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面书画：咫尺间的雅趣风流

　　黄薇

　　扇子从来都与文士风雅密不可分。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宽衣博带，扇子藏于袍袖之间，是随身携带把玩的雅物。尤其到了明代，藏扇蔚然成风，士人每每收藏百余把，讲究每日换一柄而不重样；每遇同好，彼此交换欣赏，品评高下，更是雅集的时尚。张大千就曾说：“在文人社会中，扇子并非只是用来纳凉的。你手持一把扇子，字是谁写的，画是谁画的，扇骨是谁刻的，别人从扇子上就能看出你的身份、地位，比现在用名片有效多了。”

　　扇子成为文士地位、人格的一种物质投射，而扇面与书画一经结合，便已超越实用性，成为一件艺术品。“万里江山归一握”，扇面对书画家的创作要求颇高，需要布局精准、技法娴熟，一幅盈尺小品往往体现出创作者深厚的艺术造诣和笔墨意趣。在扇面上写书作画，是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两宋前团扇是扇画主角

　　扇子作为实用工具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以现有的文献来看，最迟在尧舜时已有所谓的“箑”，即扇子的雏形，吊于室中，用绳牵引，摇荡生风。团扇和折扇是中国扇子的主要两大类别。团扇产生时间要早，约在东汉成帝时就已开始使用了。

　　团扇以其形状团圆如月而得名，但并非绝对的圆。魏晋南北朝时期，它的形制日益增多，后来发展为椭圆形、长圆形、腰形、海棠形、鸡心形等众多样式。团扇因扇面多使用丝织物面料，也被称为“纨扇”；丝织品价格昂贵，难入寻常百姓家，于是又有“宫扇”之称。宋以前的画扇基本上指的是团扇绘画。

　　画扇之风大约从六朝已开始，留下不少文人骚客的趣闻。三国时，曹操曾请主簿杨修画扇。杨修提笔时不小心在扇面掉下一个墨点，于是顺势将其画成一只苍蝇。曹操过来查看，竟认画作真，忙用手拂去“苍蝇”。成语“误点成蝇”的故事由此而来。“六朝四大家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人物一反汉魏古拙之风，意在传神，自谓“以形写神”。《玉函山房辑佚画》记载，顾恺之为人画扇，作嵇康阮籍像，都不点睛便送回。人问其故，他答道：“哪可点睛，点睛便语。”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路遇一位卖六角扇的老妪，一再折价也卖不掉手中存扇，他遂在每把竹扇上题了五个字。老妪埋怨他弄脏扇面，王羲之则宽慰道：你就说这是王右军所写，可价售百钱。果然，老妪手中的扇子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可见文人垂青的魅力。

　　扇画艺术的春天，在两宋时迎来。帝王的爱好和群臣的提倡，使其大行其道，宫廷院体为代表的团扇书画，成为宋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初期，宫廷中设立了“翰林图画院”，画院成为全国的绘画中心，云集了各地顶尖高手，重要的绘画创作也都围绕画院进行。宋徽宗赵佶更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广招天下画家，画院创作遂日趋繁荣，成为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为辉煌的时期。宋徽宗每每躬亲画扇，作画题诗，他的扇面《枇杷山鸟图》流传至今，显示出极高的才艺水平，现藏于故宫[微博]博物院。

　　《书继》中记载：“政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一时天下画家名手纷纷投其所好，研习笔墨，经营画扇，蔚然可观。一般文人皆能书而未必能画，宋代文人画家兴起后，使得书画共扇多了起来，最终诗书画印与扇子融为艺术一体。团扇的繁荣之态，直到明代被折扇取而代之。团扇也由最初男女适用，逐渐变为女性皓腕的专属之物。

　　明代折扇异军突起

　　折扇又称“聚头扇”，或“撒扇”、“折叠扇”。它的来历至今众说纷纭。一说认为出自中国本土，一说是高丽人发明的，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诞生于日本，由高丽传入中国的折扇同样起源于日本。中国的团扇早在奈良时期(710-794年)就传到日本，据考古研究，大约也在这一时期，日本在中国扇的基础之上研制出开合自如、便于携带的折扇，后通过贸易返销回中国。

　　折扇在宋代传入中国。据《宋史·日本传》记载，端拱元年(988年)日本僧人来华进贡，礼品中便有“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前者指的是用桧木制的折扇，后者则是纸面做的折扇。这是我国文献中最早关于折扇的信息。文学家苏辙还曾写过一首诗《杨主簿日本扇》：“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当然借扇子讨论的是义理问题。到了南宋，折扇的生产与使用已相当普及，临安城(今浙江杭州)还出现了专门制作折扇的店铺。但囿于传统观念的排斥，折扇最初被认为是下贱之物，“仆隶所执，以避尊贵之目”。当时的工艺也不够考究，折扇扇骨少，扇面用纸也比较粗糙，不适宜题字作画，故多为一般市民日常使用，未能登大雅之堂。

　　这种局面被一个皇帝的偏好所打破。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得到由朝鲜国进献的折扇，喜爱其收放自如的方便，便令内府仿制之。宫廷在成都仿制折扇，每年近两万柄，往往还成为皇帝赏赐群臣的礼物。上行下效，折扇在永乐年间开始广泛流行，成为扇子的主流。折扇的工艺也迅速提高，扇骨的材质有竹、木、象牙、犀角、玳瑁等，扇面用纸分为素面、蜡笺、泥金、洒金等多种类型，制作精工。折扇以其体小、便携、式样优雅、宜书宜画等特点，受到文人墨客的钟爱。

　　明代扇画的真正兴起，是随明朝中后期的吴门画派流行起来的。“到明代四家，唐、沈、文、仇始为书画，蔚为吴下人书画扇面之风气。”以“吴门四家”文徵明、沈周、唐寅和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继承了元代文人画的传统，尤为喜爱表现吴中山水。当时以泥金扇面最受推崇，配上吴门典型的设色或青绿山水，尤为惊艳。如今的拍卖行遇到这种拍品，往往也会多加三分之一的价格起拍。据说唐寅曾在扇子正面画一枝桃花，张灵在花下添了一半身美女图，祝枝山在扇子的反面狂草挥洒，写下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能卖到时价二十两银子。吴门画派的后来者，如“松江画派”、“清六家”、“四僧”、“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都在扇面艺术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

　　明人制金扇，配料十分考究，保存至今日，鲜有金色发黑残损的情况，且不易有蛀虫。明代江苏一带的文士极爱折扇，有以扇随葬的风俗。1973年吴县洞庭山明墓出土有文徵明、申时行的两把书画成扇，时隔400多年，在棺材尸水中浸泡过仍不失光泽，出土后开合自如，金光照人。这一点连清代制品也自叹弗如。

　　扇面之美与收藏之乐

　　随着造纸业的兴盛，扇面艺术在明、清两代发展到鼎盛，几乎所有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在扇面上写书作画的典型经历。明代士大夫之间相互赠扇，炫耀雅扇已是一种风气。讽刺的是，在清初人写的笔记中，甚至提到南明弘光朝的大学士们在朝堂上讨论的不是清兵压境，而是应否在十月天气炎热时使用扇子。清代此风更炽，涌现许多制扇的名家，而“制一扇，所费数金，而人必数扇，且辗转丐求名手书画，以相夸耀”。毕生雅好书画的乾隆皇帝，曾命礼部尚书、画师张若霭将宫内所藏元、明两代折扇三百把编目作序，题名为《烟云宝笈》出版。后下至官吏文士，商贾市俗，莫不以手持名人书画的折扇为雅事。团扇也在式微近300年后，直到清末又忽然活跃于书画家的案头。

　　为了更好地保存，许多收藏家将书画扇面直接裱成册页，而没有制成成扇。还有人将成扇扇面揭下，装裱后收藏起来。因此古代扇面书画大多以册页的形式保存至今。折扇扇面的特殊形制，正是其魅力所在。有科学研究显示，人的双眼平视时，最舒适的视界是落在竖短横长的符合黄金比例的矩形之内，并且视角在120度。这恰好与市面上最常见的16与18档折扇张开的角度和长宽比例相合。扇面在形态上具备先天的优势，体现了中国古典美的和谐匀称。

　　扇面较之手卷、中堂、横批、册页，创作多不易，故有“求扇一页，胜画之尺”之说。祝枝山是一位擅长扇书的大家，但他对折扇书法曾有个著名的比喻：在规则凸凹的折扇上书写，犹如舞女在瓦砾堆上跳舞，即使是飞燕与玉环来跳，也会减了几分媚态。而扇面的弧度，对以大片风景入画的山水扇面而言，需要其抛弃通常直线地平线的处理，而多沿扇形作弧线构图，更讲究布局的精当巧妙。

　　扇面的独特神韵，古往今来让无数收藏家魂牵梦萦。明代徽商收藏家汪爱荆，曾以100幅宋、元的扇面裱成一座画屏，人称“屏山”。现代著名的书画家吴湖帆，精于扇面收藏。他以祖上遗留了若干把“状元扇”为引子，曾亲手编制了清代状元名次录，按图索骥，历时20多年之久集藏了70多位清朝状元书写的扇面。后来他将其悉数捐赠给了苏州博物馆[微博]。老舍生前以收藏扇子而出名，他的收藏囊括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俞振飞等顶尖戏剧名伶的作品，共有100多把，都很有来历。比如梅兰芳表演极讲究“扇子功”，他每次主演《晴雯撕扇》前，必定亲笔画一张扇面，装上扇骨带到台上，然后当场撕掉，已成规矩。琴师徐芝源看到后，颇为心疼，有一天等散戏之后，偷偷把梅兰芳撕掉的扇子捡回来，请裱师重新裱装好送给老舍。老舍大为感动，从此对名伶的扇子倍加钟情。可惜这些珍贵藏品“文革”后被抄走，低价转卖，不知所踪。

　　从民国时期开始，团扇已从文士生活中消失，而折扇尚能延续余晖，只是扇面上书画的技艺，真正懂的人越来越少。“小品大艺”，记录的正是明清扇画全盛之际，漫天霞光间的一抹绛红，更叫人遥想那咫尺间说不尽的雅趣风流。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0期