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风雨 历尽劫难的西周彝器大克鼎

大克鼎（西周彝器）

    每次去上海博物馆，我总要参观青铜器陈列室，到了青铜器陈列室，又总要看西周彝器大克鼎。这固然是因为鼎的体积之大，还有更重要的是鼎的造型之美。
    它那微敛的口部，方方的唇，宽宽的沿，鼓出的腹部，大立耳，蹄足，气魄真是够雄浑厚重的了。再看它周身的纹饰，也透露出一种厚朴美，和它的造型浑为一体。从玉器纹饰演变过来的兽面纹，到这时已经完全变形，仅存双目和一些弯曲的条纹，浮现在颈部，那方方眼眶中的瞳仁，似乎在水灵灵地转动，这是不是异化了的生命？宽大的波曲纹，在它的腹部形成了带状与环状相结合的浮雕，有起有伏，连续反复，有着一种活泼舒畅的律动感。还有那排列28行290字的铭文，是少见的金文书法杰作。整体布局严谨，字迹端正质朴，行款纵横疏密有致，和鼎身纹饰风格脉脉相通。文物界的一代宗师徐森玉先生和它初次相见时也惊叹：“（大盂鼎与大克鼎）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美，若以小盂鼎、小克鼎与之相比，真有大巫小巫之别了。”
    数千年时光的流逝，给它披上了遍身斑驳的铜绿，但历史的烟尘封不住它散射的时代光环。铸刻的铭文告知我们：大克鼎的最初主人是克，西周孝王（距今2800多年）时的膳夫，专管周天子的饮食，属于“天官”。克的祖父师华父是周室重臣，辅弼王室，德厚功高。周天子感念师华父的功绩，就任命克为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宫廷大臣。官职爵禄世袭，单传嫡长子、孙。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得之祖父的余荫，于是作了这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这铭文是周天子把土地赏给臣民的记录，对于西周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青铜器：青铜器鉴赏
    我们应该感谢那位叫克的人，作为这件鼎的最初主人，为后人留下了这件集科学、历史、艺术于一身的古器，使我们知道了两千多年前的许多事情。我们更应该感谢珍藏这尊鼎的最后一位主人潘达于先生，她视大克鼎如生命，历尽劫波，终于把它保护起来，最后又把它送进文物殿堂：博物馆，完成了作为收藏家的最神圣的使命。
    上海博物馆有着不忘旧德的传统风范，他们总是把大克鼎和潘达于的名字连在一起。潘达于，1903年3月出生在苏州，原姓丁，1923年18岁时出嫁到潘家。因丈夫潘承镜早逝，为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财的责任，改姓潘，名达于。
    苏州潘家是大户，但分两族，一是大儒巷的“富潘”，族大，兄弟子侄众多，从事金融工作者多。一是钮家巷的“贵潘”，世代书香，曾出过状元、进士、探花、举人，代代有人在朝中做官。。
    关于大克鼎出土的时间，博物馆陈列时曾标明：“189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中国大百科全书，各种金石学著作都沿此说，姚芳藻在《古鼎悲欢录》一文中亦称“大克鼎1890年在陕西扶风支门寺出土，被天津柯氏购得，他（潘祖荫）再从柯氏那里重金购买来的”今人姜鸣则认为：潘祖荫本人死于光绪16年（1890年）12月，如果克鼎出土于1890年，从出土、转手、再转手到北京为潘祖荫所得，实为不可能。姜鸣的发现，对大克鼎出土年代是以匡正视听。姜氏治学严谨，实堪敬佩，值得记功一等。
    潘达于告诉笔者，大克鼎曾多次被贼觊觎。有一次在花园围墙下草丛里，发现藏着四麻袋青铜古董，这分明是偷贼来不及运出的文物。青铜器最大最重的要数西周克鼎和盂鼎。据潘达于祖父说，克鼎是祖荫公得自天津柯氏，盂鼎原是左宗棠之物，他为了报答祖荫公营救之恩赠送的。这两件稀世宝物外国人知道在我家，曾经派人来试探，说是愿意用六百两黄金外加洋房作交换，潘达于想起祖年公曾叮嘱这些珍贵文物来之不易，要妥加保护，传给子孙后代，因此一口回绝。连外国人也眼红，倒更加使我知道它的重要。传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苏州时，为了得到大克鼎和大盂鼎，在潘家中掘地三尺，由于潘达于周密保护，他们也没能得到。
    1949年5月，苏州、上海相继解放，八月即专门成立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政策。1951年7月，已经从苏州移居到上海的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愿将两大鼎呈献。
    继献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从50年代到60年代，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献字画99件；1957年献字画150件；1959年献161件。另外还献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画。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