三对称浮雕纹饰的制作，龙首是分别铸造后安置上去的。在此尊的肩部一周，我们可以看到三条造形一样的龙，其首两侧各有一个立起的犄角，其体形似无足的蛇形。到商晚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上龙的纹饰多集中在鼎、簋等器口沿下的纹饰带中，龙身上已经出现了足。尽管各地青铜器造形有所不同，但口沿下纹饰带中龙的造形大同小异。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西周早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虽然存在着夔龙、应龙等不同的龙种，但从青铜器纹饰中是不容易区分的。仅以夔龙为例，《说文解字》：“夔如龙一足”。《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夔是：“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这里的“一足”，是只有一只足，还是有一条夔龙就足？时至今日无人知晓。
    受商代龙纹饰形象的影响，到西周时期，龙的形象在商的基础上发展了四足及背鳍。图3是陕西省扶风县召公镇巨良村出土的青铜龙，长63cm，扶风县博物馆藏。此龙为立体件，当是某一特大青铜器上的附件之一。
    在商周青铜器中，龙纹饰一般是作为陪衬纹饰被铸造在器口沿下的纹饰带中，而下面的主题纹饰一般会是虎、牛、羊、凤之类。西周中期以后至唐代，是中国龙大发展、大变异的时期。青铜器纹饰中的螭纹、蟠纹、夔纹、虺纹等，都被认为是龙的变异。在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三龙镜、四龙镜纹饰中，可以看到肢体完整的龙形象。传说中的“龙生九子”，应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龙文化。所谓龙生九子有多种说法，这里只列举其中的一种，即：嘲风、趴蝮、睚眦、赑屃、狻猊、囚牛、淑图、螭吻、蒲牢。他们各有各的本领及喜好，人们就根据他们各自的喜好，安置在不同的位置。如赑屃的特长是负重，人们就常在赑屃的身上压个重物。我们常见到一个龟背上驼着一个石碑，其龟就是赑屃，是龙九子中的一个。又如蒲牢喜欢住在海边，见到鲸鱼就会大叫，人们就将蒲牢铸在大钟的顶部，把撞钟的木棍雕成鲸鱼的形状，用其撞钟以求钟声大而响。
    在东汉的一些线雕纹饰镜中，在龙纹饰的前面或后面常有个羽人的形象，其手中往往拿着豆(即今天的油灯)引导龙、训龙。这种纹饰造形，在东汉的线雕纹饰镜特别是四神博局镜中较为普遍。查中国姓氏中董姓的起源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远古时期为舜帝驯养龙的人，被舜赐姓为董。所以，我们看到东汉铜镜中的羽人，应是董姓的先民。所以，董龙两姓一家的说法是有来源的。同时也说明，董姓与中国龙有着深厚的渊源。时至今日，逢年过节耍龙灯时，一般会有个拿杆子举着灯在前面引导龙的人，其风俗应源自汉代。在正规的四神博局镜纹饰中，会有12个地支铭文按方位排列。在东、南、西、北的四个正位，按顺序应该分别排列着“卯、午、酉、子”。龙代表着东方，因此，龙会在铭文“卯”的方位。图4是一枚四神博局镜的四分之一，按汉代的方位就是东北角。可以看到一个羽人拿着豆在训龙。
    青铜时代以后，出现龙形象最多的青铜器当是铜镜。西汉早期就有四龙镜，在东汉的线雕纹饰镜中，大多有龙的形象。在浮雕纹饰镜中，有盘龙镜、龙虎镜、神人龙虎画像镜，甚至神兽镜上面也有龙的形象。一直到唐代，人们始终没有忘记龙的形象发展。狻猊是龙的九子之一，在唐初，狻猊镜铸造的批量较大，几乎各地都有出土。其镜尺寸都相对小，一般在12-14cm左右，内外区都铸满了狻猊。随着对外文化艺术的交流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唐初的狻猊镜终被海兽葡萄镜取代。但是，到了武则天以后，纯中国文化的龙又被作为题材铸造成专题文化的盘龙镜，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唐代葵花形盘龙镜的拓片来自《故宫藏镜》。与汉代的龙相比，唐龙的爪清晰，背鳍的形状已经具体，犄角也有了具体的形象，身上的龙鳞已经完整，除了三爪龙与清代五爪龙的区别外，与今天的龙形象没有什么不同。
    龙纹饰在中华文明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它的形象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宫廷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汉代开始，直至明清，龙成为皇权的象征，可见龙纹饰在中国历史上特殊地位，因此人们对龙有着神秘却又非常熟悉的感情。明年是十二年一遇的龙年，中国的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本文只作简单论述，权当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