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鹤方壶
河南博物院莲鹤方壶文物铭牌（一对），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现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另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
分别高116、117厘米，口宽24.9厘米，口长30.5厘米。
壶上有冠盖，器身长颈、垂腹、圈足。该壶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冠呈双层盛开的莲瓣形，中间平盖上立一展翅欲飞之鹤；壶颈两侧用附壁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器身满饰蟠螭纹，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小兽，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倾其全力承托重器，张口咋舌，更托青铜器的威严之感。其构思新颖，设计巧妙，融清新活泼和凝重神秘为一体，被誉郭沫若先生为时代精神之象征。
国之重宝--莲鹤方壶
河南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收藏有一件莲鹤方壶。这两件莲鹤方壶原本是一对，它们硕大的器形、优雅的曲线、纯青的工艺、精美的纹饰，尤其是顶端盛开的莲瓣之中挺立展翅欲飞的仙鹤，清新隽永，令世人叹为观止。
然而，这对莲鹤方壶的发现、收藏和流传，却有着曲折传奇的经历，方壶的背后，也蕴含着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化内涵。
石破天惊 国宝重见天日
早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南郊的新郑还是郑国的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国军队把新郑团团包围，新郑城下，旌旗招展，号角齐鸣，在韩国大军的强大攻势下，郑国很快就灭亡了。之后，过了140多年，到了公元前230年，韩国又被强大的秦国消灭，新郑这个都城废弃了，昔日繁华的郑韩故城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朝代的变迁，曾经发生在郑国的往事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1923年，石破天惊，世人的目光被偶然发生的事件吸引到了新郑市李家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话还要从这一年的8月说起。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乡绅李锐家的菜园里，由于干旱，蔬菜已经打蔫了，李锐决定在菜园里打一口井。
这位绅士怎么也没有想到，菜园的下面就是当年郑国的大墓，大墓里曾安睡的是郑国国君。李锐竟挖出了不少青铜器，他挑选了几件比较完整的铜鼎去卖，发了一笔财。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李锐挖到宝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县里，县里马上派人来制止，李锐非但不听，反而挖得更起劲了。
说来也巧，恰逢此时，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来新郑巡访，听说了李锐挖宝的消息，马上出面阻止，收缴了挖出的国宝，追回了被卖的文物，又派工兵继续挖掘，共出土青铜器100多件。
对于如何处理这批珍贵文物，靳云鹗的态度十分明确，“钟鼎重器，尊彝宝物，应该归于公家。” 靳云鹗的义举博得了一片赞扬声，当时的河南省议会致函靳云鹗：“公道主张，至深钦感，肃此鸣谢。”
靳云鹗派人把挖出的古物统统装上车，武装押运到省城开封，交给河南古物保存所收藏。
文物运抵开封时，城里城外张灯结彩，男女老少沿途欢迎，气氛异常热烈。河南古物保存所郑重其事地接收了文物。河南古物保存所就是现在河南博物院的前身，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郑公大墓出土文物，也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首批收藏。
辗转流离 双壶劳燕分飞
郑公大墓出土文物运到开封后，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推荐山东的二位技师将破碎的大部分铜器进行了修复。以当时的河南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著录，出版了四部有关的专著和图录，一时名声大振，时人称之为“新郑彝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各地相继沦陷。危急时刻，经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馆选取新郑彝器在内的部分馆藏文物，分装为68箱，由开封经郑州南下，运抵武汉，暂存在法租界内。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也危在旦夕。河南博物馆深感暂存在武汉法租界的文物已无安全保障，几经商议，河南省政府再次决定，将文物运入四川。1938年11月25日，河南文物由汉口乘客轮抵达重庆，保存在磁器口中央大学校舍内。
1945年抗战胜利，然而不久内战烽烟又起，铁路中断，交通阻隔，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没有回归的机会。世事变化如沧海桑田，内战打了三年，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计划把河南博物馆文物全部运往台湾，但是由于战局迅速发展，打破了这个计划。一部分文物被装上飞机运到了台湾，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另一部分文物来不及运走，被留在了重庆。
1950年，河南省代表会同国家文化部代表共同来到重庆，接收国民党政府在撤退前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河南博物馆文物。文化部挑选新郑、辉县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首都北京，分别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莲鹤方壶中的一只被调往北京，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另外一只被运回河南，现在保存在河南博物院。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打箱封条，还完好地保存在河南博物院里。
至此，1923年河南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分散在三地，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台北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馆四家博物馆收藏。
时光流逝，历史变迁，新郑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禁在问：80多年后还能找到那段历史的痕迹吗？
在新郑市文物局的院子里，矗立着一件巨大的莲鹤方壶塑像，如今它已经成为新郑市文物局的标志。
在出土莲鹤方壶的地方—新郑市，已经建立起巨大的标志墙，上面书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韩故城。昔日的郑韩故城早在1961年3月4日就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定为全国文物重点单位，得到了精心的保护。
可惜，当年出土莲鹤方壶的李家楼郑公大墓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已经无法拍摄到它的真实画面。值得庆幸的是，2000年，新郑市考古工作者在附近发现了面积为240亩的大型郑国墓葬群，里面有各类墓葬3000多座。如今，墓葬群已经被开辟成保护区。
巧夺天工 青铜时代绝唱
壶是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种类之一，自商代就已有之，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诗经》中曾有"清酒百壶"的记载，所指的便是这类器物。其造型多种多样，有扁壶、方壶、圆壶、瓠形壶等等，莲鹤方壶就是东周时期的代表器物。
莲鹤方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颈两侧用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飞龙，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似乎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构思新颖，设计巧妙。方壶通体满饰蟠螭纹，这些蟠螭纹相互缠绕，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动态平衡。
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当然，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乃是盖顶仰起盛开的双层莲瓣，以及伫立莲瓣中央一只立鹤。仙鹤亭亭玉立，双翼舒展，引颈欲鸣，表现出的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感觉，形神俱佳，栩栩如生，曾使多少人为之倾倒。因此莲鹤方壶被专家们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它说明郑国的工业科技水平特别是青铜器铸造工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莲鹤方壶构图极为复杂，造型设计非常奇妙，铸作技艺卓越精湛，堪称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莲鹤方壶需要几十个奴隶同时浇铸才能完成，是多范畴合铸工艺的代表。
鹤舞莲池 引领时代新风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郭沫若先生指出：莲鹤方壶的艺术风格已迥然有别于殷商、西周，在盖顶莲瓣中心立一张翅之鹤，全然超出了西周以上神秘凝重的氛围，显露出清新的气息。郭沫若先生以极富文采的语言，称道“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踌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可以看出，他这里所描述的，既是指莲上之鹤，又是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与趋向。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也正在开创一代新风，所以郭沫若先生说莲鹤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标志着中国艺术风格的一个新的开端。
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东周青铜器作为这一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易于理解和更接近于生活。莲鹤方壶的出现，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是活跃升腾的精神力量的形象体现。
朝晋暮楚 体现文化交融
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新郑彝器，还向我们展现了郑国青铜器的特征。读过《春秋》经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郑国居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朝晋暮楚，在夹缝中求生存，形势十分艰难。春秋中期以后，中原之晋，南方之楚，在文化上也各自形成中心，这也明显影响在青铜器上。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既有接近于以晋墓出土器物为代表的中原色调，又有接近楚墓器物的楚文化因素。可以说，它是中原文化南传和楚文化北传的第一驿站。
楚地浪漫的风格，使许多受这种风格影响的器物都具有了一种流动、飞扬的韵致，这种韵致与中原商周青铜器的肃穆、威严不同，洋溢着一种运动的生命力。反映在艺术造型上，则表现出一种舒扬升腾的美感。这件莲鹤方壶正是东周这一艺术风格转变时期的代表作品。
扑朔迷离 大墓墓主之谜
根据现有器物和前人著录的记载，新郑大墓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青铜容器、兵器、乐器、车马器、杂器以及玉石器等，因其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无疑应为某一代郑公之墓。那么这座大墓的年代是什么时间？墓主人又是哪一位郑国国君呢？
由于当时大墓的挖掘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加上墓中出土器物上几乎没什么文字材料，因此要确定大墓的年代和主人，有相当大的困难。
在郑公大墓所有的出土器物中，只有一件青铜炉上铸有七个字的铭文，据考证为“王子婴次之囗炉”。这七个字的铭文为考证大墓的年代提供了惟一的文字资料。早在1924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指出：铭文中的“婴次”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婴齐”，也就是楚庄王之弟、楚国的令尹子重，《春秋》等文献称之“公子婴齐”，而楚人自称则为“王子婴齐”。那么楚国令尹子重的器物何以会出在新郑呢？王国维认为，这是由于晋楚鄢陵之战时，楚军战败逃遁，所以才会将此器遗留在郑地。如果照此推测，那么新郑大墓就应当葬于鲁成公16年，也就是公元前575年鄢陵战役之后。当时郑国的国君是郑成公，所以新郑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郑成公或者是郑成公以后的某一代郑公。
针对王国维的观点，郭沫若先生于1932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沫若主张“王子婴齐”应是郑公子婴次，新郑之墓当成于鲁庄公14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后之3、5年间。墓中殉葬器物至迟亦当作于公元前675年。这一推测比王国维的观点早了约100年。
此外还有人提出新郑大墓的代应晚至战国时期。
1965年郭宝钧先生根据有关考古资料，提出李家楼大墓的年代不可能早到春秋早期，认为还是以王国维的说法较为正确。后来其他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王子婴次”还是楚令尹子重，新郑大墓最可能为卒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公元前566年的郑僖公，即在春秋中晚期之际。
不过，最近又有研究者指出。郑成公在位期间，郑国之国势能否与新郑器群之宏大规模相称。郑成公在位的14年间，郑国内忧外患频繁。在这样极度混乱、国力极为衰弱的背景下，郑成公是否有实力以如此规模的青铜器入葬，实在可疑。而郑成公之后，郑僖公在位只有五年，而且是一个弱君，为子驷所杀，所以也不能与新郑器群之规模相称。
郑僖公之后，郑简公（公元前565年至前530年）即位，名相子产辅佐执政，郑国对外两亲晋楚，对内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和财富，国力增强。从国势的角度来看，只有郑简公在位之时的郑国国力，才能与新郑器群的规模相匹配。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则新郑大墓的墓主当为郑简公，其年代下限当为公元前530年。
目前比较接近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墓主有郑成公和郑简公两种可能，其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571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530年。
莲鹤方壶从1923年出土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80多年来，莲鹤方壶以其俊美飘逸的身姿，令国内外无数观众为之倾倒。莲鹤方壶所体现的蓬勃向上，变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也将永远为世人所称道。今天，在故宫博物院的鼎力支持下，分离多年、劳燕分飞的一对双壶终于得以团聚。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思念远在海峡对岸的郑公大墓的遗珍，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郑公大墓出土的所有文物，能够重新团聚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