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下午,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的几位农民,正忙着为小麦浇水而修建水渠,不想,一处西周晚期青铜窖藏乍然“现身”……
当地政府与专家随即展开了“文物保卫战”,清理发掘出27件(组)100多件珍贵文物。
■100多件青铜器距地表仅20厘米
宝鸡市文物局副局长刘宏斌说:“11月8日下午,我们正在研究第二天如何奖励红卫村发现青铜器的农民时,五郡村农民刘银科打来电话,说发现了青铜器……”
陕西省周原一带是周朝发祥地,东起武功县、西至凤翔县、北至北山、南到渭河,总面积数百平方公里。商朝末期,古公亶父率领周部族迁徙到周原,在这里建邦立国,定国号为周,遂成为王室重地,其核心区则是指岐山、扶风两县接壤处。自汉代以来,周原已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是我国目前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地区。
11月8日晚9时许,宝鸡市文物局局长、科长等赶到了青铜器窖藏现场,其时,扶风县主管县长、文物局长、公安局长等已经先一步到达,办公会在麦地里紧急召开,决定先清理一部分已经被扰动的青铜器。
刘宏斌说,针对部分已经被扰动的青铜器,考古人员根据农民反映的情况,对其进行了原址复原,在有关摄像等资料被成功提取后,考古人员对部分青铜器进行了保护性清理,然而,当人们将20多件青铜器,送到扶风县博物馆库房时,已经过了子时。
按照方案,考古人员11月9日对窖藏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发现了窖藏的窖口,确认了青铜窖藏的性质。经过清点,共出土27件(组)计100多件西周青铜器,其中刻有铭文的有六七件,内容涉及召公、弋、白(柏)等四五个家族,其中涉及召公家族的两篇铭文长达110多字。
扶风县博物馆馆长胡社生说,青铜器中包括礼器、兵器、车马器、酒器等,其中编钟5件、簋2件、尊2件,矛12件、瓒3件,鼎1件,以及车马器小件与车饰一组。除青铜器外,还有汉白玉扳指1件。
■“青铜之乡”的故事
谈到当地农民对文物保护起到的重要作用,宝鸡市文物局副局长刘宏斌兴奋地表示:“当时,忙得不可开交。除新发现的窖藏外,扶风县上个月出土了一批青铜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部门在周原组织了大规模考古发掘。1976年前后,在岐山县发现了凤雏西周宫室建筑基址,并且出土甲骨21050片,其中有字卜甲293片共900多字;在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一次出土青铜重器103件。这些成果的取得,都与当地农民的积极配合有关。
2003年1月19日,眉县杨家村的5位农民在取土时,偶然发现了一处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的27件青铜器上均有铭文,涉及西周11代12王,并记载单氏家族8代与其的对应关系,对于周王世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2006年10月15日下午,扶风县上宋乡红卫村农民在砖厂劳动时,发现了一个商末周初的墓葬,当即报告了文物部门,经抢救性发掘,出土青铜器等19件文物,其中铭文“太子丁”涉及商代末期帝乙或帝辛的儿子。
11月9日下午,闻讯赶来的陕西文博专家,将青铜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知名青铜器专家、古文字学家、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镇烽、王辉与王占奎等人士,随即对这些青铜器进行了初步鉴定,从铭文、器形、花纹等综合特征认定,它们属于西周中晚期铜器,其埋葬年代则在西周晚期。
■与周公地位相等的召公等“现身”
记者发现12件青铜矛非常锋利,可按常规兵器一般不与礼器放置一起,不知青铜矛的出现又该作何解释?在两件青铜簋、两件大口尊的内壁和两三件编钟上刻有铭文或族徽,青铜簋上的字句相对简单,两件大口尊上则是长篇铭文。
经多位专家释读,两件青铜簋上的铭文内容有“白眉夫作宝簋”与“作父辛戈”,其中“白”可通“柏”姓,“戈”则是族徽,显而易见,这两件簋的铸造人是两个家族。无独有偶,5件青铜编钟也是分为两组,显然也是分属两个家族,其中,一件青铜簋上,直接铸着族徽标志——在享字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册字。然而,既然属于不同的家族,那么多件不怎么配套的青铜器,缘何“走到一起”呢?
在两件器形一致的大口尊内壁,铸造着110多字,内容几乎一样的长篇铭文。
吴镇烽研究员说:“两件器形首次发现的青铜尊内壁都有长篇铭文,除个别字词外,两篇内容基本相同。内容涉及召公的老婆‘召姜’,以其所具有的更为尊贵的‘以君氏’的名义,对‘周生’等人进行劝解,其中,涉及两个贵族之间的财产纠纷。”
对于两件“召姜”尊的主人,专家认为,很可能与传世的两件青铜簋属于同一个主人。据了解,在两件传世青铜簋的铭文中,都有“五年周生”与“六年周生”等与召公有关的字句,即它们的主人很可能是召公家族的同一个人。
虽然青铜尊精美,其器形也是首次发现,可细心的专家还是发现,其中一件尊的铸造曾进行过二次修补。
一个窖藏之内为什么会出土属于四五个家族的青铜器呢?王辉研究员说,这些青铜器的年代有西周中期的,也有西周晚期前段的,这么多家族的青铜重器同时放在一个窖藏内,说明这些青铜器在埋藏前已经过长期的流传,而这些青铜器的流传过程,对于研究西周社会与历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