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多父青銅盨

    高21.59厘米，口17x259厘米，周晚期，西元前9-8世纪。

    仲义父盨青铜器全形拓本

    仲义父盨，西周晚期器。器内底篆书10字：“仲义父作旅盨永宝用 ”，盖铭同器铭，惟“盨”字后多一“其”字。光绪戊子（14）年（1888）夏，出土于陕西扶风岐山县，同出者有鬲四簋二。此盨椭方形，敛口鼓腹，两兽首耳，矩形盖钮，长方形圈足。每边中部有「 」形缺口，盖及器腹为瓦楞纹，盖口、器口及圈足饰卷云纹。此晚清全形拓本，年月不详。裱轴全三纸，上下纸无拓片。中纸拓片器高18.2厘米，宽29.6厘米；铭高11.9厘米，宽6厘米；盖铭高11.9厘米，宽6厘米。立轴装。

     盨，两周青铜礼器，其形制近似于簋，惟器通体作圆角方形。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郭沫若先生认为盨自名从“勺”，是用来盛羹的。于省吾先生认为盨之自名从“升”而非“勺”字，且尚有盨字写法从“米”，所以，盨是用来盛米的。此类器也有自名为“簋”、“盨簋”的，但目前没有见到簋类器自名“盨”的可靠实例，而盨的出现远远晚于簋，且存在的时间很短，因此，认为盨应该是从簋类中派生出的一种盛黍稷的盛食器。1983年陕西宝鸡县贾村塬扶托村墓葬出土一件方盨，其底部有烟炱，表明盨除了有盛食功能外，可能还有温煮的功能。

     盨的定名是根据此类器物的自名而来的。因为它的形制近似于簋，而它的名称不见于先秦典籍。《说文解字》有“盨“字，释义为“负载器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藉以负载物之器”，已非铜器名称。宋代金石学家称此类器为簋，而称簋为敦。清人钱坫开始将簋与敦区分，但仍将盨混同于簋，这种错误认识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直到1927年容庚先生在《商周礼乐器考略》中才说明了盨、簋形制的区别，而据其自名定其称。

     中国国家图书馆几十年间从公、私藏家手中收集了青铜器拓片3000余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全形拓本。全形拓，又称器物拓、图形拓、立体拓，出现约在清乾隆、嘉庆时代以后。全形拓的方法是：临拓器物前先仔细揣摩所拓器物，选择出更能代表该器物特征的最佳角度，然后用铅笔在准备好的绵联纸上画出「⊥」形图以表示器物的水平线和垂直线，再在「⊥」形图上标出器物的高度、宽度点，并使两点延伸呈示出器物的方格形，然后在方格中标画出器物各部位的具体位置，并表示出近大远小的器物透视关系。最后按图上绘出的部位在所拓器物上若干次上纸上墨，完成全形拓。已知最早的从事全形拓的拓工为清道光初年浙江嘉兴人马傅岩。民国以来，以金谿周希丁所拓为最佳。

     仲义父盨原器为吴大澂旧藏，曾著录于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三代吉金文存》、刘承干《希古楼金石萃编》（器）等。此拓本有韩惠洵题跋并钤“惠洵”印。过去的著录中有称“仲义父簋”、“仲义父彞”的，定名有误。吴大澂（1835－1902），清末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字清卿，号恒轩、愙斋。浙江吴县人。同治进士。精于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曾搜集钟鼎、玺印、陶器、货币等文字，撰《说文古籀补》，为古文字学重要著作。并撰《字说》，考释文字，颇有创见。又集录所藏各家彞器铭文拓本为《愙斋集古录》。以古物证历代权衡度量制度，为《权衡度量实验考》。另著有《古玉图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