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象纹青铜器初探

    青铜器纹饰题材和装饰手法是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青铜器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近年来随着青铜器研究的深入，纹饰研究也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青铜器纹饰基本上可以分为写实动物纹、想象动物纹和几何纹三类,写实动物纹以自然界的动物为原型，包括象、虎、鸟、蝉、蚕、龟、蛙、鱼等。想象动物纹主要有饕餮纹、夔龙纹、龙纹、凤纹、蟠螭纹、窃曲纹等。几何纹多为抽象的纹样，如雷纹、云纹、绳纹、圆涡纹、四瓣花纹、云雷纹、弦纹、联珠纹、重环纹、垂鳞纹、瓦棱纹等。
    通过检索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我们发现，古代青铜器写实的动物纹饰装饰题材相较于幻想动物纹饰和几何纹而言所占比例小。除兽面纹、夔纹、鸟纹等常见的纹饰外，象纹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纹饰。按照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前面所说的三种纹饰都与天有关，兽面纹、夔纹、鸟纹被认为是人与神沟通的一种媒介，往往认为骑着这几种兽鸟就可与上天的神尤其是祖先神沟通，底纹中的云纹是上天的一种衬托。而象是一种陆地生的动物，没有上天的功能，但商周却屡屡于簋、鬲、壶等器皿装饰象纹，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关于青铜器象纹装饰的最早纪录是吕大临所撰《考古图》卷四，收录的盖钮为立体圆雕象形的壶被吕大临定为“象尊”。青铜器象纹的研究有容希白先生商周彝器通考，在第六章“花纹”的介绍中，分象纹、象首纹、象鼻纹三类来介绍。其中，象纹分为四型：1、长鼻、巨腹、三足，填以雷纹。2、两足，无雷纹。3、作兽形，两足，长鼻似象。4、四足。并指出象纹流行于商末周初。象首纹分为二型：1、似两象首相背。2、首似象而身似鸟，施于钟上，通行于春秋战国。象鼻纹分为五型：1、若干象鼻相勾连。2、象鼻之间有乳隆起。3、象鼻之间，乳下陷如圈形。4、象鼻颠倒相勾连。5、象鼻颠倒相向，夹以曲线。通行于春秋战国。上述对象纹的分类，如象纹的3、4两型所举饕餮纹无耳簋和卣，其实已经不是象纹了，而是变形的鸟纹、夔纹。象首纹的2型所举夔纹编钟，也应归入鸟纹。象鼻纹所分五型，也应当是长鸱鸟纹的变形。

    朱凤瀚先生古代中国青铜器，把象纹分为两类： 一类是完全写实模拟的，仅在其上加有其他纹饰，如涡纹或曲线，见于殷代与西周早期。另一类稍有变形，如在象身上加上羽翅。
    梁彦民先生《商人服象与商周青铜器中的象装饰》一文讨论了象纹装饰题材在青铜器上出现的背景、存在的形式以及衰落的原因，该文把象纹青铜器分为了三类：一是器物本身为象形，即象尊；二是以“象”的形象为装饰母题,即象纹青铜器；三是以象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象鼻） 为装饰题材的青铜器。
    以上专著和文章对象纹青铜器作了初步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但没有对它们作系统的分型式、分期、分区域研究，同时对其起源及衰落原因、纹饰的内涵等关注不够，这将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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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象纹青铜器的类型学分析
    本文根据象纹的表现部位、形式，将其分为A、B、C三型。
    A型：6件。立体圆雕，器物整体呈一象形，象的背部有盖钮（有的失盖），象身上装饰各种纹饰，象形生动，写实性强。这类造型均为尊类，即象尊。
    容庚、张维持先生《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录入的3件象尊，即遽父己象尊（图一：1）、象尊、夔纹象尊（也称“双象尊”）⑤。另外，湖南醴陵狮形山象尊⑥（图一：2）、1973年湖北黄冈市汝王城外丰衣出土的象尊⑦（图一：3），均属此类型。1974年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出土的鸟纹象尊⑧（图一：4），器物圆雕猪形，除象的长鼻外，均仿猪的造型，背部拱起，身体比例失调，失去了大象的形象。该类型的象尊中遽父己象尊我们认为是貘⑨尊，外形与大象相似，但是没有象牙，且鼻子稍短。
    B型：21件。以象的形象作为纹饰，此类象纹依据装饰风格的不同可以分为a、b、c三个亚型。
    Ba型，5件。在青铜鬲的袋腹部上有阴线目纹一对作为象眼，象鼻下垂为鬲足。1974年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象首鬲（图二：1）、1984年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戈父工鬲⑩、扶风出土的2件象首鬲⑾、作宝尊彝鬲⑿等，均属于此类型。时代均为西周早期。
    Bb型，2件。用粗线条勾勒出大致弯曲的象鼻部分，并刻画出眼睛。1979年湖北省随州市安居桃花坡1号墓出土的象首纹鬲（图二：2）、1966年湖北省京山县苏家垅出土的象首龙纹方甗⒀均属此型。
Bc型，14件。浮雕立象的整个身躯饰于器物表面，或为一头单独的立象或为两立象两两相对。友尊（也有人称之为“九象尊”）⒁（图二：3）、湖南宁乡师古寨象纹大铙2件⒂、湖南宁乡月山铺大铜铙⒃、嵌红铜象纹壶⒄、俗作父癸簋、臣辰尊⒅（图二：4）、邢侯簋、臣谏簋、乙公簋、士上卣2件（亦称臣辰卣）⒆、琉璃河伯簋、楚公钟⒇（图二：5）属于此型。
    C型：43件。以大象身体的一部分（多指长鼻）为装饰题材，主要突出长鼻部分。器形不同装饰风格和位置有异，同一器形装饰风格和位置也不同。这类象装饰我们依据装饰位置的不同细分为a、b、c三个亚型。
    Ca型，21件。象鼻装饰于器物的足部。卷鼻象足方鼎（21）（图三：1）、妅簋（22）、琉璃河出土的伯簋、象首足簋（23）、伯簋（曲沃出土）、班簋、乙公簋、元年师簋4件、五年师簋3件、颂簋、师簋、史颂簋、不簋（24）、曾大师簋、黾乎簋（25）等属于此型。

    Cb型，10件。簋的耳部或垂珥作象鼻状，壶的兽头耳上有上扬的象鼻。祖庚孙簋（26）、卫簋、硼生簋（图三：2）、攸簋、梁其壶、晋侯壶、晋侯邦父墓壶、晋叔家父壶、虢季壶（27）、芮太子伯壶（图三：3）等属于此型。
    Cc型，12件。于器物腹壁两侧伸出“S”型的象鼻。盠方彝2件（图三：4）、盏方尊（28）、井叔方彝、伯饮壶（图三：5）、服方尊、师遽方彝（29）、美国福格博物馆收藏的龙纹方彝等属于此型。
    另有天盂（30）、亚方尊（31）、方尊、象鼻兽纹钺（32），形制特殊，附录于此。

    二、象纹装饰青铜器的分期、分区
    通过上面的类型学分析，象纹装饰铜器的分期、分区如下表所示：

    从上面的表格中象纹装饰的铜器可以分为商代晚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四个时期以及南方、中原、北方三个区域。
    商代晚期是象纹装饰铜器的起源阶段。器类有尊、铙、鼎，其中以尊、铙为主，出土地以南方的湖南地区为多。因此，青铜器装饰象尊当从湖南开始。此时在山东虽有卷鼻象足鼎出土，但为个例，器形单一，不像湖南地区除象尊外，还有象纹大铙出土。
    西周早期是象纹装饰铜器的发展的高峰期。出土象纹铜器数量多、分布地域广泛，器类丰富，如簋、鬲、尊、卣等，以簋为大宗。这个阶段象纹铜器所装饰纹饰除象纹外，还装饰云纹、雷纹等其他纹饰。此时，圆雕象装饰器物A型，在湖北、陕西有出土。Ba型器类，在北京琉璃河、陕西扶风有见。Bc型器类以簋为主，在河北、河南、北京地区出土。Ca型，在北京、山西出土，此时，只见簋上有此装饰。
    西周中期是象纹装饰铜器的衰退期。象纹铜器在数量和器类上大幅度减少，分布地域也集中在陕西、北京两地区。此时的象装饰器类有钟、簋及方彝、方尊、方壶等方形器。需要指出的是，方形器装饰象鼻突出了古人的审美观。Ca型，属此时期的元年、五年师簋均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Cb型，在陕西、北京地区出土。Cc型，这种只见于方形器上，且多见于陕西出土。

    西周晚期是象纹铜器消亡的时期。器形单一，数量减少，所谓的象纹装饰也仅是象鼻的鼻尖部分。属于该时期的Bb型器类有鬲、甗，见于湖北地区。Ca型，在山东、湖北有出土。Cb型，该时期多见于壶上，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有出土。西周晚期之后，象纹装饰铜器基本绝迹。象纹铜器在西周主要被河北地区的燕文化所吸收，在琉璃河出土有西周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不同器类，造型别致、纹饰优美。
象装饰铜器大致上可以分为南方、中原、北方三个区域。南方包括湖南、湖北；中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北方地区包括河北、北京、陕西、山西。主要集中在簋、鬲、尊、壶、铙等器类，另外，部分鼎、甗、卣、钟上也见象纹装饰，但所占比例较少。
    三、青铜器装饰象纹的思想内涵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某些动物及其纹样是人们祭祀典礼，沟通人神天地的载体，但是否所有铜器装饰上的动物纹样都起到“通神”的作用是值得探讨的。
    张光直先生在其《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一文中有如下表述：“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的动物的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的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花纹，勿宁说是很不难理解的现象。”（33）
    美国达特茅斯大学教授艾兰（SarahAllan）认为：“虽然商代青铜器纹饰母型并非再现性的，可是如果把它们放在宗教祭祀器皿这个大前提下，它们的图画意义是可以得到诠释的。这些器皿是用来向祖先神灵奉献祭品，接受祭祀的不是活人，于是，它所用的语言也一定不是这个世界的。”艾兰先生还指出：“商代青铜器纹饰母型最基本的内涵就是死亡、转化、黄泉下界的暗示。正如神话一样，它们也是在突破着真实世界的界限，以传达出一种神圣性本质。”（34）
    艾兰教授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张光直先生上述文字的延伸和升华。他们的论点被考古、历史、政治、艺术等领域广泛采用，尤其涉及到青铜器纹饰时，学者们基本上都用此观点来解释。兽面纹、夔纹、鸟纹等，成为巫师上天通神的助手，往往被认为骑着这几种兽、鸟就可与上天的神尤其是祖先神沟通，底纹中的卷云纹、直线、弧线刻纹，则表示云朵和云层，是上天的一种衬托。但是在对象纹铜器的研究中，象是一种陆生的动物，没有上天的功能，达不到人神天地相通的目的，显然上述论点是不能解决青铜器装饰象纹的。
    我们认为，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动物是受到人们尊崇的，是一种神化了的象征，这种动物是不会用于大量捕杀用作牺牲陪葬的，但考古发现证实大象是被用作牺牲陪葬的。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有象牙，有的人骨头部枕着一只大象牙，并发现种类丰富的象牙手镯等装饰品（35）；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象牙80根，长度为80～100厘米，二号坑同时还出土有120枚象牙珠和雕刻有花纹的象牙器残片（36）；金沙遗址发现大量象牙堆积坑，初步统计有1000多根，最大的象牙长达150厘米（37）；殷墟曾先后发现过两座象坑，一座坑内埋有一头幼象和一个象奴（38），另一座坑内埋有一头幼象和一头猪（39）。这些象牙或大象，即是将象作为牺牲的一种印证，以象牙代替全牲。
    从考古发掘来看，古人喜欢用象牙作装饰品、玩物及实用物品。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精美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和鸟形象牙圆雕等（40）；距今约5500年的上海青浦福泉山崧泽文化遗存T6M1人骨右手臂上戴有4件象牙镯（41）；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出土有镂刻的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等（42）；安阳殷墟出土有较多象牙制品。妇好墓出土象牙杯2件，带流筒形器1件，皆用一整块象牙雕成，雕刻精细、花纹繁缛。同时出土有两件玉象，形态生动，颇似幼象，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赏玩之物，死后成了陪葬品（43）。
    从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到商周时期的墓葬之中，都曾出土有数量不等的象牙制品，如商代的象簪、象珥、象揥等；周代的象床、象觚、象环、象栉等（44），说明古代先民很早就有利用象牙进行雕刻加工成各种使用之物的习俗。从考古发掘来看，象牙制品大多数出土于大墓和中型墓中，多为实用器，应是墓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如果大象是一种信仰或崇拜对象，岂会用它来作为牺牲或陪葬？而且把象牙从大象身上取下，加工成装饰品或实用器物，这本身就是违背宗教信仰的一种做法，也似乎不是对待信仰或崇拜对象的方式，又有玉象等来把玩，倘是信仰上的崇拜，这在情理上是讲不通的。
    我们认为，象纹饰出现在铜器上应不是出于宗教信仰或崇拜，而是时人对大象喜好的表现，大象温和柔顺、安详端庄的品格，有德性之喻。宣德训诫、垂范后世，当是青铜器纹饰的主要功用。赵世超先生《铸鼎物象说》一文深刻剖析了“铸鼎物象”之“物”（这里主要是指想象动物纹和几何纹），其功用除“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外，在于“识善恶、禁不若、御罔两”（45）。
    可见青铜器装饰纹饰，很大程度上是有道德教化的寓意。大象温和柔顺的品格是为人君子所崇尚的，是“德性”的象征物。
    大象也是一种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如上文提及的和猪一起陪葬。大象的皮、牙、骨均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尤其以大而长的牙所费不赀，备受珍爱。
    《尔雅•释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郭璞注：“犀牛，皮、角；象，牙、骨。”刑昺疏：“犀、象二兽皮、角、牙、骨，材之美者也。”（46）
    《说文》：“象，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47）
    《楚辞•离骚》：“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王逸注：“象，象牙也。”（48）
    《史记•宋微子世家》：“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日：‘彼为象箸，必为玉桔。’”（49）
    可见，大象最突出的就是其长鼻和光亮的象牙。而象牙始终是珍异之物，受世人追捧。上文提到考古发掘出土象牙及其制品的墓葬多数为大墓和中型的贵族墓，多为实用器，是墓主人生前使用之物。这反映出象牙是一种财富与身份的象征。《诗经•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50）《战国策•齐策三》：“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献象床。”（51）《古本竹书纪年》：“魏哀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52）
    这表明象牙此时已是社会物质财富的象征物，是一种珍贵而又特殊的物质资源，对其的占有显示了占有者的财富和权力。
    综上所述，先民之所以喜欢大象这种动物，这是由其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大象性格温和、憨态可掬，加上其体格健壮，生命力旺盛，博得先人的偏爱当在情理之中。长鼻是大象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大象的鼻子不仅具有呼吸和嗅觉功能，还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诸多功用，如摄取食物、饮水、进行攻击、玩耍嬉戏、交流感情、传送信息等；尤为重要的是，大象的长鼻可以搬运物品，现在东南亚地区的泰国、老挝等国仍旧驯养大象，多用于开荒、筑路、搬运粗木，经过驯服的大象能轻松地卷起几百公斤重的树木或货物，一头象抵得上20-30个人的劳动力（53），这在早期上层社会的宫殿建筑、普通民众的劳动等方面，无疑是最好的畜力。因此大象作为劳动力的作用更为明显，深受人们的喜爱。
    补充阅读：青铜器与龙纹饰

    四、象纹装饰青铜器衰落的原因及研究的意义
    大象在新旧石器时代延绵至西周早期是中国北方、黄河南北很常见的动物之一。殷商及其之前时期北方地区的墓葬中出土象牙、象骨及其制品，殷墟出土象骨卜辞（54），甲骨文中关于“获象”、“来象”的记录（55）等，都表明了殷商时代中国北方地区象大量存在的事实。
    罗振玉先生《殷虚书契考释》：“日象，……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为字从手牵象，则象为寻常服御之物。……知古者中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56）
王国维先生认为：“《吕氏春秋》‘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则象，中国固有之，春秋以后乃不复见。”（57）
    徐中舒先生《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考证了河南的简称“豫”字是“象、邑二字合文”，“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并指出旧石器时代绵延至殷商以前．中国北方地区是有野生象的，且殷代大象被用于从事农业生产等活动（58）。另外，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有象纹装饰及象尊。上述这些事实证明了商代中原地区大象的普遍存在，且与时人生产、生活关系紧密。
象纹装饰青铜器的衰落与中原气候的变化、人类的活动、大象的南迁不无关系。
    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后期，我国一直处于“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Climaticoptimum）”，亦称作“全新世大暖期（Megathermal）”。施雅风等人选择8.5-3KaBP为我国大暖期的起迄时间，并指出亚洲象（Elephusmaximus）在8-3KaBP分布到40°10'N的河北省阳原县，而现在仅限于24°N附近的云南省西南部（59）。
    商代末期（距今3100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环境开始恶化，气候特点由温暖湿润变为干旱而温热（60）。
    《古本竹书纪年》云“胤甲即位，居西河，十日并出”，“太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61）。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商代末期气候趋于干冷，降水量减少。
    关于殷代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气候，胡厚宣先生利用甲骨卜辞从八个方面论证商代后半期，即殷商时期，我国黄河流域之气候，比较今日为热（62）。竺可桢先生通过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后认为：“近五千年期间，可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并依据历史和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我国在近5000年中，最初2000年，即从河南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冬季温度高于现在3℃-5℃。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殷末周初）（63）。
    周初，商末期我国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气候的这种干冷化继续蔓延，但气温并非骤降，仍然属于温暖型气候，黄河流域仍旧生活着喜温热气候的动物貘、兕、象等。“周朝的气候，虽然最初温暖，但不久就恶化了。”（64）“周初之后，即公元10世纪左右，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东亚季风格局发生突变，西北季风势力大大增强，从此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寒冷期，气候状况由温暖湿润变得寒冷干旱。这种寒冷干旱的气候状况延续了大约两个多世纪，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81年）才又暖和起来。”（65）
    《古本竹书纪年》云：“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晋襄公六年，洛绝于（氵向）。”“晋定公十八年，淇绝于旧卫”、“二十年，洛绝于周”。“晋出公五年，浍绝于梁”、“丹水三日绝，不流”、“二十二年，河绝于扈”。“晋幽公七年，大旱，地长生盐。”“晋烈公二十二年，国大风，昼昏，自旦至中。”“魏惠王二十五年，绛中地坼，西绝于汾。”（66）
    上述文献记载说明了西周乃至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气候仍处于寒冷干旱期。这导致了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西周时期我国亚热带北界与现在相比南移约一个纬度，亚热带地区的植被增加耐寒成分，物候推迟，春季终霜期提早”（67）。
    由于气候的寒冷化，殷商周初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喜温热气候的貘、兕、象等动物日渐稀少或者南迁。
    中国境内大象的南迁，有学者已经做了探讨，如何业恒先生认为，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历史上适合野象生存的环境逐渐南迁，夏商周时期在我国中原地区广为分布的野象到今天只存在于西南一隅，这是不争的事实（68）。关于象南迁的时间，徐中舒先生考证认为，“其事明在武庚既灭，成王亲政之后，象之南迁，当自此始”（69）。“既战国时，黄河流域居民，已不见生象。”（70）梁彦民先生从社会史的角度寻找象装饰衰落的原因，“象文化是商民族的一种文化，……商人服象、商人以象为祭牲。而这些现象在周人中没有发现。周公东征之后，商文化逐渐被传统的周文化所取代，象装饰的衰落也成为必然（71）。
    人类的捕杀，使得大象数量减少。“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72）。可见宝鸡茹家庄出土的鸟纹象尊即是“诸人意想之象”。
《左传•襄公》：“象有齿以焚其身。”（73）
    《太平广记》卷四四一云：“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楚、越之间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国即多白象，余有亲旧曾奉使云南，见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若中夏之蓄牛马也。”
    “广之属城循州、雷州皆产黑象，牙小而红，土人捕之，争食其鼻，云肥脆，堪为炙。”《太平广记》的成书年代去商周很晚，但是可以作为人类捕杀大象的一个旁证。
    综合以上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在探讨象纹装饰铜器衰落的原因时，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气候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方面。大象的南迁，主要在于大象自身习性的限制，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的活动地影响。大象对气候由暖转冷的不适应，只能南迁至温暖的地方，而生态、气候的变化正与大象南迁的分布相吻合。
    由于人们很难见到大象，所以铜器上象装饰纹也就发生变形，如陕西出土的象尊便是模仿猪的造型。青铜器上装饰象纹也就逐渐衰落了。
    大象装饰于几种特定的器类上，这是由古人的审美观与器物的造型决定的。早期的象尊体现了大象的特征，长鼻、柱足，给人以稳重感。装饰于鬲上，以大象的眼睛突显对称美，鬲的足部即为象鼻；装饰于簋上，早期既有以象鼻为足又以象鼻为垂珥的簋，发展到后期象鼻基本上简化为簋得垂珥；方形器上左右伸出长鼻，这是讲求对称美。这种对称的纹样表现方式，给人以平衡、稳重、安定的感觉。同时，这种装饰手法还考虑到象纹与器物造型的关系，如上述山东出土的卷鼻象足方鼎、琉璃河出土的伯簋、服方尊等，这在当时工匠设计施用部位时，从器物造型的特点考虑，使象鼻与器物造型相协调，增加器物的美感。
    象纹装饰铜器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流行的一种铜器装饰风格，装饰风格独特、时代性强。对象纹装饰铜器的类型学分析、分区域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此类铜器的发展序列和青铜器分期断代的研究。象纹装饰铜器的起源、发展及其衰落原因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象纹装饰铜器的本身含义，以及所反映的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气候状况、古人的生存环境。

    （本文从选题到完稿都得到张懋镕、曹玮先生、郭妍利女士的悉心指导，罗丰先生亦提出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①（宋）吕大临、赵九成撰：《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92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②容希白：《商周彝器通考》（上册），125-146页，台湾大通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二年（1973）十二月出版。
③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39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④（71）粱彦民：《商人服象与商周青铜器中的象装饰》，《文博》2001年第4期。
⑤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5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⑥傅聚良：《谈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
⑦湖北省博物馆编：《湖北出土文物精粹》，81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⑧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5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⑨貘mò，《广韵》莫白切，入陌明。铎韵。一种形似犀，但鼻端无角，较矮小的兽。属哺乳类貘科动物。高1.05-1.15米，长七八尺，重250公斤上下，尾短，几乎不见，鼻端向前突出很长，能自由伸缩。皮厚，毛少，身体中部灰白色，其余各部黑色。前肢四趾，后肢三趾，栖于密林多水处。善游泳，遇敌即逃入水中。食物以嫩芽、果实、树叶为主。可以养驯，肉可食，据云味美。产于马来、爪哇、南美等地。摘自《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六卷），3915-3916页，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
⑩《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编委会、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铜器》，102、10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⑾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6-23页，《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⑿《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青铜器》（上卷），142页，线装书局，2006年。
⒀湖北省博物馆编：《湖北出土文物精粹》，79、8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⒁杜迺松：《记九象尊与四蛇方觑》，《文物》1973年第12期。
⒂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几件铜器》，《文物》1966年第4期。
⒃盛定国、王自明：《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文物》1986年第2期。
⒄《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青铜器》（下卷），192页，线装书局，2006年。
⒅容希白：《商周彝器通考》（上册），126页，台湾大通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二年（1973）十二月出版。
⒆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57、58、84、12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册，钟、镈一）》，31页，中华书局，1984年。
（21）佟佩华：《铜卷鼻象足方鼎》，《文物》1994年第3期。
（22）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3）《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编委会、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铜器》，41、11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4）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57～10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25）湖北省博物馆编：《湖北出土文物精粹》，76、83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26）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3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7）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57-13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28）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青铜器图释》，18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
（29）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49、5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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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4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32）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152、2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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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91-94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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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汉）王逸：《楚辞章句》辑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千零六十二册，1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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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今夕其雨？……其雨？之（兹）夕允不雨……获象。（《前编》3•31•3）；贞口其来象三？（《后编》下5•1）。
（56）宋镇豪、段志洪主编：《中国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献集成》第七册《甲骨文考释•文字考释•殷虚书契考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57）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观堂别集（卷二）•卣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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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中国科学》（B辑）1992年第12期。
（60）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61）李民等：《古本竹书纪年译注》，26、5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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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另见《中国科学A辑》，1973年第2期，又收入《竺可桢文集》，475-498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6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A辑）1973年第2期。
（65）李喜峰：《论西周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西周社会变迁》，3页，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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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龚高法、张丕远：《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界线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1984年。
（68）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110-136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72）（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第六《解老》第二十，148页，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
（7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三）•襄公•二十四年•二》，1090页，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