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伪器伪铭考
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内容丰富深刻，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其收藏和研究不断延伸，尤其是近年来，在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需指明的是，在传世品中，不少青铜器和铭文都是后代伪作和仿作的，其中伪作品是按照商周至两汉的青铜器和铭文，制作赝品，以牟取暴利。因而公、私收藏都要对这一部分藏品甄别鉴定，识别哪些是伪制的，并深层次地认识伪作特点和规律。
20世纪90年代国家组织全国文物鉴定系统工程，笔者在负责鉴定全国各地博物馆、考古单位、文物商店和大学收藏的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大量藏品中，除研究考证真器真铭外，同时亦发现和鉴定了一些伪器、伪铭和仿制品。今就所见之典型伪器、伪铭作一研究。为能深入准确论证某些问题，笔者对几十年工作中，所见的国内外公、私有关青铜器伪铭、伪器，作为补充例证加以说明，并对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青铜器与铭文鉴定中的有关重要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探索。
依其伪器、伪铭内涵，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一）器物整体伪铸
包括器体、花纹装饰和铭文，等等，都是伪作的。作伪常常采用真器翻模，或按照着录上的图像，模仿古制进行伪作。
以往铜器伪作者为投海内外收藏者的癖好，常作鸟兽形的酒尊，或作动物状的陈设品或饰件。这是因为青铜器鸟兽尊能给观赏者以特殊的审美情趣，国外人士对此更加情有独钟。正因如此，不少伪作鸟兽尊都流落到了海外。笔者就曾在法国巴黎的某博物馆见到了一些伪作的铜质鸟兽尊。在全国铜器鉴定中，所见伪作鸟兽尊亦较多，例如：福建某博物馆收藏一件牺尊，牺作昂首、双耳后耸状。双目嵌绿松石，体质肥硕，背有一桃形盖，嘴部作圆孔流。器身有错银云纹。器形似近年江苏涟水和山东淄博出土的战国青铜牺尊，但气质式微。该器为明代赝品，这表明该式样和特征的牺尊已受到明代伪作者的青睐，该类铜器实物或图像为明人伪作的依据。福建省天后宫收藏一件小型鸟尊，造型与以往山西出土的、今藏于美国华盛顿福利尔美术馆的“子作弄鸟”尊完全一致，但器身无文字。依其特征，是近代伪作。山东省某文博单位收藏的一件牺尊，牺体肥硕，站立状，背有一活动盖，全身光素。形象与战国同类器相似，但其古朴与神韵与战国器相较，均差之毫厘，全器绿锈或枣皮红锈，都是浮锈，手一划浮锈即下来。该器是宋代伪作。湖北省某地区博物馆收藏的宋仿象尊，器身锈蚀无坚硬感。怪而不异的是，尊上还有提梁，这在商周同种器上不见，伪作者可谓独出心裁。梁上假锈堆在一起，亦显出很拙劣。
近年一些伪作青铜器的人，特别热衷于久已流落至海外的青铜名品，所作同一种器物，常常是外形、大小等都是一致的，表明伪作是成批生产的。作伪者为欺骗那些喜爱古代艺术品但又缺乏基本常识的人，甚至作出近年出土的名片，如：“长信宫灯”“马踏飞燕”等，以欺世人。
历来伪作青铜器者，为投一般古董爱好者所好，还喜伪作，如：汉代的铜熏炉和铜灯，以及圆雕成兽形的实用品等。陕西省某县博物馆收藏一件明仿汉代铜熏炉，黄铜质，在圆形炉身下，有三熊足，器身与熊足都失去了汉时的风格特点，全器有压手的厚重感。汉代以牛、羊等动物制成的铜灯较普遍，这也为后世伪造者，常仿效之。陕西省某博物馆收藏一件鎏金羊灯，羊之五官填黑漆，羊背活动盖上无灯钎，全身鎏金色土黄，完全没有汉代鎏金的特点，与汉代羊灯造型、工艺特征大相径庭，为明代伪作。四川省通江县文管所收藏的一件铜獬豸，作回首、张口上扬状，颈系铃铛，身有披挂饰，是为明代伪作。古代圆雕的铜或木质的獬豸，多属汉至魏晋时代。
伪作全器在装饰、铭文等有无的组成上，有无花无铭器，有花纹无铭器，有花纹铭文器，仅有铭文的伪器，等等。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它们都是全伪器的重要组成内容。
全伪器中以光素无纹、无铭者最易制作。全国铜器鉴定中，所见吉林省集安1196号高句丽墓出土的铜鼎，该鼎作扁圆腹，三直高足，肩部二环耳，圆形小口，有盖，盖上一环钮，器身全素。此鼎是高句丽仿东周楚式的小口鼎而伪作的，形与神有乱真之势。经审视，该鼎没有楚式小口鼎圆，环耳亦单薄，且无耳链。楚式小口鼎盖上为多环钮，此鼎仅一个环钮，鼎整体气韵不够。高句丽建国时间下限已到唐代，该器应为唐代所铸。应指出唐代制作早期青铜容器是极罕见的。甘肃省某博物馆藏有近代伪作的汉代铜甑，浮锈一抠即落。大家知道，汉代铜釜甑本是一般生活炊煮用器，古人制器依其用途，也不考究，不加装饰，多为素面，因而易被后人伪作。某省一县级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小铜钟，在松动的伪锈下已露出了亮新的黄铜，此例为现代伪作。青海省海南地区博物馆收藏一件玉壶春瓶，外表涂抹一层假锈，只轻轻一刮即成粉末落下，锈下发白色的金属是铝，该器亦为近现代伪制。商周青铜兵器戈，常是光素无纹，也成为作伪者热衷制作的目标。山西省潞城文管所收藏的一件铜戈，无饰，戈形走样，整体也笨重，显系伪作。
伪铜器中比全素的相对复杂的伪作，是伪器上再加伪花，即器与装饰均是伪作的。
山西省博物馆收藏一件宋代伪作东周，器体作椭圆腹，流口作虎首形，后部一半圆形圈足，颈部饰三角纹和变形螭纹。的外表已打蜡，故十分光洁。该虎头僵呆，失去东周时的古气。过小，与体不合比例，颈部花纹滞涩，粗简不清晰。四川省绵竹县文管所收藏一件宋代伪作汉代的带钩，钩体有错金，但很粗糙。钩形作獬豸抱鱼，形象板滞，让真正内行人一望便知为伪作，就是外行人见后也不会有什么情趣。此钩长13cm，体虽小，但持重感很强。
元代伪作早期铜器并不多见。福建省博物馆收藏一件小型簋，花纹鼓凸生硬，很拙劣。宁夏回族自治区某文管所收藏一件明代伪作商代的夔纹鼎，圆形，三柱足。腹部与颈部的蝉纹、夔纹模糊不清。陕西省某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人象带钩，人侧坐在象上，象口衔一兽，前端为钩。此钩的形象与结构和先秦两汉时的带钩迥异，制作也粗糙，全器呈黄色。该带钩系明代伪制。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收藏一件清代伪作的商兽面纹铜觚，觚体沉重，腰部饰流散软线条的变形兽面纹，这一特点的线条图案是清代伪作器物贯作的一种技法。
民国时期制作的伪铜器特别注重器上的装饰，因而伪器有花纹的亦多。例如：浙江省某博物馆收藏的打击倒卖没收的一件民国时期伪作商代方鼎，从造型上看，直立双耳过高，与器体不合比例，与商代方形鼎特点不合。鼎的装饰丰满，颈饰鸟纹，腹饰雷纹，腹的左、右、下方饰乳钉纹。但花纹迷蒙、暗淡、粗拙，鸟纹呈“”样，失去商代小鸟纹之形神。全器露有黄铜。山西省运城市博物馆的一件民国伪作的西周铜簋，圆腹，圈足下三小足，双兽耳。腹、颈西周中期以后始出现的瓦纹、窃曲纹。该器是两层铜皮套在一起的，整体极轻薄。花纹失去西周风格。福建省博物馆一件民国时伪作的战国带钩，破绽很多，如将钩首常见的蛇首改为龙首，钩的尾部内凹似一勺。这些都表明形制上的乱造走样。
伪器上加伪铭，可谓是伪作者技高一筹的伪作表现，因为铭文是一门较深的学问，伪作起来一般较难，常常要挑选铭文内容、要摹写，甚至编写伪铭，要铸刻，等等，是一件费功费力的事，且易出破绽。古今作伪铭，能达到较高水平的，堪称是寥寥无几。有不知好歹的古董商人胡乱作伪铭的，福建省博物馆收藏一件三穿戈，戈走形，器物很重，无纹饰，“内”部有铭，且是阳文，内容是陈侯家为“孝于大宗”所作的戈。铭中的“始”字写作“”，与一般所见“始”写作“”完全不同。该戈的戈与字均伪，是清代伪品。
全伪的铜器，有的在一件器物上，花纹、铭文、器体皆伪，这亦反映了伪作者用心良苦，经济利益驱动而使然。陕西省昭陵博物馆收藏一件宋代伪作的商代斜方格乳钉纹簋，双耳不自然，外颈部铭一“”，商簋外颈有铭，也违反了这时铭文所在的位置之常规格式。四川省某博物馆收藏一件明制错金鸟兽纹嵌松石带钩，并有错金铭文：“帝尧所作……常保社稷，传于子孙”，显系伪铭。
民国之伪器，如广东省某博物馆所藏“举”铭，铭文字体无力，铜锈为浮在器表上的枣皮红锈。四川省某博物馆一伪作商代铜觯，所饰兽面纹、夔等散乱，地纹不清晰，内底“受”铭，字体生硬呆板，陕西省半坡博物馆收藏一件近代伪作的商代铜爵，器物本身是伪作，内铭文“羊父庚”“乙”等字，系器铸好后再刻上去的。由于有，凿刻不易，只能勉强刻，故字体刻得极浅而无力。
（二）真器残缺不全，添加伪造部分或增加伪作装饰与铭文
旧时的伪作铜器常常将残缺不全的真器使其变成完整无缺，这样伪作特点的铜器，古董行界称为“捣撤货”，实际上就是一种拼凑器。它是将残存的真器加上新的伪作部分，或拼凑其他旧器残件，使其变成一件完整的变体器，老古董称后者为“改锹”。有的是属于某件铜器的残碎片，伪作者利用这些残件，再重新制作另一件器物，这种做法易迷惑人。
1.残器真，加伪作部分，拼凑成另一器
在有的博物馆所见到的利用存留的圆形上半部甑，下面再加上位置的三足，使其成为圆形鼎。也有利用三足的鼎体，下面加伪作的高圈足，使成为豆。此种情况易辨别，稍有青铜器常识的明眼人一望便知。这是改锹后的铜器。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一件铜刀，形体较长，直刃，刀尖上扬。有着商晚期铜刀的风格。经辨析，刀把是旧铜残器充当的，而刀身则是后制的。为使刀把与刀身接合处牢固，堆锈特别厚，如仔细抠这些锈都是浮在上面的软锈，锈色也暗，无一点自然形成的铜质之光泽。
2．真残器上加伪作部分，复原成完整的器物
山西晋祠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曲内戈，“曲内”部分僵呆，是民国时期加上去的，戈援部则为商代真戈的遗留。山西省某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豆，原残器仅留器身，伪作者加铸一圈足。还独出心裁地在器身上一侧加一，这是违反常规的制作。器内还伪作了几个伪铭。甘肃省兰州市博物馆收藏一件铜觯，器身属真，盖是后配的，便成为一件完整体。盖上的花纹亦不清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铜觚，原气的侈口部分，大部分是后修复上去的。由于修复技术水平差，侈口几成直口，失去古朴自然，风格走了样。随色上也漏破绽，并能看出新修的痕迹。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汉代铜壶（钟），形体很大，经审视，该壶原本是一件极残的壶，保留的原器部分很少，仅残留有颈部和上腹，口部和下腹、足部则是后补的。天津市某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铜卣，腹与足原残缺不全，后经加工修补使成全器。对修补的残件铜器，伪作者为了掩盖伪作时的修补和接缝痕，常常在关键处作假锈、假地，并进行与原色泽一样的随色。因而我们在鉴定这类铜器时，一定要分辨出哪一部分属原残器部分，哪些属于新补的部分。要注意铜器的地与铜锈的辨别。
3．利用一种或多种旧有残器的材料，再加上一些新伪作的铜质材料，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一种新器型
北京某一音乐机构收藏的一件形体很小的可两面打击的铜鼓，该面鼓主要是利用春秋时代旧有的蟠螭纹铜碎片，仿照今藏日本住友氏博物馆的商代兽面纹铜鼓而制作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铜干首，其下端的銎部是用去掉锋部的商代铜矛改造而成，干首上端的两个分叉则是用两件铜戈改造成的。
（三）铜器上作伪铭
众所周知，不少商周青铜器上都有铭文，而这些铭文内容常常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学术等价值。从经济角度看，由于有铭铜器常常比无铭铜器更重要，自然也提升了有铭铜器的经济价值。基于此，一些古董商人在伪作的铜器上，常常要加上伪铭，这样就可使有伪铭的铜器在经济价值上高出无铭铜器数倍或数十倍。铜器伪铭的选材较多样复杂，许多都是以古籍著录的拓本内容为蓝本来摹写铭文，其中有的是对全篇摹临摹，有的则是截取原铭内容的一部分，刻或铸在真器或新铸的铜器上。在伪作或真器上，不少器物上都具伪铭，因而铭文辨伪在青铜器辨伪中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全国铜器与铭文鉴定中，所见伪铭情况也很复杂，现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叙述。
1．真器伪铭
在传世铜器中，不少先秦至两汉的青铜器，都有后刻伪铭现象。如：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春秋铜，器为扁圆腹，三蹄足，上一提梁，兽嘴状流。腹饰虺纹，盖有绳纹。该铜属春秋器。器底一周伪铭：“父丁……藉器”，伪铭字体拙劣，是近代所伪造。福建省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直内戈，在器的“内部”则有一“”（舟）字，书体生硬呆板。字的笔道内呈浅绿色，与周围的铜地与锈的颜色深绿色不同，字口内的绿色是伪刻后进行不高明随色的结果。伪字周围的氧化层也被破坏。
浙江省某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铜尊，器内底有伪铭为：“乍父葵旅宝彝”，因伪字直接刻在器内底，操作起来不易施展，因而此伪铭是将伪字先刻在与圆形铜尊底径大小相一致的圆形铜片上，将圆器底凿下后，然后再将铜片嵌刻在器底上。经考察即可看出后嵌补铜片的痕迹。伪铭显现刻凿痕和字体柔弱的姿态。“旅宝彝”也与常见的“旅彝”“宝彝”“彝”“宝彝”“旅彝”等语句相龌龊。该伪铭是民国时期伪作。此种作伪铭法，可称“开底嵌入法”。这种铜器上施伪铭的方法，以往古董界戏称为“开天窗法”。“开天窗”作伪铭法，一般都是在器体较小的器物上施行，这样就可以解决因原器小而使用雕刻工具直接在器内作伪字不易操作的弱点。县“开天窗”作伪铭的商鼎，鼎的口径18.5cm，如用手在鼎内直接刻出铭文，那是不易作的。又因该器小，一般鉴赏者看到伪铭后，也不会引起怀疑，因而这一伪作铭文法，易蒙蔽鉴赏者的眼目。对以“开天窗法”所作的伪铭，需要仔细摩挲审视，否则伪铭很易乱真。这种“开天窗法”与“开底法”，都是古董商人同一思路的伪作欺骗。从所见留存的这一类真器伪铭来分析，其制作时间当在民国时期。
有的真器上刻伪铭，作伪者对商周金文并不熟悉，臆造或杜撰金文，常任意地将某些金文刻意改变，使自体走样，有金文常识的人是很易辨识的。
有的伪作者利用真器伪造西周铭文，作伪者常常将真器时代与所作伪铭的时代统一起来。如：陕西某单位藏一件饰二鸟耳的方座簋，器内底有“……征楚荆……作宝簋”等铭文。该簋造型与鸟耳等装饰与1984年江苏大港母子墩出土的双鸟耳方座簋（器内有“伯作宝彝”铭）相似。陕西某单位藏簋之伪铭，其内容与来自陕西长安花园村发现的簋铭完全相同。簋器造型亦为鸟形耳的方座簋，腹饰回首大凤鸟纹，其与母子墩的伯簋酷似。上举伪铭簋，器上有高低不平的发锈，伪刻铭文在发锈上是很难施刻的，伪刻者尽量躲过发锈而刻，字与字的间距自然出现了破绽。浙江省某博物馆藏一件直耳分档鬲，伪刻的“乍宝”等四字，凿刻痕清晰，并破坏了铜地与锈蚀。真器本身属西周中期，伪铭内之“王姜”，又属西周初期人，铭文内容与器制的时代亦相矛盾。重庆市某博物馆收藏的吕大叔铜斧，斧形属商周时代，铭文为伪刻。此斧《陶斋吉金录》已著录。伪字明显破坏了原有氧化层。也有的真器伪铭，所刻伪字的深浅表现出明显的差别，这是伪作者技能所致。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某博物馆收藏的父乙鼎，伪字即如此。有的传世真器由于已锈蚀，并且由于锈蚀出现了高低不平的层面，伪刻的字硬刻在这一“自然”特点层面上，例如：甘肃省庆阳地区某博物馆的伪铭穆公簋盖，其上的“夕”字刻在低处，“穆”字又刻在高处。后刻铭文新茬清楚，是近现代伪刻。有的伪铭，字体过于走形和肥硕。
东周真器而刻伪铭者也不鲜见，情况也较复杂。仅举数例：
例一：伪作铭文内容与真器时代不一致，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收藏一件春秋铜，体作椭圆状，双环耳，圈足。腹饰盘蛇纹。器内底伪铭“举父丁”三字，伪铭内容具商代特点，与器之时代不合，且字刻得粗笨、呆板，字体走形。
例二：利用“开天窗”方法与技术制作伪铭，例如：山西省博物馆1953年在太原收购一件传世的青铜壶，壶颈一对衔环兽首耳，器身饰环带纹。以往学者们对壶和铭文看法有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器与铭均真，铭文中的陈喜即陈僖子田乞，也有学者提出器与铭文时代上有矛盾，等等。经过对实物的审慎考察，该壶本身属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而铭文是先在铜片上刻好后，再开天窗，将伪铭铜片嵌在真器上。仔细观察，嵌入铜片边沿的缝线还看得明白无误，表明了伪作的作旧水平还不甚高。
例三：伪作铭文的器名与真器器形有矛盾，如某地博物馆收藏一件铜豆，内底刻伪铭“乍宝鼎”，明显与器种不合，伪铭在此反倒暴露出了破绽。
全国铜器与铭文中，所见秦汉铜器上刻伪铭的也有一定数量，伪铭基本上可有以下几种情况：
例一：属一般的乱刻，伪作者水平较低。这些伪铭常常出自民国时期。茂陵博物馆一件汉代行灯，伪铭刻在了灯炳的锈上。山西省某博物馆一件汉铜洗，口沿刻的“潘汉兴”三字，破坏了原器氧化层，字体过呆。浙江省博物馆一件汉代鎏金弩机，刻有“建平三年”铭，伪字破坏了原器的锈和氧化层。陕西咸阳博物馆藏一虎符，铭文刻在了锈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某博物馆一件汉鼎，原器已形成枣皮红色，器表上新刻“咸阳一斗三升”铭，恶作破坏了枣皮红。“阳”字写成“”缺失“日”下的一道等。
例二：所造伪铭与同时期的铭文内容格式不同，如：山西省博物馆藏伪铭吕不韦戈即如此，“内”背伪铭：“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少府工室丞冉工九武库”。“内”正面的“少府”系真铭。西汉时“少府”属下有“考工室”，在秦铜器中尚未见有这样名称，更不能称为“工室”。“冉”为“相邦冉”，是秦国国家机构最高长官，也是兵器造监者，如“相邦冉造”戈，等等。“武库”名常见于三晋兵器上，在秦国兵器上虽然偶有“武库”铭出现，但常与“上郡”名连在一起，为“上郡武库”。这件伪铭戈铭文格式由于内容上的拼凑，与常见秦戈铭的规律完全相违背。在此戈上也可以明显看出后刻之痕迹和对原戈铜地等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