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铜兵器看巴蜀文化的传承关系

西周虎纹戈 陕西宝鸡竹园沟出土（图1）

战国虎纹戈 四川出土 四川博物馆藏（图2）

西周虎纹戈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3）

    从考古发现看，巴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明显滞后于中原文化，尤其是巴蜀地区出土的大量独具特色的青铜兵器，如虎纹戈、三角援戈、柳叶剑等，是探讨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最好资料。
    本文所述青铜兵器皆出土于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其中大部分是国墓地考古发掘，不但器物组合资料完整，而且时代准确。还有一些虽然属于零星征集品，但有前者作参照比较，因此其年代与文化属性也基本相同。这些兵器的出土范围虽然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与关中文化圈，但却与巴蜀地区出土的兵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虎纹戈  虎纹在各种巴蜀兵器上最为常见，虎纹戈是一种地域性极强、文化特征十分显著的兵器，因此也就成了巴蜀青铜兵器的显著标志。这些虎纹多用写实手法刻划，外形简洁、清晰，昂头张口，虎尾下拖或上扬并卷曲，虎头部神态平和，身形短小，并不十分威猛。  
    陕西宝鸡竹园沟墓地19号墓出土的虎纹铜戈，短胡一穿，长援微弯，有阑，上下出齿，阑上有侧翼，援本饰虎头纹，裂口露齿，虎耳恰作侧翼，援身以云雷纹衬地；长方形直内，上有细阴线凹槽两周，并残留有木柲痕迹，通长23.8厘米（图1）。它与蜀地出土的虎纹戈（图2）酷似。区别在于宝鸡的这件是西周早期的，而蜀地的这件却是战国时期的。另有一件也是竹园沟墓地出土，与上略有不同，长方形直内，上有一圆穿，援本饰虎头兽面，通长25.2厘米（图3）。竹园沟墓地4号墓也出土了两件虎头纹的戈（图4），虽然与19号墓出土的稍有差异，纹饰似兽面，实则是虎纹的变形，同属浮雕式的装饰手法。这些虎纹戈在关中西部的周原也有发现，如扶风下河村就出土两件援本饰有张口虎纹的青铜戈。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宝鸡接壤的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葬中也发现援本饰有虎头纹的戈，与宝鸡竹园沟19号墓所出几乎完全相同。不仅如此，长安沣西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短胡戈，援本部亦有饰虎头纹的。显然，这种虎纹戈从分布范围上看，并不局限于巴蜀地区。从资料上看，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青铜戈上就有虎纹。可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有得到及时保护，落入古董商人手中，后来辗转到了美国，现藏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

西周兽面纹戈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4）

    虎纹戈的分布多集中在西部地区，一是以宝鸡为中心的渭河流域，二是巴蜀地区，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还未曾发现过带虎纹装饰的青铜戈出现。虽然这些发现还不足以改变虎纹戈在巴蜀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这就是关中乃至中原一带发现的虎纹戈，除出自河南浚县辛村者外，都是经过正规的考古发掘而出土于西周早期的墓葬中，也就是说，时代问题是探讨巴蜀文化渊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宝鸡地区出土的虎形饰戈都在西周早期，春秋战国未曾出现。巴蜀出土的青铜戈上有虎形装饰的几乎全在战国时期，如成都三合场、武侯祠、罗家碾、百花潭，健为县金井中学、荥经县同心村、郫县独柏树等地都有大量出土。
    从时空发展上足以说明，以虎纹作装饰的青铜戈，应该源于关中西部以宝鸡为中心的周文化活动区，包括甘肃灵台和沣一带，与巴蜀文化之间应当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也可以说，巴蜀地区的虎纹戈装饰手法源于关中西部地区，到了战国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形成了独有的风格。如峨眉符溪、万县新田出土的青铜戈，除援本部饰虎纹，虎身尾延展至胡部外，虎头下还有一人梳双髻，踞坐；郫县独柏树还出土一件青铜戈，两侧各饰一完整虎纹，虎侧还有人形纹；成都交通巷出土一青铜戈上饰全虎纹。汉水流域的陕西城固一处商代中晚期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件透雕的虎纹铜钺，这件铜钺上的虎纹形象与蜀地出土的虎纹戈上的虎纹极相似。湖北襄阳和秭归虽各出土了一件上饰有虎纹的青铜戈，湖南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青铜戈，援后近阑处有一虎纹，但是这些戈的时代都在战国时期，与蜀地的虎纹戈同时代，明显晚于关中地区。因此，这种以虎纹作装饰的戈应该源于关中西部的周文化区域。

    三角援戈  三角援戈是青铜兵器中形制较特殊的一类兵器。与虎纹戈相比，其延续时间更长，分布范围更广。戈援部近似等边三角形，援后部中间多有一圆孔，绝大多数无上下阑，但在援本上下端各有一长方形穿用以固定柲，长方形直内上多设一穿。与长条援青铜戈相比，三角援铜戈器身短而宽，前锋钝圆。三角援戈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是研究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兵器。

西周三角援戈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5）

    从时间上看，四川新都新繁水观音出土的三角援戈时代可以到商周，而新都马家墓地出土的时代已到了战国中期。这虽然是研究巴蜀文化早晚关系的重要资料，但是与陕西关中西部，乃至城固、洋县一带出土数量可观的三角援戈相比较，其范围还是有点狭小。宝鸡竹园沟出土的三角援戈（图5），无胡，援部宽短，援锋圆润，几乎作正三角形，有中脊，本部有一个圆穿和两个长穿，长方形直内，内上有长条形穿，通长21.5厘米。再如图6，援身厚重，未见使用痕迹，当为明器戈，无胡，直援，锋急收呈锐三角形，本部有一圆穿，直阑较高，阑上下出齿，长方形直内，通长8.1厘米。还有图7、图8，虽然是零星征集入馆藏，具体出土地不甚明确，但其大多出在宝鸡地区则是无疑的。这些三角援戈的时代特征与竹园沟墓地出土的无异，说明其文化范围不仅达到了巴山以北，并且已延伸至秦岭北麓的关中西部，这种文化现象很可能与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从关中西部宝鸡到汉中，再进入蜀地，是古代沟通中原与巴蜀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通道。

西周三角援戈（图6）

西周三角援戈（图7）

西周三角援戈（图8）

    根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在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中也出土了一批三角援戈，其时代可以早到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因此长江流域的黄陂一带的传播路线也不可忽视。

西周直内戈 宝鸡茹家庄出土（图9）

西周嵌绿松石铜戈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10）

西周目纹戈（图11）

    此外，还有几类兵器也与巴蜀文化有关，虽在两地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但可综合探讨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宝鸡茹家庄墓地出土的西周直内戈比较特殊，时代较早。戈援肥宽微弯曲，锋尖利，无中脊，无胡，无穿，两面有三角形凸起，直阑较高，上下出齿，长方形直内较细，内上有一圆穿，通长24.5厘米（图9）。这种戈在新近发掘的成都金沙遗址中也有发现。竹园沟墓地出土的西周铜戈，最大的特点是镶嵌有绿松石，通长23.7厘米（图10）。另外还有西周目纹戈，援本部饰兽目，援身饰剑齿纹，通长24.5厘米（图11）。西周无胡戈，援宽厚，无中脊，阑侧有两蛇首形翼，用以固柲，内上无穿，通长22.9厘米（图12）。西周銎内钺，像一长柄斧头，常作为持有者权力的象征。这件钺出土于竹园沟墓地，身呈长方形，刃部较宽、有磨损痕。与巴蜀文化联系较紧密的是钺本部饰虎头纹装饰，虎圆睛、裂口、利齿，前爪外露，作扑食状。銎口椭圆，上下两端各有弦纹两道，上有钉孔固柲，銎径内有木柲痕。长方形直内，内上角圆杀，下角有缺口，通长14.5厘米（图13）。再就是西周燕尾内钩戟，是一件戈矛连体的戟，戈部长胡三穿，援部有三条脊棱，本部一圆穿，长方形直内，内后端呈燕尾状，矛锋尖利，有倒刺，通长22.5厘米（图14）。西周直内戟，刺戈合体，戟体较薄，勾戈部分援部呈三角形，上胡延作刺部，下部较长，微残，戈锋尖利，有中脊，本部有一圆穿，有三长条形穿，长方形直内，戟部横长19.8厘米（图15）。这两件戟都是竹园沟墓地出土，相似的戟在甘肃灵台白草坡、河南浚县辛村墓地也有出土，与上述虎纹戈的出土地相同，因而是从器物组合上研究巴蜀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西周无胡戈（图12）

西周銎内钺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13）

西周燕尾内勾戟（图14）

西周直内戟（图15）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带有图案装饰的戈。一是援部饰云雷纹衬地的长条兽形纹戈（图16），二是援部与内部饰羽毛图案的戈（图17）。这两件戈的时代都比较早，图案装饰手法都具有巴蜀文化区域比较常用的典型风格，在国墓地的兵器中也能看到。问题是它们都是从宝鸡地区征集入藏的，虽不如考古发掘有着严密的组合关系，但是所反映出的地域和时代特色与巴蜀兵器上的紧密联系，成为探讨古代关中与蜀地文化之联系的重要资料。

西周兽形纹戈（图16）

西周羽毛纹戈（图17）

    柳叶形短剑  剑是古代中国最常用也是最普通的兵器之一，这种短剑虽然也是巴蜀地方特色比较强的一种兵器，从组合关系上看，它与上述虎纹戈不但共出，而且时代和出土地基本都是重合的。如周原腹地岐山贺家村、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安沣西张家坡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都有这种柳叶短剑的出土。也就是说：关中地区的这种柳叶短剑与蜀地的有着同样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但其与蜀地柳叶青铜短剑的渊源关系就没有虎纹戈那样单纯和清楚了。
    关于这种柳叶形短剑的起源，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有的学者认为其起源并不在巴蜀地区，因为迄今还没有发现它的起源发生序列。再者柳叶形剑在巴蜀地区一经出现，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剑型，这就表明这种剑型是外来的，应当源于外来文明。这种剑型传入巴蜀地区的可能路线，是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对于这种学术争鸣，在此没有必要展开讨论。

西周柳叶短剑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18）

西周柳叶短剑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19）

西周柳叶短剑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20）

西周带鞘柳叶短剑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22）

    宝鸡竹园沟墓葬出土的柳叶形短剑的时代多数在西周早期成、康之际。这些青铜短剑形制相似，仅有大小、长短之分。剑身和茎连铸，无格，剑身接茎处收敛明显，剑刃平直，有中脊隆起。有的剑茎较短，茎上一圆穿，并留有木柲痕迹，长27.8厘米（图18）。有的茎上二穿，长27.3厘米（图19）。有的剑身后端饰蛇纹，长27.8厘米（图20）。茹家庄墓地的柳叶形剑出土时，茎上木板夹合痕迹十分清楚，木柄上缠绕丝绳，茎后端有剑把头，剑把头未和剑茎连铸。中空，上有花纹，剑茎末端插入其内（图21）。竹园沟出土的柳叶形剑都出自棺内墓主右腹侧，当是墓主生前防身的短刃兵器。这些青铜短剑大都有剑鞘，剑鞘内侧有皮革或木质衬里，外面包裹有薄铜片，剑鞘上还饰有透雕的动物纹饰（图22）。这些柳叶形青铜短剑都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在组合关系、时代、地点上都十分明确，因此在探讨它们的渊源关系上有重要价值。

西周柳叶铜矛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23）

西周柳叶铜矛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24）

西周柳叶铜矛 宝鸡竹园沟出土（图25）

    不仅如此，蜀地青铜矛也大多为柳叶形。这种现象在关中西部地区的青铜兵器中也十分突出。这些柳叶形的青铜矛也是与虎纹戈、柳叶形剑共出的。竹园沟墓地出土铜矛8件，出土时木柲痕清晰可见。这些柳叶形矛，锋尖利，有中脊，啜特长，几乎与锋长相等。有的啜部无孔，上有两半环，通长24厘米（图23）。有的矛锋两叶接啜处收分较缓，啜短，上有孔固柲，两侧有三角形环，通长18.6厘米（图24）。有的矛锋两叶宽大，中脊为圆棱突起，中空，与啜相通，啜上有二孔，用以固秘，銎口处有半圆形环，长22.8厘米（图25）。这些组合所反映出的文化属性上的意义，是其他未经科学发掘或是单体发现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探讨关中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