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国宝“黄河牛”

　　回访我曾驻足过九年黄河之滨的劳改农场时，场长问我：“你见过黄河，但是你见过‘黄河牛’吗？”

　　我说：“见过。咱们农场不也有吗？”

　　“你说的是耕牛，我说的是铁牛。” 他说，“它是从黄河故道挖出来，在蒲州博物馆收藏展出。”

　　我还想说什么，他已经派了一辆吉普车过来，对司机说：“过去，他是咱们场的‘劳改犯’；今天，他是回访的‘娘家人’。你拉他去蒲州，看看出土的国宝‘黄河牛’。”

　　其实，我对蒲州非常熟悉。在五更寒天、东方欲晓的上个世纪的70年代后期，我浪迹到了永济伍姓湖劳改农场的时候，因为它身旁就是黄河，为了寻找精神寄托，我在周日休息时，常常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风陵渡去看黄河。古老的蒲州，离风陵渡不远，因而在那个年代，我多次去过古老的蒲州。蒲州不仅是远古年代圣君尧的故乡，古诗中的“蒲津渡”在这儿演绎出无数人文故事。这儿还是《西厢记》的萌生之地，张珙和崔莺莺的爱情之巢，也搭在古老的蒲州，那儿留下一座高高的莺莺塔。当时，我还站在黄河这边，向黄河之南眺望，因为黄河对岸是陕西的古老韩城；韩城是汉代文史学家司马迁的出生地，中国历史中的千古绝唱《史记》的作者。但我不知道黄河泥沙之下，还深埋着镇河之宝黄河铁牛——而几个庞然大物，就出土于古老的蒲津渡旁边，蒲州博物工作者，把这几个庞然大物硬是搬到城郊来了。

　　待汽车到了今日蒲州，面对那铁牛、铁人、铁柱、铁锁，我惊得目瞪口呆：四只铁牛通体发亮，像是抹着一层油蜡；那滚圆的身躯以及牛头、牛角和牛的四蹄，被唐代的能工艺匠们，打磨到如同真牛再生一般。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唐代老祖宗的铸造工艺，到了如此完美无瑕的程度。更引人思索的是，铁牛身旁分别站着四个铁人，从装束的异同上，可以看出他们分别是汉、蒙、维吾尔和藏人，这又是盛唐时代民族和睦疆域辽阔的一个佐证。当初这铁牛和铁人，其图腾的象征意义是镇河之宝，用以保护蒲津桥免受黄河洪水之灾；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重达几百吨的庞然大物，在上个世纪之尾运到意大利和西欧巡展时，不仅引起意大利的震惊，一时之间还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之所以如此，因为有些西方国家，人文历史积淀较薄；而这几只黄河铁牛，诞生于公元中世纪中国绝顶的工艺制造，不仅令人眼花缭乱，还从几个牵牛人身上，折射出盛唐时期的历史光焰。

　　事后，读史得知：这座蒲津桥建成于唐代。大桥落成之后，曾举行过庆典。唐太宗李世民，出了长安亲临黄河西岸蒲津桥头，骑马过桥后还曾亲自题诗一首。因其诗很长，在这里摘引诗中四句，供读者想象当时大桥落成后的盛景：

　　曲岸非千里

　　斜桥异七星

　　远近随影动

　　轻重应人行

　　对比盛唐众多诗星诗圣来说，李世民之诗绝非好诗，但此诗至少记录下了唐太宗过蒲津渡索桥时的心绪和景观。后来的唐代文人墨客，如温庭筠、李商隐……都有关于此桥的诗作留世（一些读者可能误将其解读为描写蒲津渡的诗作了）。可惜的是，此桥建成后从盛唐至南宋，只存活了五百多年历史，元兵南进时烧毁了这座大桥，便只剩下铁牛、铁人与铁锁、铁柱，相依相伴了。

　　索桥虽然不在了，但后代文人不缺浪漫的怀旧者，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西厢记》中描写到张珙从西安来普救寺、途经蒲津桥急想见崔莺莺时，唱出一首“油葫芦”的曲牌，如梦如歌地再现蒲津桥的好年盛景。其唱词是这么写的：

　　雪浪拍长空

　　天际秋云卷

　　竹索缆浮桥

　　水上苍龙偃

　　到了清代，文字中干脆消失了对于蒲津桥的形影追忆，而只剩下对铁牛的记录了。清代文人周景柱是这么描写这座桥的：牛之壮兮若天峙/角矫矫兮触苍兕/不奔不斗从尔友/万岁千秋常厮守。但是同是清代的李云仙，已然是对这几只铁牛的悲吟：唐代浮梁处/遗牛制尚新/一朝移河谷/千载困风尘。想来，文人李云仙题诗时，黄河早已改道，独剩其牛与黄沙为伍了。至于黄沙是何时吞没铁牛、铁柱、铁人的，有史可查的是因为明代后期的一场大地震。当时，黄河堤坡被损，黄涛夺路而流时更改了河道，从此铁牛不再是镇河之神和护桥之宝。到了民国之初，军阀战乱，民不聊生，因而无人顾及这些唐代遗留下来的国宝。铁牛虽壮，但是它不会发出牛吼，只好任其漫漫黄沙的覆盖，而最终的命运是龟缩于旧河道的谷底。

　　这里要提及的是，这四只铁牛、铁人、铁锁、铁柱，只是出土文物的一半。昔日地处陕西境内的蒲津桥，另外四只铁牛、铁柱、铁人、铁锁，因黄河改道，不长腿就跑到了山西境内来了。对于另一半国宝，蒲州文物机构自称暂时还无能力开掘，不管是归哪个省挖掘，总比让那些不会吼叫的国宝，沉睡在九泉之下要好——因为盛唐年代的人文盛景，永远是激励国人创造今朝辉煌的强大动力。如果再往深处开掘一点，那黄河牛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的化身，它的内在灵魂里深藏着的，是中华民族的坚韧和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