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篆刻的若干体会
篆刻
印章的历史非常悠久，远古时代，人们在圭璧或符节上刻上诏敕、命令等内容，制成印章。先秦时代的印章是在青铜、玉、石等坚硬的材料上以反文刻之，作为信票和密票印在帛、纸、泥、简牍上，被称为“古文印”、“古朱文印”、“古玺”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枚古玺，就可以佐证中国在商代就开始使用玺了，它被广泛应用于信凭的象征和封检。篆，传也；“篆”字里面就包含有“传”的意思。
东汉应劭 汉宫仪 云：“玺，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用之。”说明在古代，玺作为信物，不管是地位的高低，都在使用。汉代以后，“皇帝”、“皇后”、“诸侯”等使用的印章称为“玺”；“太守”、“将军”、“公卿”等的官印和私印，都称为“章”；而平民的图章称为“印”。
按照篆刻技法的不同，印章从大的方面可分为阳刻的朱文和阴刻的白文；按照篆刻的内容，又可分为“官印”、“私印”、“成语印”、“吉祥印”、“收藏印”、“鉴赏印”、“肖形印”等多种形式。
篆刻是信任和义理的艺术，而作为一种制印艺术，它被称为“治印”、“铁笔”、“铁书”、“刻印”、“刻图章”等，刻完的图章叫做“图书”。印章艺术所用的文字必须遵守纯正的篆刻线条和结字原则，笔画要“均齐”、“对称”、“调和”。篆刻以自由屈伸和增减的布白表现出篆刻者的风神和意趣，成为与书法有同等地位的文字艺术。
印章用字要严格符合造字原理，否则内容便会暧昧模糊，失去印章的功能。历经治印历史而传承下来的文字形式多种多样，汉字书体极为丰富，但是从来就没有脱离文字法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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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韩国著名书法家、篆刻家权昌伦
章法
印文章法又称“分朱布白”，指印文之繁简、疏密、欹正及相互间虚实、就让、呼应等关系。安排印文，务必要做到匀称协调，各得其宜，构成一个完美之整体。袁三俊((篆刻十三略 云：“章法须次第相寻，脉络相贯，如营室庐者，堂户庭除自有位置。大约于俯仰向背间，望之一气贯注，便觉顾盼生姿宛转流通也。”吴先声 敦好堂论印 云：“章法者，言其成章也。一印之内，少或一二字，多至十数字，体态既殊，形神各别，要必浑然天成，有遇圆成璧、遇方成圭之妙。无龌龊而不合，无臬兀而未安。斯为萦拂有情，但不可过为穿凿，致伤于巧。”许容《说篆》云：“章法者，布置成文，务准古印，一字有一字之章法，全章有全章之章法，如字之多寡，文之朱白，印之大小，画之稀密，挪让取巧，当本乎正，使相依颐而有情，一气贯穿而不悖。每作一章，必属意构思。”
《法言·吾子》中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其原意是说精心刻意地做文章。“印从书出”，说的是先要善于书法，然后篆刻才能更精巧。纵观治印的发展，也是先模仿照搬优秀的传统，提高自身的“印格”，进而才能享受其中的乐趣。
汪维堂(摹印秘论》提出五妙三多：“一日停妥，使人不可移动，字字着实，笔笔妥帖，安如磐石，稳如泰山；二日流动，欲其圆活变动，不可拘泥执定，浑融之态，如行云流水，走马放雕；三日典雅，欲其不可狃俗，使体度舒畅，如山林野叟，阆苑神仙，气爽神清，别有一种可爱；四日风神，辉映闪灼，骨格疏朗，若美人之丰姿，古器之青绿，不能尽其妙处也；五日古朴，文有丰满充足之意，体法庄严，若商彝周鼎，自是高古气象。三多者：见得多，讲得多，刻得多。有此三多，自然神妙。”
弊病
有评论家认为，大多数人没有经过正确的执笔、运笔及结字法的学书过程而大量盲目地练习，其结果就是功力上虽有进步，但书风却逐渐退步。
对于篆刻来说，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它被无知地认为是简单的刻印，混淆了治印的铸、刻、凿、碾等方法，结果体态杂乱无章，字法缺少庄重典雅，刀法上没有得心应手的妙趣，章法上更找不到疏密、俯仰、向背、虚实等构成要素，进而堕落为指尖末技。
周应愿 印说 ，提出了“篆之三害”、“刀之六害”，指出：“篆之害三：闻见不博，学无渊源，一害也；偏旁点画，凑合成字，二害也；经营位置，疏密不匀，三害也。刀之害六：心手相乖，有形无意，一害也；转运紧苦，天趣不流，二害也；因便就简，颠倒苟完，三害也；锋力全无，专求工致，四害也；意骨虽具，终未脱俗，五害也；或作或辄，成自两截，六害也。”
此外还有六忌。就像有的村姑不考虑自身条件，模仿他人随意涂脂抹粉一样，这样的篆刻叫做俗气；雕刻精细却没有韵味的被称为匠气；笔法锋芒过度炫耀的叫做火气；过分粗率失之文雅的叫做草气；没有骨力的是闺阁气；不求甚解、一团死气的叫做龌龊气。
以上所引用的古人总结的经验，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以参考和借鉴。为了避免上述弊病，应该多看治印的著作，从大道进入，方有巨大的后效。
此外，还有朱简提到的印篆五大弊病。朱简 印章要论 云：“学无渊源，偏旁凑合，篆病也；不知执笔、字画描写，笔病也；转折峭露、轻重失宜，刀病也；专工乏趣、放浪脱形，章病也；心手相乖、因便苟完，意病也。” 篆病、笔病、刀病、章病、意病与周应愿说大同小异。我认为，要避免这些缺点，达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研究汪维堂的(《摹印秘论 中的五妙理论是最基本的。
继承并发展有深厚渊源的艺术，怎么能忽视理论系统和创作规范？怎么能无知妄作、丑态百出、自负自满，甚至模糊神圣的印学精神？这样的行为应及早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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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权昌伦，韩国醴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名誉理事。发表《颜真卿书法考》、《吴昌硕艺术对韩国的影响》等多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