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国青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论考

    番国，是周代一个小诸侯国，后代或称之为“鄱”、“潘”。番国春秋后期的历史见诸《左传》，称其君为番子。后世出土有大量番国青铜器，铜器铭文多自称“番君”、“番伯”、“番子”等。从出土青铜器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豫南信阳市的平桥区、潢川县、固始县等。所以可以断定，番国在春秋时期，主要活动在淮河上游南岸地区，于春秋后期向东迁移。春秋时期，番国较早归属于楚国，番国的上层贵族在楚国为官，为潘姓，如潘崇、潘厝、潘党等都是手握大权的内臣和将军。在春秋后期，番国都于固始县，处吴、楚之争的边缘地带，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吴人伐楚，获潘子臣，取番地，番国历史再未见于史传。

    由于先秦以来的史书对番国史实所记不多，后来出土的番国青铜器又分布较广，这就为研究番国的族源、地理、历史等留下了诸多疑点，也引发出很多争议。本文以史料记载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对番的族源、地理和历史等进行全面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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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国的青铜器

    尽管在史书中关于番国较为详细、可靠的材料不多，但传世的番国青铜器数量却不少，延续的时问从西周中期一直到春秋晚期。番国青铜器为我们研究和确定番国的族源、地望、历史提供了诸多可靠的证据。

    1、番生簋

    西周时期的铜器，簋盖隆起，捉手作圈状。捉手内饰团鸟纹。簋盖上有铭文，共11行139字，载周王令番生“司公族、卿事、太史寮”，并赏赐他衣物、车马、器具等事，番生感恩，并誓报周王知遇之恩，因此而作簋。铭文曰：

    不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师型皇祖考不显元德，用绸缪大令屏王位。虔夙夜溥求不潜德，用谏四方，远能迩。王令司公族、卿事、太史寮。……番生敢对天子体，用作簋，永宝。[1]133

    郭沫若说：“其为厉世器无疑。余谓《十月》篇之‘番维司徒’即此番。”[1]133-134

    2、番匊生壶

    西周时期的铜器，壶高60.9厘米，呈圆形，高束颈，宽垂腹，通体布满了水波一样的花纹，以两只口衔细环的夔龙作为壶耳。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青铜器展厅之中。番铜生壶盖内铸铭文32字：

    隹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匆生铸媵壶，用媵厥元子孟妃乖，子子孙孙永宝用。[1]134

    此壶是番铜生为其女孟妃乖出嫁所作的媵器，也是公认的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媵”字的媵器。郭沫若说：“生即番生，铜与生一字一名也。”[1]134又在《金文丛考》中说：“此与‘番生簋’乃一人之器，即厉王时之司徒番……生乃司徒番之名，铜其宝”[2]112-113

    按郭沫若观点，番生簋和番 生壶同为一人所为，其主人即《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之中的司徒番。其年代在西周后期的厉王时代。而董作宾认为它是周孝王时期的器物[3]263。张懋镕认为：“廿六年番铜生壶，虽然从形制、纹饰、铭文诸方面很难确定它的王世，但王年超过26年的周王只有厉王与宣王。如果将其置于孝世或夷世，都与文献相悖，无法解释。”[4]33从器物的风格和周王朝的王年来看，郭沫若将其定于厉王时期是正确的。但是，郭沫若认为番铜生即《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的司徒番却有待商榷。因为如果诗中的司徒番便是番铜生，那这首《十月之交》就当作于周厉王时期。但是从诗歌本身和当时的史实来看，《十月之交》当作于西周末年的周幽王时期，诗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诗序》说：“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5]665 《国语·周语上》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6]9这与诗意相合。陈子展先生于此诗的分析甚详：

    《十月之交》，《序》说“大夫刺幽王”之诗。刺幽王何事?按刺幽王宠艳妻、用小人，致有灾异，诗中已经表明。“三家义与毛同”。朱子《辩说》无文，《郑笺》云：“当为刺厉王。”刺幽？刺厉？学者争辩二千数百年。其间宋范氏《补传》、清阮氏《补笺》或从史事，或从古历法科学，确认刺幽。今又得现代天文历法科学家之证实。《汉书·古今人表》以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中术、内史报子、趣马檗、师氏禹，并列下下，在幽王褒姒后。此当出于《齐诗》，与《毛诗》合。[5]669-670

    所以，《十月之交》的司徒番并非作簋与壶的番生（番铜生），而是番生的后人。可见，番氏一族在周厉王朝以前就深得周王朝所重用，且身居王室要职，并一直延续至西周末年。

    3、番生鼎

    西周时期铜器，器物高29厘米，口径l9厘米，为扁圆腹，腹部饰有一圈简单朴素的花纹。内腹底部有铭文5行32字：

    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匀生铸媵鼎，用媵厥元子孟妃乖，子子孙孙永宝用。[7]66

    此鼎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2002年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藏品选》一书收入此鼎，并将其定为商代铜器[8]。周增光认为此鼎与番铜生壶同时铸造，也是厉王时期的器物：“从内容看，这段文字与上述圆鼎的铭文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是一自铭为‘壶’，一自铭为‘鼎’。番铜生壶是西周贵族番铜生铸制、用来陪嫁其长女孟妃乖的媵器……该鼎应与番铜生壶是同一时间铸造的同一组青铜礼器中的一件，应命名为‘番铜生鼎’[7]66

    4、番妃鬲

    西周时期铜器，番妃鬲有铭文l2字：

    王作番妃齐鬲，其万年永宝用。[9]

    此为周王娶番国之女，并为之作器。此亦为西周之器物，是番氏一族在西周中期至后期备受周王宠信时的证明。

    5、番君鬲

    春秋早期器物，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鬲口沿宽且外折，束颈，突肩，有凸棱，裆部趋平，足呈兽蹄形。口沿有铭文17字：

    唯番君酝伯自作宝鼎，万年无疆，子孙永用。[10]2.24

    束颈鬲在西周晚期逐渐消失，此鬲虽为春秋早期之器，然仍承袭西周晚期的式样。此器为鬲而铭文称鼎，是因为鼎、鬲形近的原因。

    6、番子伯舍匜

    番子伯台匜为春秋早期铜器，高20.5厘米，前有长流槽，圆底下有四个夔形扁足，口沿饰S形兽体纹，腹饰瓦纹。内底铸铭文17字：

    唯番伯合自作匜，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11]。

    此厘1974年春在信阳长台关乡甘岸村出土，同时出土还有1件铜盘和另一件铜匜。

    7、番哀伯鼎、盘、匜

    1979年3月在信阳县吴家店杨河发现了二鼎、一盘、一匜，为春秋早期器物，铭文分别为：

    唯番哀白（伯）者君自作宝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之。[12]43

    唯番哀白（伯）者君用其吉金自作旅盘，子孙永宝用之 [12]43

    唯番哀白（伯）者君自作宝匝，其万年子子孙永宝用。[12]43

    于此，《简报》认为此为“甫哀伯”，甫即为吕，当是春秋时期吕国墓[12]45。但多数学者认为此为番国墓，如李学勤等。“番哀伯”，学术界又作“番昶伯”[11]793-794此三器风格、铭文内容相同，是春秋早期同一人所作之器物。

    8、番叔壶

    春秋早期器物，1986年在信阳县平桥西5号春秋早期墓葬出土，铜壶上有铭文日：番叔口龠，自作宝壶，其永用之。[11]794

    9、番君伯龙盘

    春秋早期器物，1979年出土于潢川县彭店乡，盘通高12厘米，浅盘折沿，双附耳，圈足下有三个兽面扁足。口沿下饰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内底铸铭文18字：唯番君伯龙用其吉金，其万年子孙永用之享。[l3]91

    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鼎1件，此亦春秋早期之物，与番哀伯之器前后相距不远。当是番国在东移过程中留在潢川境内的。

    10、上郗公簋

    1979年南阳淅川下寺8号墓出土一件上都公簋，为春秋时期的器物，通高17.8厘米，重5.55公斤。直口平折沿，腹壁斜坦，方圈足沿外折，圈足上有椭圆形缺，通体饰蟠虺纹。盖与器造型、纹饰相同。有铭文37字：

    隹正月初吉丁亥，上都公择其吉金，铸叔赫、番妃媵篮，其眉寿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宝用专[14]9-10

    上都公簋为叔嫁和番妃出嫁所作之媵器，叔嫁即叔芈，是楚国之女，番妃为番国之女，番女当为叔嫁之媵。都国在春秋时归于楚，与番同为楚之附庸之国，两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11、番君召簋

    番君召笸为春秋中期器物，铭文日：

    番君召作馈簋，用享用孝，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之。”[15]10,17,4

    传世有5件番君召簋，均有铭文4行，22字，无论是格式、风格还是铭文内容都完全一致，徐少华认为：“器铭布局整齐，字体向秀隽发展，风格与传世《陈侯作王仲妫番簋》十分接近。‘王仲妫’我们认为即《左传》庄公十八年所载虢公、晋侯为周惠王所娶后妃‘陈妫’，当在公元前676年，当春秋早中之际，番君召簋亦应在此时或略晚。”[16]128-129徐少华的结论是正确的。

    12、鄱子成周编钟

    春秋后期器物，1978年在固始县侯古堆出土俐编钟9件，均有铭文，有两件铭文相同，为16字，另一件正面27字，分别为：

    唯正月初吉，丁亥，鄱子成周，择其吉金，永。[17]53-54

    唯正月初吉，丁亥，鄱子成周，余自出丞，山口口口，口父子孙，保此鼓。[17]53-54

    1978年3月，固始县城关镇南山头砖瓦厂的一名工人，在一处名为“侯古堆”的地方取土发现了青膏泥和青铜器。“固始侯古堆”古墓葬呈现在世人眼中。据专家研究，死者为宋景公的季妹、夫差的夫人，是夫差取潘之后，携带夫人占领潘地时，夫人发病致死，埋葬于此的[17]101。墓中出土的番国钢器是夫差克番之后所获得的番国战利品[18]315-316。

    13、番仲戈

    春秋战国之际的器物，2O世纪70年代初，出土于湖北当阳县金家山43号楚墓，戈援与胡部有错金的鸟书文8字（援6、胡2）：

    番仲作伯皇之造戈。[19]95

    此如众多的番国器物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番国的族源提供了史料，同时也为我们了解番国的历史、地望等提供了直接和问接的证据。

    从番国青铜器的制作风格、铭文来看，它体现出中原文化、淮河流域文化和楚文化融合的特征。

    在西周时代，作为朝庭重臣的番铜生（或番生）对周王朝鞠躬尽瘁，对周王毕恭毕敬，在其铜器铭文中极尽忠诚与谦逊。青铜器的风格也与西周中原铡器一致。南迁之后，在铜器的风格上承袭西周后期中原青铜器风格，如“番君酝鬲”束颈、突肩，但是，在其铜器铭文中自称“番君酝伯”、“番君伯龙”、“番君召”等。淮河上游地区的一些诸侯国的国君多自称“君”，如黄君、樊君等。番国君王自称为“君”，一方面表现出对周王室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淮河流域文化之影响。之后，由于附属于楚国，番国贵族很多人在楚国为官，番国文化自然而然地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如春秋战国之际的器物“番仲戈”，戈援与胡部都有错金的鸟书铭文。鸟书文春秋时期产生于楚国，然后沿汉水、淮河流域向东流传，最后在吴、越文化中得到发扬光大。番国的鸟书文当然源于楚文化，同时番国也是鸟书向东传播的一个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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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番国历史与地理考察

    1、番国的族源与春秋以前的历史

    番国的族源，史籍不载，幸赖后天出土的青铜器可补史料之缺。前文所论传世的“番铜生壶”和“番铜生鼎”是番铜生为其女出嫁时所作的媵器，番铜生女儿叫孟妃乖，按先秦惯例，盂为排行，妃为姓氏，乖为名。妃即己字，可证番国本为己姓。这从“番妃鬲”的铭文中也得到了验证。

    那么这个己姓又来源于哪一部族呢？《国语·郑语》载史伯语曰：

    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祝融孙），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腹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6]184-185

    祝融之后有八姓，己姓是其一支，昆吾、苏、顾、温、董等均是己姓之裔。己姓昆吾一族最早在卫地立国，后来南迁至中原腹地许昌一带。《竹书纪年》
卷四载：“（夏胤甲四年），昆吾氏迁于许。”[20]1059” 《国语·郑语》韦昭注也说：“昆吾，祝融之孙，陆终第一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6]184-185己姓一族南迁的原因是他们作为夏的方国而为商人所不容，据《竹书纪年》卷五载：“（夏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一年……商师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20]1061而苏氏则迁至焦作一带。《国语》所说的“己姓昆吾、苏、顾、温、董，则夏灭之矣。”即指在夏王朝末年，在商人的打击下，昆吾一族被迫放弃祖先所居之地而西移或南迁，其在卫的旧地遂为商人所有。

    至西周时期，己姓后裔如苏、番等被封为诸侯国。从《诗经》和出土文献来看，番之立国至迟应在西周中期。“番生簋”记载番生的“皇考祖”在周王朝就在王室为官；至番生时，厉王又让他“司公族、卿事、太史寮”，恩宠有加；“番妃鬲”载周王为番妃作鬲，此为周王娶番姓女为妻的证明；至幽王时，番姓后代曾为司徒，从《十月之交》的描述来看是一个权倾一时的人物。

    西周时期番国的地望无文献记载，学者或认为它应当在焦作南部的温县一带。如徐少华说：“从厉王前后番国首领于王室任要职，并与周天子通婚的史实来看，西周时期的番国应在北方中原地区。番族出自己姓昆吾之后，西周及其以前，已姓诸国主要在黄河中游两岸活动，作为己姓支族而别封的番国，则亦应在这一地区，或与同姓的苏国（‘温’）相近。[16]133

    从信阳市所出土的青铜器年代来看，最早的是春秋前期器物，至少目前可以断定番国在春秋之前没有在信阳一带活动的迹象。它在西周时期当在中原北部，徐少华所说它原在河南境内的黄河中游两岸是有道理的。具体位置还需考古的新发现才能证实。

    2、春秋前期的番国南迁

    新中国建立后，在豫南信阳市平桥区（原信阳县）发现了番国墓葬，并出土了几批番国青铜器，如甘岸出土的番子伯酓匜，吴家店乡杨河出土的番哀伯鼎、盘、匜，平桥西出土的番叔壶。这些铜器均为春秋早期之物。除固始侯古堆之外，这是出土番国青铜器最集中的地带。说明在春秋前期，这里应当是番人活动的地区。

    甘岸、吴家店两地相邻，紧临淮河。在甘岸、吴家店所发现的番国青铜器都出自于番国国君的古墓葬而非窖藏，可证甘岸至吴家店一带曾经是春秋早期番的君主和上层贵族墓葬区。从一般情况来看，诸侯国的贵族墓葬区当在其国都附近不远。由此可以说番国春秋早期南迁至信阳地区的都城应当不出今平桥区的长台、甘岸、吴家店一线的淮河两岸附近。

    甘岸一带在西周时代和春秋前期没有诸侯国在此立国。其西南部为随国，北部是道国，东北为江国，东部是弦国，番国所处的位置正是以上诸侯国的交界处，也是一处行政管辖的真空地带。

    番国之所以由黄河两岸的中原地区南迁至豫南的淮河流域地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朝代变换而导致番氏家族在王朝中失去地位。在西周中期，番氏家族中杰出代表番生等人在厉王时期曾官至要职，权倾朝野，直到西周晚期的幽王时代，番之子孙后代依然官至司徒。但这个司徒番却不能和他的列祖列宗相比，由于生在西周末世，适逢幽王昏庸，又加上个人不能坚守正道，以至于和卿士皇父、太宰家伯等迎逢幽王与褒姒，废申后与太子，终至天怒人怨，申侯联合西戎一举灭掉西周，拥立周平王，东迁至洛阳。由于废太子和申后以及导致西周之灭亡等都和司徒番等王室重臣有关，所以平王东迁之后不会再重用番氏家族，番国迁往淮河流域的时间应当在春秋初期平王继位之后。

    南迁之后的番国，寄居于豫南淮河两岸的狭小地带，不仅封土有限，国力也十分贫弱，这从番国在信阳的番君墓制及其随葬品可以得到证明。在甘岸、吴家店发现的两座番君墓都是平常的墓葬，不仅规模较小，而且墓室也十分简陋，这与同时期稍晚的淮河上游南岸的黄君孟的大墓等比较起来就十分寒怆。而且出土的陪葬品中只有少量青铜鼎和盘、匜等，与诸侯王的身份极不相衬。从此可以看到番国迁移过程的曲折和在异地建国的艰辛。

    据《左传》记载，楚文王于公元前684年攻蔡，其后灭息；前678年攻郑。由于番国处于楚人北进中原的必经之路，所以当楚人北进攻蔡、伐郑时，必经由番地，弱小而又毫无根基的番国势难抵挡楚人，番国归属于楚当即此时。由于番国归顺楚国较早，与中原诸侯没有往来，所以《春秋》、《左传》等史书都没有留下春秋前期的番国信息。从出土的青铜铭文来看，番国在信阳一带先后有番君酝伯、番哀伯（番昶伯）、番子伯啻、番君伯龙、番君召等，前后延续一百多年。

    3、春秋中后期番人再东迁至固始县

    番国东迁的具体时间当在楚穆王时期。由于番国归属楚国较早，有很多番国贵族深得楚王的赏识，并在楚国春秋时期的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最著名者是潘崇。《左传·文公元年》载，潘崇在楚成王时为太子商臣的老师，潘崇帮助太子逼死成王，太子自立为王，即楚穆王，“穆王立，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21]354。一个异姓附属国贵族能至此地位，可谓宠信有加。穆王先后灭江、蓼、蒋等国，将其势力范围东拓至淮河中游地区。当楚国灭亡蒋、蓼之后，为了巩固其东境和向东经略淮河中游建立强大而稳固前沿据点，要有可靠的人来镇守，番国就在此时迁至固始。楚穆王在位十二年（前625一前614），灭蓼在公元前622年，那么，番国东迁的时间当在公元前622年蓼灭之后至公元前614年穆王死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左传·文公十四年》载：“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21]379说明在穆王死后，楚庄王时，潘崇依然守在固始一带，然后才有可能带兵袭击与番地相邻的群舒。

    春秋后期，随着吴势力的西移，东迁至固始县的番地处于吴、楚两国反复争夺的前沿。《史记·楚世家》载：“（楚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22]1360吴取番之年为公元前504年。此番，即迁到固始的番国。

    有学者认为：“番（潘）国西周时已存在，其地望在今河南固始、信阳、潢川一带。春秋时期为楚所灭，其族融人楚国成为楚之潘氏。”[23]119得出此结论是因为此三地均发现了番国青铜器。但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当番国立国于信阳平桥区时，潢川的潢国、固始的蓼国都同时存在，而且平桥与潢川之间还有一个弦国，所以统而言之，番在“固始、信阳、潢川一带”是不确切的。只能说明番国是在春秋中后期由平桥区迁入固始蓼故地是正确的。

    《固始县志》卷二载：“固始县古番国。”[24]据考古发现，番国故城位于固始县城以及城北一带，称为北山口古城址，“城址分内城和外城。外城西墙3 735米，有10个缺口，形成断断续续11段残墙。墙基宽l5-20米，高1-5米，夯层厚25-30厘米，圆形夯窝。北墙全长2 325米，保存较好，墙基宽35-40米，高4-5米。东墙紧临史河西岸，全长5800米，南部大部分被破坏，墙基宽30-35米，高4-5米。南墙也被破坏，但东西两端清晰可辨。城墙外有宽60米左右的护城河，与城东的史河相通。周长l3.5公里。内城南墙全长920米，残存4段，基宽29米，高5米。西墙全长1950米，基守则20米，高3.5米。东墙和北墙利用外城的东墙和北墙，周长6.5公里”[25]122。

    其建筑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城墙及城内外出土春秋战国遗物较多，“城南外4公里处的荒原内有古墓群，仅露出地面的墓葬有百余座，多为春秋战国墓。1974年，在古城址南部出土3枚楚国金币郢爰。1980年在故城的万营山发现春秋时期的铜鼎、铜盘各1件。……与出土文物相对照，可以断定它是春秋蓼、番都城[11]790。

    蓼、番故城于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8年，在距离番故城址东南约1.5公里处发现了侯古堆1号墓。时代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墓主很可能是吴国贵族。主要随葬器物不在墓内，而在墓的附近另设较大的器物坑。椁室内外发现殉葬人骨十七具。墓主为年约三十岁的女性。墓内数量有限的器物中，有用人头盖骨加工制作的器皿。出土的主要青铜器有鼎九、编钟九[18]315-316。让文物考古者感兴趣的是，出土的9枚编钟上面都有铭文，有一件编钟上的“鄱子成周”是铸上去的，铸钟人当为“鄱子成周”。而另几件器物上的人名被刮掉，而刻上“鄱子成周”的名字，可见它们原来并不属于“鄱子成周”。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些编钟是拼合而成的，“其中多数编钟原来都不属于墓主人所有”[17]127 。

    番国东移固始之后，番（潘）的主要人物常见于史传之中，除前文提到的潘崇之外，还有潘虺、潘党、潘子臣等。楚庄王时，潘党作为主要战将参加了晋楚泌之战；楚灵王时，“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21]702。此潘（番）子当为潘子臣，即固始番国的君王。定公六年，“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21]822。《史记·吴太伯世家》也说：“（吴王阖庐）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 [22]1189


    吴太子夫差取番后，番国便在历史上消失了。夫差不仅占有番地，而且也掠夺了番国的器物，并将其作为陪葬品而深埋于大墓之中。从铭文“鄱子成周”可见，这些青铜器或为“鄱子成周”自铸，或是从别处得来而据为己有，但可以说明“鄱子成周”曾经拥有过这些器物。

    “鄱子成周”即“番子成周”，侯古堆大墓的发现，不仅印证了《左传》、《史记》中关于吴国灭番的记载，也证实了在春秋后期番国移至固始的历史。

    对于春秋中后期番国和番地的位置，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番地在鄱阳县。《史记·楚世家》：“（楚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22]1360《正义》引《括地志》云：“饶州鄱阳县，春秋时为楚东境，秦为番县，属九江郡，汉为鄱阳县也。”[22]1360。宋人罗泌《路史》也承是说：“夫差取番者。今饶之番阳，汉之番。有番江，今县东有番故城。[26]331

    鄱阳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鄱阳湖即在此。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夫差所取之番肯定不会在这里。因为从春秋中期以后，吴、楚争夺地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河南境内，淮河流域是两国争夺的主要区域，两国相攻伐的路线也是沿淮河而行。昭公十二年（前530年）楚灵王带领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等五帅伐吴时，“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21]702。州来，在安徽凤台县。颍尾，“颍水人淮处，亦日颍口，今安徽正阳关”[27]1338。“乾溪在今安徽毫县东南七十里，与城父集相近”[27]1280。未出淮河流域。

    昭公十三年（前529年），“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21]710。豫章，“当起自安徽之霍丘、六安、霍山诸县间，西经河南光山固始二县，北抵信阳市及湖北应山县之东北”[27]1280。战争地点也在淮河上游和中游。

    定公四年（前506年）吴、蔡、唐联合伐楚。“舍舟于淮油，自豫章与楚夹汉”[211 814。说明吴国的舟师是从淮河而来。

    定公六年（前504年），“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21]822。繁扬在今河南新蔡县北，楚舟师沿淮河而下，为吴人所败，获潘子臣等，灭番而取地。

    可见，此番绝非江西之鄱阳县，而是处于淮河流域的固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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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金荣权（1964-），男，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历史与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