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鼎

高54.6厘米，炊器，传1942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任家村，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前中国历史博物馆）。

    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腹壁斜外张而下垂外鼓，底部曲率较小，近平，下承三蹄足。颈部饰穷曲纹，间饰扉棱，腹部饰波曲纹，足上部饰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器内壁铸铭文20行207字，记述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的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噩侯驭方。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西周晚期著名青铜器。为厉王时禹所作。宋代《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书著录称为“穆公鼎”。铭文二百零六字，载《殷周金文集成》2833号。记述鄂侯（名御方）率南淮夷、东夷反周，周王曾以其“西六师”、“殷八师”进攻鄂侯，未能取胜。禹以武公的兵车百辆和徒御—千二百人参预作战，终于俘获鄂侯。1942年陕西岐山又出一鼎，与宋代著录者相同。禹鼎造型庄重，铸作精致。

    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禹鼎为圆形大鼎，一对直耳立于口沿之上，微向外移，其腹部较浅略鼓，三足呈兽蹄状。口沿下饰简化餐餐纹一道，腹部饰环带纹一周，耳外侧施以两道凹弦纹，足上部饰以饕餮纹。禹鼎保存状况较差，表面呈黑褐色，部分地方有绿色锈，其锈蚀较重，在腹壁甚至有因锈蚀而形成的孔洞，因而也影响了其长篇铭文的释读。然而就是这段难以解读的铭文，记载了西周灭古鄂国的血腥史。

    禹鼎内腹壁铸铭20行，每行9-3字，包括重文3字、合文2字，共计207字。经过专家释读，铭文分为五段：禹先自叙其先世及武公命禹继承其祖考掌管井邦；接着叙鄂侯驭方叛乱，率领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的东南部疆土，周王命西六师与殷八师前往讨伐，因鄂师据守匡地，未能攻克；随后武公派遣禹率亲兵，包括兵车百乘、甲士二百、徒兵千人前往匡地，协助西六师和殷八师作战；禹经过苦战，胜敌立功，擒鄂侯驭方；禹铸做这件宝鼎记载战功。禹鼎是记录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资料，尤其记载了鄂国--这个具有几百年历史古国的灭亡史实。

    鄂国历史悠久，《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时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因此至少在商代，鄂国就已经十分强大。西周时，鄂国为西周所封之南国中之大国。因其地处汉水以北、淮水以西，是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成为西周南疆之屏障，周王室倚以经营南方以及控制南淮夷及东夷，因此，颇受周王之重视，常给予丰厚赏赐并与其通婚以笼络。也正因此，一旦鄂侯驭方率领南淮夷及东夷进行叛乱，声势就十分浩大，并曾攻入西周腹地，对周王室造成严重威胁。周王虽然同时派遣西六师和殷八师前往镇压，仍然不能取胜。最后加派武公的亲兵，才取得胜利，可见此次战役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而此次伐鄂战役中，周王命令不仅要彻底消灭鄂侯驭方，连其国内老少也一并剪除，表示了周王对鄂侯叛乱的深切痛恨，同时也说明周王室对于南疆的重视以及淮夷问题的重要性。鄂侯驭方兵败被擒以后，鄂国族衰弱离散，无力立于诸侯之林，显赫一时的鄂国从此灭亡，而鄂国铜器也再未出现。

    禹鼎极有可能1940年出土，地点是任家村。任家村，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坐落于现陕西省扶风县，然而这座距离法门寺仅5里地的小村子，却因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接连发现两处埋藏大量青铜器的窖藏而蜚声海内外：1890年，村民任致远在村东南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120多件；1940年，村民任玉、任登银、任登肖兄弟等人在村西南土壕取土时又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青铜器100多件。这两次发现的青铜器数量巨大，且不乏名品重器，如克鼎、克钟等“克”器群青铜器、梁其鼎等“善夫梁其”器群青铜器，可惜这些青铜重器出土后便陆续散失，目前存世能明确知道出土地点与收藏情况的不足三、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